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当时对王国维与古代汉语衰落的一种狭义的认识。那时，大街上的书店似乎还看不到关于叶德辉的任何著作。
看老照片中的叶德辉，戴着瓜皮帽，穿着马甲，拙目厚唇，麻子脸，的确很像一个品行恶劣的土财主的脸谱。他的形象似乎就是我们从小在宣传故事里熟悉的，那种典型的所谓“恶霸”。
但是“恶霸”这个词语其实也是语言的暴力。因为这不是一个客观名词，而是带有意识形态的批判词语。恶霸，要理解这个词，首先要谈恶本身。
什么是恶？这个问题在中国人思想里从来没说清楚过。人性本恶，这一荀子的笼统表达一直延续了几千年都没有进一步被诠释。我们不如从西学中去寻觅可能的言说。
譬如古罗马神学家圣·奥古斯丁在《论自由意志》中一开篇，就探讨了恶的来源问题，他认为：自由意志与情欲等是恶的来源和要素。这种思想其实也就是一般基督教都强调的原罪。恶就是原罪。再如当代法国学者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在其《伦理学：论恶的理解》中说：将某一真理的力量绝对化的所有企图，都会构成一种恶。这种恶不仅摧毁了处境……也打断了真理的过程。正是在真理过程的名义下它才前进。
而诗人弥尔顿在《善恶》中说得最好：“世上的善恶同生同长，几乎不可分。人们对于善的认识，与对于恶的认识彼此紧密相连，融为一体。”
每个文明，每个时代以及每个人，对恶的理解都不同。奥古斯丁或弥尔顿的恶、以及后来那位被霍梅尼追杀的拉什迪的《恶魔诗篇》或波德莱尔《恶之花》中对恶与美的关系之剖析，中国上古就有的“恶人（大多指奸臣或逆臣）”的文化，亦或儒教伦理学中对恶的定义，都是各执一词。没有人能把对恶的诠释权威化。恶跟真理一样，本身就是个矛盾体，尤其在文化或在宗教中。
如果说叶德辉的恶，基于他对性与春宫图禁书等的发掘和发表，这也许在传统伦理道德上是可以成立的。
问题是，说他“恶”的人主要批判的，是他反对革命，而不是其对色情文献的嗜好这些原罪问题。在一个暴力至上的时代，反暴力倒成了恶的标志。尤其是反对维新变法与大革命，而这在传统儒家政治伦理中，这恰恰是忠臣的表现，非但是恶，而且该是善的。
恶之后，还有霸。霸这个词，也是典型的意识形态词语，具有强大的杀伤性和批判性。在权力学术语中，自古“王霸”并称，王道表示符合伦理道德的统治，而霸道则表示反伦理道德的统治。以后则延伸为某个行业强横力量的代名词，如肉霸、路霸、甚至做学问也有学霸等等。而在一种仓促而缺乏经验的革命中，民间对财富和知识的误读，学者对传统的反叛和挑衅，在一个特殊的时期导致恶、霸二字联姻，这几乎形成了一种毁灭性的定位和词语暴力。它完全否认了被命名者的基本人性和存在的合理。这也是不公平的。
从民国到上世纪五十年代镇反前后，被作为“恶霸”处理和消灭的地主文人与民间知识分子，数量相当惊人。就是到今天，也没有可供研究的一个官方认可或公布的真实数字。即使有，也大多被回避了。
叶德辉之死，只是这些人中最早的一个，而且极具代表性。
在民国前后，各种因意识形态被贴上恶霸标签的人太多。中国到处都是残酷而荒诞的往事。譬如四川那个刘文彩，今天的历史研究已经证明，当初刘的家中从来就没有设什么水牢、地牢、收租院或行刑室之类的东西，那都是极左年代伪造的“艺术赝品”。水牢原本是存放鸦片的仓库，而刑具室、行刑室也只不过是刘家摆放瓷器和年货的储存间。事实上，我们原来关于刘文彩的许多“恶霸”记忆与恐怖联想，都是被宣传虚构出来的。不仅如此，刘文彩还对当地农民也比较好，是一个面貌慈祥的普通地主。当然，刘绝不就是个单纯的“好人”，他的确有剥削行为和贩卖鸦片行为，也一定对农民有过恶劣的态度（试想现在的商人或乡镇企业家们谁能是完全干净的？）。但刘像中国历代乡绅一样，曾出巨资2.5亿修建学校等，也做了不少好事。如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所言，在传统中国社会力，乡绅或地主，往往都扮演着一种既搜刮民脂民膏，但也可能慷慨兴学、济困扶危的、背景复杂的角色。刘文彩在1949年63岁时，于建国前夕病死于成都，他的五姨太王玉清则带着对他的怀念活到了2003年，历经了后来反右、文革等折磨。前不久出版的历史学家笑蜀先生的《刘文彩真相》一书，把这段历史交待得很清楚。
叶德辉和刘文彩更不同，叶不仅拥有财富，土地，还拥有相当的知识和文化背景以及知名度，而且所处的时代更早。他实际上是土地革命时期第一个知识分子牺牲品。按照官方历史定义，所谓的土地革命（1927-1937），是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在早期革命根据地开展的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封建剥削和债务，满足农民土地要求的革命。其实这个革命手段在1931年才真正成熟。按照现在一般历史书的介绍，当时革命主要的目的和行为是：
（一）调查土地和人口，划分阶级。
（二）发动群众清理地主财产，焚毁田契、债约和帐簿，把牲畜、房屋分给贫雇家，现金和金银器交公。
（三）丈量土地，进行分配，公开宣布分配方案，插标定界，标签上写明田主、丘名、地名和，面积。
但是，在这几条里，只关系最直接的经济或政治利益，而完全忽略了文化财产的分配与判决，譬如对地主私有的图书，字画或类似的文化收藏该如何处置？尤其是关于较大规模的文化遗产、文物或图书古籍，该如何处置？革命没收了读书人的生命，同时也消灭了知识的传承。
大约从1927年起，在现代汉语中就正式有了一个新名词词组：即地主阶级。土地革命使广大贫农在政治上翻身，经济上分到土地，生活上得到保证。这导致很多农民为了保卫得到的利益而参军或当民兵，进入到暴力革命的体系中。尤其在早期，在还不成熟的阶段，暴力和土地的结合，让世代穷困的农民忽然看到了利益的本质。急功近利与革命情绪的激变，不可避免地把矛头对准了一些缺点被放大的人。这个传统，可以说一直保持到了五十年代初的镇反运动中，在那时大量死去的地主、乡绅或民间有产阶级中的旧式人物，知识阶级，以及被抄家、散失或毁坏的文化财产，至今仍然是一系列不允许被公开的档案和数字。
叶德辉不过是在1927年撞到枪口上，一开头就死的。谁让他那时就被叫做是“恶霸”呢？而他的那些藏书、碑帖、刻版等，则在他死后遭到洗劫——据说一部分是被充入了广东中山大学之图书馆（看来此事是国民党所为）作为藏书，而另一部分则被日本人收购，或者流落民间散失了。
随后，是文化界与社会宣传对叶德辉这个名字的遮蔽。
很少接触版本学、目录学等领域的人，哪怕是读书人，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几乎就没听说过有个叶德辉。
我最早读到叶德辉这个名字，也不是从历史书上，而是在荷兰汉学家高罗佩所著的《房内考》一书里。九十年代，作为一本打开多年性禁忌的读物，这书的删节本被翻译过来，在市井间广为流传。高罗佩在书中常提到他。不过那时也只知道叶德辉是一个收集了不少春宫画与古代色情文学的恶霸地主，大约民国时被地方红色政权所杀，详细情况不太了解。后来在周作人的《饭后随笔》中，也看到叶德辉。周说：叶曾为皇帝选秀女，但他皮包不住胆，自己捷足先登，把人家秀女猥亵了。后来，所辱秀女后来当了农会干部，叶自然不免一死。如此看，每个人都觉得叶德辉原来不过是个好色之徒，做了风流鬼。
还有传说，称叶德辉编有一本小书，每逢家宴，赠宾客人手一册，内容惊世骇俗，想必就是春宫图或禁书之类了。叶德辉的确从日本永观年间丹波康赖氏编的《医心方》中，辑录过中国古代房中书，我们后来看到的《素女经》《素女方》《玉房秘诀》《洞玄子》等，都来自于此。这四种书后来成为《双梅影庵丛书》的一部分。
当那个时期，性是文人大忌。譬如几乎与叶德辉同时的张竞生，现在被视为中国第一代性学家，而在当时完全被当做是流氓文人受到歧视。
叶德辉是个性情中人，说话不计后果。叶的同乡胡耐安曾说：“(德辉)身干修伟，满脸麻斑。语言诙谐，有些话用长沙方言说来，更足令人遐思而神往。难得的是他兴之所至，便尽量地绝不保留地无忌讳地快意地说，不拘忌于说话的场合，听话的是何许人，调门儿又高，绘影绘声，洵称大胆。”
查阅当前资料，关于叶德辉最重要的记载有两个：
第一是民国君宪思想家杨度的弟弟杨钧(1881—1940)，他写过一篇《草堂之灵》阐述他和叶的交往。杨钧也是湖南湘潭人。他曾与叶德辉交往甚密。我相信叶德辉一定是赞成君主立宪制的。因为他曾对别人说杨钧是“能自成门户，起衰之功，可比韩愈”的人。叶本是湖南第一藏书家，自然受到很多旧式知识分子的尊重。他的藏书版本之考究，也是湘中之冠。据说叶曾藏有宋代胶泥本的《韦苏州集》，是海内第一孤本。然而，当时自皕宋楼被日本人廉价收购后，江南典籍为之一空，那是中国近代藏书的一段大痛史。杨钧曾在文中说：“（叶）身死之后，以其宅为图书馆，后发还，然所损失，则无人理会。”
第二，是一些当年的日本汉学家留下的文献。位于湖南长沙坡子街的叶氏藏书楼之观古堂，是叶德辉家典籍的集中处。1938年，一场“文夕”大火，烧毁了最后一批藏书。残余的也被日本人掠去，流散遗失。据说观古堂的藏书曾达二十余万卷，可堪比铁琴铜剑楼等江南四大藏书楼。当初最关心叶的人，不是中国人，而是日本人。如日本汉学家松崎鹤雄（1867～1949）于1910年往长沙，曾拜叶德辉为师，1920年起任职于满铁大连图书馆。查文献，有叶德辉1927年4月在长沙被杀后，松崎鹤雄即撰的《叶德辉传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