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揭开了新的一页？
“八五新潮”的兴起标志着“感时优国”传统的中国现代文学的终结，从这一历史时刻开始，文学回到了自身，当代文学揭开了新的一页。某种程度上，“八五新潮”变成“八五主潮”，和越来越多人赞同这样的文学史叙述密切相关。
倪文尖：实际上往小处说，我们自己当时也是沉迷在先锋文学里好久的。后来怎么不满足的呢，是发现它的内容自我重复得厉害，或者说概念化太强。先锋文学从马原发端，这个偶然里面在我看来还是有某种必然，因为汉人马原去了西藏，他无法透彻地了解西藏的文化，尤其是那许多风俗习惯，可是他又很有向其他人叙述在西藏所见所闻的冲动。怎么办呢？马原就在博尔赫斯等小说的启迪下，把写作的注意力放在故事的讲述行为上。这样，即使对故事的来龙去脉所知不多，他也敢于硬着头皮往下讲，因为小说的主体已经不是那个故事本身，而是叙述者兴冲冲的讲述姿态了。显然，这已经迥异于传统的小说创作，一般的作家也讲究选材和省略，但那是在对自己的故事有通盘了解基础上的故意的扭扭捏捏、躲躲藏藏。而马原不同，马原是真的就“胸无全牛”，所以，马原成功地开发了一路中国小说的写法，也因此，当马原离开了西藏，他就再也写不出他的小说了。在这个意义上，马原的创作是很有其特殊内容和追求的，其作品的形式的确也就是内容的一部分，如果不是内容它本身的话。
概括地说，马原式小说的关键是：叙述者不知道的要远比知道的多，在叙述上下的功夫要远比在故事上的多，不能讲的要远比能够讲的多。
尤其是最后一条，“不能讲的要远比能够讲的多”，被马原的后继者们真是学到家、派上大用处了，因为从内容层面上讲，许多先锋小说事实上是在云里雾里地对历史特别是革命历史进行再叙述。而区别于马原的“真无知”，先锋文学在处理这一题材时，之所以要用马原的叙述策略，则更多地是出于“不敢言”“不能言”“不便言”。如此这般，策略用多了，套路也就出来了：总是那偶然性的本能改变了事件运行的轨迹，辉煌事业的成败端系于“性”之类的非理性因子。总之，历史再叙述的结果是什么，是对革命叙事的削减；拿什么东西来削减呢，欲望。看得多了，还不是不大有劲？
罗岗：这种欲望的书写，有它的合理性，甚至有某种冲击力，但也不能回避它的虚幻性。
倪文尖：是的，“先锋文学”所标举的“欲望”和后来兴起的“新写实”小说里的世俗欲望又很不一样的。这是一种颇为抽象的欲望，与弗洛伊德主义的关联更大。所以，当年大概是钱谷融先生有个妙语，说先锋作家，他们也有他们的宗教。先锋们自以为彻底挣脱了意识形态，殊不知另外一套概念化的东西正彻底罩着呢。
蔡翔：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去乌托邦化”的叙事。这个乌托邦既可以指向资本主义乌托邦，个人政治，也可以指向社会主义乌托邦，集体政治。用汪晖的话来说就是“去政治化”。
倪文尖：有句老话说，象征的力量只有靠象征去抵抗，我想，同样地，只有一种政治才可能抵抗另外一种政治，“去政治化”其实一定也是政治化的。
蔡翔：我想提出什么问题呢，这种个人，或者这种人，存在于文学中间，而且存在他们的叙事中间，或者用马原的话说就是一个“虚构”，这个虚构甚至有可能是“错误”，在“错误”的“虚构”中的存在。我在上课的时候跟学生讲到，假设一下，如果让“先锋文学”中的人物走进现实的时候，他们的表现会是什么？都切断了。他们会面临如何被历史或现实“征用”，也就是重新政治化的问题。重新政治化我觉得有三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重新确立批判思想的姿态，比如余华、格非等人的写作，有一种重新进入历史或者现实的叙事愿望。还有一种是在边缘处徘徊，象韩东、朱文等人，孤独的行走，甚至包括身体的厌倦。但并没有歌颂现实，尽管批判性是有限的。当然，还有一种是进入现实以后，迅速被社会已经形成的规则所征用。所谓“新写实”就是强调如何适应社会，而不是改造社会。
倪文尖：“新写实”和1987年经济大潮的涌动密切关联，“新写实”的作品里纵然有万般的无可奈何，但是，适应终归最后还只能就是适应而已。
蔡翔：这就是中国“后三十年”逐渐展开的演化过程。“外省人”的故事在刘震云那里就变成小林去适应女老乔，适应官场，适应人生，适应烦恼。这就是“去政治化”的结果。经过这样一种叙事的转化，同时完成的是思想的转化。我们只能适应对象，所谓平淡也因此转化成平庸。在平淡里面仍然包含了对威胁平淡的某种力量的抗争。平淡要考虑的问题是这个平淡的生活怎么获得，那么他必须有一个抗争。所以我觉得“先锋文学”的意义恰恰在于，经过这样一种去乌托邦或者去政治化以后，倒使得它有可能被各种力量所征用，甚至再政治化的可能。它的确是把原来许多不好的东西，无论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都给破坏掉了。或者这样说，他们“去政治化”的最大贡献是提供了一种再政治化的可能。因为我们所说的再政治化，就是哪怕是在讨论中国革命，讨论马克思主义也不可能使你简单地回到过去，也不可能再回到“十七年”，那是左派幼稚病。面对过去，是要重新创造未来。
罗岗：也就是说在30年的文学历程中，“先锋文学”也许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但作为一个发展的中介却是不可让渡的。
蔡翔：特别是他们语言上的贡献，语言上就切断了你回到过去“老八股”的那个情况。语言上就切断了，这是它最大的贡献。也就是“去政治化”提供了一种“再政治化”的可能。当然，这个问题是可以讨论的。
罗岗：问题在于，从1980年代末至今的这个20年，“再政治化”的可能性有没有得到充分的展开，或是那种“去政治化”的力量得到进一步加强？“去政治化”是一种政治，“再政治化”也是一种政治，应该把它理解为一个不同政治取向争夺的空间和领域。
倪文尖：而且有意味的是，恰恰是在1990年代初所形成的历史叙述中，把“八五新潮”界定固化为“八五主潮”了，相关的论述也倾向于认为，文学由此终于走上了“自主性”的正道。问题还在于想不到的，“自主性”的专业化之路还行之不远，差不多就马上被商业和市场所挟持了。
罗岗：这个争夺首先在文学史领域展开，80年代中期李泽厚讨论“20世纪中国文艺”，最后从“朦胧诗”谈到刘索拉，他仍然从“感时优国”传统出发，把这些明显带有变革因素的“文学”视为“一代人的心声”。这一观点其实在他80年代初发表的《画廊谈美》中就已经形成：“所采取的那种不同于古典的写实形象、抒情表现、和谐形式的手段，在那些变形、扭曲或‘看不懂’的造型中，不也正好是经历了十年动乱，看遍了社会上下层的各种悲惨和阴暗，尝过了造反、夺权、派仗、武斗、插队、待业种种酸甜苦辣的破碎的心灵的对应物么？”（《文艺报》1981年2期）不过，80年代初李泽厚的观点被当作对“朦胧诗”和“星星画展”的有力支撑，但到了80年代中期，李泽厚同样的看法却被认为是保守的表现，因为“八五新潮”的兴起标志着“感时优国”传统的中国现代文学的终结，从这一历史时刻开始，文学回到了自身，当代文学揭开了新的一页。某种程度上，“八五新潮”变成“八五主潮”，和越来越多人赞同这样的文学史叙述密切相关。
1990年代以后：“多数”的缺席
因为“多数”不在场，资本主义的压抑性必然造成个人的分散化，所以甚至连1980年代那种挑战和颠覆的勇气或者力量都已经不存在了。1990年代显示出一种非常窘迫的困境，甚至是一种无力感。
蔡翔：个人政治最后完成的是怎样被社会所征用，也就是说尽管有挑战，有颠覆，有调侃，但最后还是怎么样――最充分的利用这些社会规则，这就是王朔的意义，他也调侃，有不满，有怨恨，最后落实到怎么样最大的利用社会游戏规则，所以我觉得王朔的意义很大，他把所有原来那些隐蔽在眼花缭乱的叙事最核心的部分，全部挑明。所以他的挑战性和颠覆性我觉得远远超过“先锋文学”。
因此，在1990年代以后，在这所有的叙述过程中间，我们会看到，我觉得不仅仅是中国革命，也是被“五四运动”所建构起来的“多数”的概念，这个“多数”包括民族国家，包括底层大众，在这样一个叙述过程中，这个“多数”逐渐退场。
在所有的争论背后，这个“多数”是缺席，是没有发声的。包括“人文精神”讨论，在“多数”缺席的情况下讨论商业化，讨论人文理想，“多数”是不在的，“多数”不在场的情况下面，来讨论资本主义的压抑性，我觉得这是1990年代文学的一个特征。因为“多数”不在场，资本主义的压抑性必然造成个人的分散化，所以甚至连1980年代那种挑战和颠覆的勇气或者力量都已经不存在了。1990年代显示出一种非常窘迫的困境，甚至一种无力感。
罗岗：最明显的标志，就是所谓“私人化”写作，重新回到对个体、性别等问题狭窄化的理解上，特别是孤独个体与女性意识的结合，完全抛弃了“社会性别”的取向，变成一种带有展示性的呓语。
蔡翔：那也是一种无力感。因为“多数”的女性是缺席的。
罗岗：讨论“多数”缺席的问题必须回到80年代， 80年代的文学或文化最重要的成果是生产出来一整套知识分子话语——从“科学的春天”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套和“工农”话语、“群众话语”相区别的“知识分子话语”，虽然以“少数”为特征，却具有明显抗争性，更重要的是这种话语有它对应的现实力量，当然这种现实力量是与中国社会的变革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种知识分子话语虽然在80年代末遭受了严重的挫败，但这种挫败只是使它丧失了对应的现实力量，作为一种特定的话语体制和话语生产方式，在90年代随着进一步的科层化、学院化和专业化，知识分子已经转化成一个特定的利益集团。
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就能够比较清楚地理解蔡老师所说的“多数”的缺席。这种“多数缺席”的状态对应的是知识分子仍然在各个层面不断地进行着话语的繁殖，可是因为知识分子话语的现实力量已经丧失，所以这种话语繁殖往往以挫败、无力或者绝望作为表征。从“人文精神”大讨论一直到所谓“晚生代”、“私人化”写作，你会发现90年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在现实面前无可挽回的溃败。文学上的这种溃败不仅指题材上着力描写这方面的内容，而是它在整体上面对现实的溃败感。如果说80年代文学的“向内转”确立了某种个人的主体性，甚至最终出现了“先锋文学”那种切断所有社会关系的形式探索，却依然推动了文学的发展；那么90年代文学面对现实的溃败，除了确证知识分子自身话语的生产和繁殖，并没有带来更多的反思性因素。
知识分子话语的溃败，除了带来了文学在现实面前的溃败，还造就了90年代文学的另一种特征，那就是狂欢。90年代文学的狂欢性表现在看似相反实则相通的两类奇观上，一类是以“70后”、“80后”相标榜的拥抱市场、迎合消费的文学，另一类则是重返“工农话语”和“群众话语”的“泪水叙述”。
蔡翔：1990年代基本上是权力和资本所构成的压抑性，但是这个压抑性的力量会伪装成各种传统的社会主义的问题。
罗岗：或者说这种压抑性的力量在话语的层面上面转化为传统社会主义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