３
“载酒堂”后面重建的大殿，如今成为“东坡书院”历代幸存文物的陈列馆。历经劫难毁弃，“幸存”也者，实在是凤毛麟角。最吸引我目光的，是这一幅黑白阴文拓片——原为嵌于载酒堂前壁上的刻石“坡仙笠屐图”。图中描画的是：东坡遇雨，头戴斗笠，咧嘴吟笑，挽襟侧身跨步，似在回应童稚的嬉闹。上面留有明代宋濂的题词：“东坡在儋耳，一日访黎子云，途中遇雨，从农家假笠屐著归。妇人小孩相随争笑，群犬争吠。坡曰：笑所怪也，吠所怪也。觉坡仙潇洒出尘之致。百世之下，犹可想见。”这，或许是历史存留下来的最真切的一个东坡居儋生活场景实录吧。
“从农家假笠屐著归”，仅此一语，就道出了东坡谪居儋耳当年，与当地民众水乳交融、摩肩相亲的情境。细细浏览东坡居儋期间的文字，你会发现，虽然天性乐观豁达，抵儋初时，东坡其实是充满了惶恐、绝望之情的。“使命远临，初闻丧胆”，“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此生当安归，四顾真途穷”，“久逃空谷，日就灰槁而已”。但是，与海南土地、民众的相炙相亲，成为了对东坡灵魂心智真正的拯救。椰风蕉雨，黎歌峒调，一若赤壁江上的明月清风，徐徐抚慰着“罪人”的身心，点点滋润着诗家的健笔。读着坡公那些与当地儋人相往还的诗篇文字，就像面对沧海间浮来的满钵珍珠一样，随便拎起哪一颗，你都会看到饱孕天地精华的闪光。
“已卯上元，予在儋耳，有老书生数人来过，曰：‘良月佳夜，先生能一出乎？’予欣然从之，步城西，入僧舍，历小巷，民夷杂揉，屠沽纷然，归舍已三鼓矣……”（《儋耳夜书》）这是记写上元佳节，东坡与登门相邀的当地士人一起出游，察民情，观风俗，尽兴而归。
“总角黎家三四童，口吹葱叶送迎翁。莫作天涯万里意，溪边自有舞雩风。” （《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这是坡公到四位当地友人家中作客，受到了黎家孩子口吹葱叶的迎送，感受到天涯海角的人情暖意。
“黎山有幽子，形槁神独完，负薪入城市，笑我儒衣冠。生不闻诗书，岂知有孔颜。倏然独往来，荣辱未易关……遗我吉贝布，海风今岁寒。”（《和陶拟古九首·其九》）这是一位不识孔子颜回，甚至言语不通的黎山男子，给东坡送上自己手织的吉贝布以御海岛风寒，让他从中看淡荣辱得失的故事。
当然，其中最著名的故事，自是东坡在田间路遇“春梦婆”而顿悟人生的趣事了。“符老风情奈老何，朱颜减尽鬓丝多，投梭每困东邻女，换扇惟逢春梦婆。”（同见《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其三》）据《儋州志》记载：“春梦婆家居儋城之东，年七十余，常责大瓢行田野间，口歌《哨遍》，方尝食，遇苏文忠公，曰：‘世事如何？’婆答曰：‘世事只如春梦耳。’公复曰：‘何如？’曰：‘翰林昔日富贵，一场春梦耳！’公曰： ‘然！’因号为春梦婆。”——这一个“公曰：然！”几可亲见：坡公当日与乡间老妇在田畴上把臂交谈、共悟人生的眉眼丰采！
大殿两边，如今重新立起了一座座历代诗人咏诵东坡书院的诗碑。也许是古迹无存，最显眼的，反而是近人邓拓、田汉、郭沫若等人的手迹碑刻。其实，所有古今诗作中，让我感触最深的，是南宋诗人杨万里《登载酒》诗中所言：“先生无地隐危身，天赐黎山活逐臣。”是的，正是海南的熏风热土，黎山的挚语温情，熨暖了东坡一颗被放逐的赤子之心，使得最后走出人生低谷绝境的坡公，写下了这些同样在百世千载之后，仍旧熨暖着琼州土地人心的诗句——
“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古真吾乡。”“我本儋耳人，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子瞻子瞻——儋州儋州。当年的权势者，以此作为一种惩贬性的语咒；岂不知，天赐儋州，天佑子瞻，成就出这样一段中华文化史上人亲土地，土地亲人、暖人、成就人的奇缘奇观！政治可以讲“成王败寇”，文化却蔑视“成败论英雄”。——“章敦”们今何在？除了耻辱柱上的宵小嘴脸，却早已在历史文化的记功册中灰飞烟灭了；而苏东坡与他的东坡书院，经历代劫后重建再重建，将会在这片热土上长存永续——历史，以其自身不动声色的逻辑，嘲弄了那些弄权自辱的“章敦”们！
我环望着庭院里熟悉的海南风物——挺挺的椰树，亭亭的槟榔，果实累累的荔枝、芭蕉、木瓜、菠萝蜜………。早晨下过一场新雨，草木都氤氲一片淡淡的薄岚之中。这些当年荫蔽、滋润过东坡的一花一树，如今也在我的眼廉中熠熠生辉。我知道，不可能存有任何“东坡手植”的古木了。摘一朵狗吊钟的花蕾夹进书页，喝一口东坡井的泉水润润喉咙，总想在这一片苏祖谪居的故地上，多留存一点记忆，多感受一点滋润。说来难以置信，仿若真的斯土有灵，就在我流连徘徊、寻寻觅觅之际，我忽然在庭院正中一棵菩提树的粗根上，看到了一朵据说是早晨刚刚萌长出来的硕大的白灵芝！“奇了奇了！这样巨大的白灵芝，平日就是在深山老林里，也难得一见的！”陪同的当地友人惊叹着。俯身端详，那半月圆的灵芝足足有小脸盆大小，被羊脂白玉似的底子托举着，厚实的身子波折着往外伸张——细细看去，神了，灵芝底部，正淡淡地袅起一缕细细的白烟！“你们看，她好像在微微抖颤，她真的还在往外长着呢！”同行友人七嘴八舌地议论着那道奇妙的烟气，“嘿，都叫坡仙坡仙的，这可是东坡土地上升起的仙气，迎接你们这些远客归来哪！”
我心里蓦地一热。
不，我不是客。我也是儋耳人。从一九六八到一九七八，我在这片亚热带土地上整整生活了十年。在那座“儋耳山”——儋州最高峰沙帽岭下的小山村里，我也曾有过一段凄凄惶惶的时光。文革遭劫，父兄系狱，整个家族受牵连，竟有大半成员进了“牛棚”。我是当时全村知青中“家底最黑”的人，又是 “岁口最嫩”的人。却又因为习惯寡言独行，埋头干活读书而不听“招呼”，遭到某些知青“大佬”的“孤立”，各种骚扰几乎无日无之——灯油被灌水，书箱被撬开，书籍被偷走，日记被偷看，更散布各种当时可以随便治罪的流言。
我的班长洪德江——一位当地老农工看在眼里，主动让我把小书桌搬到他狭小的家中，在我的大油灯边添一盏小油灯，从此，无论风雨阴晴，夜夜陪我读书。那时候，与父母家人音讯断绝。下乡头两年，别人有“探亲假”，我甚至无“亲”可探。洪班长家的茅草房、小窄屋，就是我的家；他的妻子阿花和两个孩子，就是我的亲人。大热天冲一碗白糖水，他们也留着等我回来喝一口；冬夜里总是煮好一锅热水，等着我下工回来洗澡歇息。每在冬雨泥泞中下工归来，远远望见洪班长家那座小茅房的幽幽灯火，就觉得心头熨贴踏实——那真是人生暗夜中，上天赐予我的最温暖、最亮眼的一盏烛照啊。
还有疼爱呵护我的老队长梁汉武。他的长相一如他的名字，两道横挑的寿眉扬起一股英气。记得队里第一次分肉，因为惦记着我年龄最小和没有炊具，是队长自己“偏心”留下了我的“份儿”，让阿婶把肉烧好了悄悄给我送过来的。我平生发表的第一篇文字，也是被队长“逼”出来的。那时候，因为“出身太黑”，我唯恐为文罹祸，坚拒参与一切与文字有关的公众活动。那一年大会战，老队长绷着脸，给我下了道“军令状”：“都知道你能写会画，我给你两天工，你不给我写出一篇在全团打响的稿子来，我唯你是问！”末了又扔下一句话：“怕什么怕？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嘛！”稿子，随后果真写出来并且“打响”了——不但全团广播而且登上了省报。我因之，自此步上了陪伴此生的文字生涯。记得上调那天，队长亲自送我出山，走了十几里山路，像送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不忍不舍，感叹着说：“真想把你小苏炜多留在身边几年，没想到逼你写作，反而就把你逼走啦……”他挥挥手，“当然，该让你飞走的，你就飞得远远的吧！”
——倦鸟知还。那天，顶着大雨雷暴，我带着满腹牵挂，从大洋彼岸回到儋耳山下的培胜小山村。洪班长、老队长却都不在了，都因为年迈告老还乡了。我久久抚着班长家当日那间矮瓦房苍苔斑驳的木门，在队长从前带着我们一起挖掏扩深的老水井前，依依不舍离去……
我默默地，望着巍然仰在头顶的儋耳山。自然，我不敢跟苏祖东坡光耀千古的巨椽之笔相比；但，“小苏炜”手中这支笔，也是蘸着儋耳的山魂水气走出来、写出来、立起来的。当年熨暖过坡公襟怀的黎山热土熏风，也同样洗涤过我的笔锋，陶冶过我的心灵。此刻，我又站在这片护拥过苏轼同样又护拥着我的土地上了。脚边的白灵芝，仿若神谕一般地，正袅袅升起一缕细细的烟气。
“千山动鳞甲，万户酣笙钟”。当初苏轼抵儋之日在梦中所得的这一诗句，一时之间，在我心头钟鼓齐鸣。顶着炎赤的日头，摘下了头顶的草帽，我向东坡书院告辞。面向大殿门庭连同托举着她的土地，再一次地，我深深鞠了一躬。
〔寄自耶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