叶德辉，字焕彬，号郋园，湘潭人，光绪乙酉科本省乡试举人，壬辰科进士，授吏部主事。中国故重科第，而科第尤以翰林、吏部为清要之选。明以来，文称台阁体，盖朝廷典章铨选所从出。居是官者，率自矜贵。郋园观政未一年，拂衣归隐。其先世自祖以上，本江苏人，江苏叶姓为华族，自宋叶梦得，元叶颙，明叶盛，清叶树莲、叶林宗、叶方蔼、叶奕苞、叶燮，皆以藏书、著作名重当时。郋园家雄于财，少承庭训，又多先世遗书，朝夕披吟，遂精考据之学。湖南人士言儒学最晚，远者祖濂溪周氏，阐明性理；近则王船山一派，以议论解经，略参古训；迨邹汉勋、魏源、曾国藩、周寿昌出，与江南人士往来，遂变其学，然不尽宗汉法也。郋园家富楹书，所藏多江浙经师遗集，故其为学与诸老不同。同治、光绪中，湖湘文学士多游郭嵩焘、王闿运之门，郋园笃守家学，未尝一执雁焉。幼好汉许慎《说文》，以许所居里在汝南之郋地，因自号“郋园”，以志私淑。又号“丽”，取《说文》“丽闿明”之义，颜其藏书楼。尝为说，以“丽”即“离娄”之转声，“ ”与“楼”又通用。其笃嗜小学如此。平生著书极富，以《说文解字故训》为最精博。舟车行旅，必以书目数帙相随。凡所藏官私目录，大都墨涂朱校，考辨授受源流。其自藏书，编《观古堂书目》四卷，折衷汉、隋两《志》，损益古今。收藏书画、古器、泉币，游历湖南者皆得见之。所著《郋园书画题跋记》六卷，兼赏鉴考订二事之长。泉币之富，则见所著《古泉杂咏》四卷。又著《消夏百一诗》二卷，专论所藏明清两朝闻人字画、折扇。二书均刊入《观古堂全书》。近著有《藏书十约》一卷、《游艺巵言》二卷，自述收藏之甘苦，欲以昭示来学也。郋园大而经史四部，小而词曲，无书不购，无学不通。东京盐谷温从之间曲二年，于南北曲剧之变迁、声律雅俗之分辨，手书口授，语焉必详。家有梨园部，承平歌舞，游客恒得饫闻。辛亥鄂变后，不免有“子弟散如烟”之恨矣。所著刻书曰《观古堂所著书》、《观古堂汇刻》、《丽丛书》、《双梅影闇丛书》。又撰宋赵汝愚遗事为《赵忠定别录》八卷，辑《忠定奏议》四卷。又著《六书古微》十卷、《说文读若字考》七卷、《同声假借字考》二卷、《经学通诰》一卷、《观古堂诗录》一卷、《郋园北游文存》一卷、《郋园六十自叙》一卷。又校刊《金虏海陵王荒淫》一卷。先是康有为、梁启超唱新学于湘垣也，郋园纠合旧学同志，大驳议之，编《觉迷要录》二卷、《翼教丛编》二卷。辛亥革鼎后，屡遭少壮者之厄，或触司牧之忌，幸得免之。迩来专心著述，王闿运、王先谦、皮锡瑞诸儒弃世之后，湖南独存郋园耳。今年丁卯三月，为×××所戕害，其藏书三十余万卷没入广东中山大学云。
鹤雄亲炙郋园，出入观古堂者九年，今闻噩耗，茫然自失，信不能之。此时湘省邮电不相通，裁书问北京清华大学杨遇夫教授，始得其实。歔欷者久之。
还有田冈正树在1927年6月《辽东诗坛》第二十四号发表的，据说是叶德辉之子叶尚农复松崎鹤雄的信函，题为《叶郋园殁后之消息》，其中写道：
先父于夏历三月初七日晚六时被农工界在家捕去，送押长沙县署内。当即遍恳有力各要人出为救援，均归无效。初十日由长沙县转送特别法庭，于下午三时提讯一次，所犯刑律“帝制嫌疑”。四时遂往浏阳门外识字岭枪决，身受两枪，一中头部，一中心部，是遭惨死。呜呼痛哉！是日全家大小恐被逮捕，均皆逃避，妻离子散，惶惧万分。家中所有藏书以及金石、字画、古铜、遗稿、应用金银珠玉、衣服器具等之要件，均被彼等抢劫一空。家中仅存少数书籍、碑帖、书版，充为中山图书馆所用。现恳友人疏通，故未搬移他处，住宅充为馆址，并设办事处管理，有人闻有散失。家藏宋元及善本书籍，计存无几。现事仍未解严，棘人合家大小、男女人丁至今隐逸，逃往四方，仍未团聚。霎时家败人亡，不知所犯何律。先严近撰《观古堂藏书记》、年谱、诗稿、经学各书，均被没充。刻在托友说项，不知能否发还。棘人遭此大故，现使流离失所，寝馈难安，神精恍怫，如若癫狂。一切苦衷，罄竹莫宣。知我如兄，其将何以教之，而将何以救之耶﹖棘人刻间碍于事未解决，仍旧猬居避别，不敢问世。
这些文献的作者，也大多被时代所湮灭了。莫辨真伪。当然，大凡做文章者也可能用自己的意思修改或夸张自己同情或赞美的对象。但叶德辉毕竟是被遮蔽了，同时被遮蔽的还有他显赫的家族史、他的个人遗物、他的私生活、爱情、妻子、情侣、朋友或族人。叶德辉还曾从事私人教育。如近代史学家、语言学家杨树达先生（1885—1956）也是湖南人，十五岁就拜在叶的门下，为其弟子。但是我看不到杨对叶之死的任何追述文字。
目前所知道的关于叶德辉之死的一些直接原因，是他的言论。历史上的1927年前后，国共第一次合作组成的北伐军，其目的是推翻北洋政府，这就是“大革命时代”。在大革命中著名的口号“打倒土豪劣绅”，的确导致了很多无辜的地主或乡绅之死，尤其是影响了以这些人为基础的文化积淀与传播。当时，在农民眼里，叶德辉本来就是个囤积粮米，不折不扣的土豪劣绅。他读过再多的书，或做再多的文化事，也得不到文盲与革命军的尊重。甚至都得不到北洋政府的尊重。因为他和王国维一样，是属于旧中国的，几乎是古代中国的那种文人。1927年，北伐军打到长沙，发动当地的农民和工人组成农会。叶德辉却根本不把这个农工联盟的组织放在眼里，竟然戏作了一副讽刺对联：
农运宏开，稻粱菽，麦黍稷，尽皆杂种
会场广阔，马牛羊，鸡犬豕，都是畜生
横批：斌尖卡傀。
此联藏头是“农会”二字，而其后便是“杂种”和“畜生”，横批则是“文不文、武不武、小不小、大不大、上不上、下不下、人不人、鬼不鬼”。这简直就是人身攻击了。可以说，搞这种文字游戏的叶德辉，也是有他的狭隘之处的。他或许就是因这一副对联惹来了杀身之祸。他的死，和明初读书种子方孝孺被明成祖朱棣“灭十族”还不太一样，方孝孺是因为对传统文化和君权纲常伦理太过严谨，而叶德辉则有信口开河的时候。略读方孝孺遗世的《逊志斋集》，就能看见其中他有大量的“君子与小人之辩”，足以说明这一点。这样黑白过于分明的人，若按照先秦鲍叔牙的观点来看，是不适合当官的。而方孝孺当时则是翰林侍讲，又是参与削藩政策的文学博士，在朝廷中又几乎是建文帝的太傅，帝师。所谓“读书种子”一词，来源于《明史》中姚广孝对方孝孺的评价。即姚广孝曾劝燕王朱棣，靖难之役若胜利后，有一人不可杀，即方孝孺。若杀，则“天下读书种子绝矣”。但是朱棣最后还是因方孝孺不愿意为他写诏书而杀了方，并连带杀掉方的九族及其门生八百七十三人，太过惨烈。此事遂成为明史乃至中国历史上一道永恒的话题。方孝孺是理学大家，著作等身，灭门后其著作被销毁很多，但残留至今也还有不少。最关键的是，他的死为其身后带来了面对篡权者“威武不能屈”完美荣誉，对后代儒林产生了久远的影响。而叶德辉在对待社会革命时的对联文字游戏则走了另一个极端，有点过于荒谬和恶意了，缺乏在进行社会问题之批判时一个学者所应有的严肃态度。而且，他的死随着历史被遮蔽，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荣誉，甚至反倒是有不少恶名。
同为读书种子之死，在帝制时代和革命时代，却命运截然相反。
我们只知道，叶德辉之死，在当时的震动是非常大的。王国维就是因受此事刺激，跳进了昆明湖。王的著名遗言是：“五十三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王国维没有说直接的打击是来自叶德辉之死。透露这个信息的，是梁启超的一封信，梁说：“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静公深痛之，故效屈子沉渊，一瞑不复观。”这封信里里梁启超搞错了一个事情，即湖北著名的经学、方志学和藏书大家王葆心（1864—1944）当时并没有被枪毙，他是1944年才病死的。伪满时期溥仪曾请他北上，他也拒绝不去。由于内乱时期通讯本来不发达，王也被枪毙的事就成了一个谣传，似乎是为了夸张两湖地区农运的恐怖气氛。于是就连梁启超和王国维也听信了这谣言。但是叶德辉之死，或许的确应该是王国维之死的外因之一。今天被称为一代国学宗师和古文字学“四堂”之一的王国维，若按当年毛时代的价值观来审判，本该也属于所谓“封建帝王的奴才”。因为他的学问似乎“都是为满洲国服务的”，而不是为人民服务的。当时的社会舆论要从这个角度要去否定叶德辉的意义，更是小意思。
据说当时，杀了叶德辉这样一个有名的恶霸，在农运份子和国民党之间还一度争功，都说是自己杀的。可后来又觉得叶德辉这样一个大学者，可以说跟明代方孝孺一样的读书种子，似乎是不太该杀的。起码是杀得太可惜了。于是，又互相推卸责任，说是对方杀的。而当年，胡适认为，如果是叶德辉当权，他也会这样去杀那些革命者。于是胡适写了首诗讽刺，其中有几句是：
你们杀我我大笑，我认你们作同调。
三十年来是与非，一样杀人来翼教。
胡适的意思是，如果叶德辉这样的人得到了生杀大权，他对他的敌人也会大开杀戒的。那一代中国人不可能真正理解包容和民主。
叶德辉事件之矛盾如此。他是湖南读书人，正如他的湖南前辈曾国藩所说的那样：“书生好杀，时势使然也”。但叶德辉毕竟没有曾剃头那样的黩武本事。都是士绅，但叶只是个书虫。关于叶德辉之死，查许多的资料记载，都说他是被枪毙的。如《万象》杂志2009年二月号所载张增泰先生《从叶德辉之死说起》一文，里面就说：
叶德辉头戴高帽，颈插斩标，由造反派押着，来到湖南省惩治土豪劣绅特别法庭会场。主审者郭亮，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他是接替夏曦的，执行的是夏曦的一套。叶德辉的罪状被一一列举，包括被电信局截留的他起草的致段祺瑞、张作霖、吴佩孚、蒋介石、谭延闿等所谓湖南农民协会十大罪状的电文，最主要的是近期他送给湖南农民协会的一副对联。
公审结束，郭亮让张琼用红笔在叶的鼻子上点红（犹如后来法院在判处死刑犯的布告上打上红勾）。这时张琼犹豫了，毕竟是宠爱自己的亲舅舅呀。郭亮见张琼动摇，迅即夺过笔来，自己点红，并在判决书上批“立斩”二字。接着，造反派押着叶德辉游街示众，前面有人引他伸脖子，行刑者趁势大力一刀……时在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一日（旧历三月初十）上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