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开始我就反对“下乡”。这倒并不是说我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当初就有了什么学理上的批判，而是因为它搅了我玩“无线电”的兴致。自“复课闹革命”以后，除了偶尔把自己锁在屋子里，窗户蒙上床单遮住光，冲洗放大几张黑白照片之外，我的一门心思都在有两级高放的超外差收音机上。
六八年一开始分配下乡，头批到北大荒的名单下来，其中就有我。我没搭理学校军宣队给我发的通知，再说我那么忙，也没有功夫解释。
因为自己没去，所以去北大荒的同学动身出发我也就不好到火车站送行，否则像是陪了法场又转身回来一样，对不住朋友。其中有几个同学还是我平素最要好的，他们理解我，我也就不用把那些话非拿到火车站去说。事先找了个地方，大家吃一顿。人互相明白，话其实不用多，两句就得。
他们走后第二天，有几个送行回来的同学说起头天车站里的月台上人山人海，车一动，车上车下哭作一团。我不知道从哪儿来的那么多的气，也不知道是对谁发那么大的火，竟高声叫喊起来：“哭就不要去！去就不要哭！”
这样黑头黑脸的话一出口，我也觉得不合适，可既然说了，嘴上就不能软，扭头回家了。再说，我刚装好的那个收音机这几天短波老收不到《美国之音》的信号，几天来茶饭无心，我不能在学校里再多耽误功夫。
接着又分了一次内蒙古插队，名单上还有我，我仍旧没去。军宣队问我理由，我说我从来不吃羊肉，太羶。人家说，不一定非去牧区，这次也有农区的名额。我说农区也养羊，一回事，以后再说罢。
紧跟着是到山西雁北，就是宋代杨家将跟辽国契丹人打仗的那个雁门关以北的地方。这时候大概到了六八年的年底，学校里的军宣队撤了，换成广安门火车站搬运站工人组成的工宣队，由他们管理我们这些半大小子。山西插队的名单下来了，里面居然还有我！工人可不象张家口口外来的解放军，到底是地头蛇，又是搬运工，走街串巷的，大街胡同的地理都熟得不能再熟，也不跟你多费话，截直找到管你们家的居民委员会，让街道上的老头老太太跟你磨。可我还是没有搭理他们。
不过事过三十多年之后，前些时候打电话回去找我四中时候的老学长，大我四届的傅同华先生聊天，当初他去的就是山西。我不免又提起这段旧话，他不以为然地说：“不是这话，你搭理过他们。我记得清清楚楚的。你仗着自己家里就你一个孩子，跑到工宣队进驻的教研组小院，冲着工宣队大胖子耿师傅的面就说：‘两丁抽一！两丁抽一’！他的鼻子都快气歪了！”
我翻来复去地想了半天，实在是记不起来了，不过这话倒象是我说的。
山西我也没去。可形势比人强，给我来了一个釜底抽薪：父亲让机关的造反派给抓到专案组去了。起先说是什么“权威”，我知道那是瞎说，他算什么权威。要是权威，文化革命一开始早都给打倒了，哪还用等到这会儿？果然不久就改口说是“特务”，其实这也是瞎说。不过后来，等父亲死在专案组的大牢里面好多年，父亲的好朋友，在大学里当教授的许伯伯找到我们，对我说，父亲的问题是牵涉到朱学范的案子里。文革里面说这是蒋介石搞的苦肉计，特意留在大陆的钉子。那个年月，如果跟朱学范的案子有瓜葛，都不用专案组出手，无论什么人闭上眼睛就能判我父亲是特务。许伯伯说他自己也是受这个案子牵连，吃了不少苦头。
权威也罢，特务也罢，总之是没钱，父亲的工资给冻结了。那个时候，家里的大人如果出了事，孩子说话就不能那么硬气，否则动不动就可以往“阶级斗争”上扯。我人再傻，这点上还算识相。所以山西那拨人走后，我也开始打主意找落脚的地方了。
山西的那几个朋友特别和我说得来，所以我首先想到的就是他们。过了几天，看见母亲脸上虽然没有什么笑容，但话多了两句，我就瞅个机会对她说：“妈妈，过两天我到山西去会个朋友。”母亲大概也没有心思理我，待答不理地冷笑着说：“山西？还会个朋友？多大的口气！”她看来并没有当真。
有了她这句并无反对意见的回答，我开始自己准备行装，过了几天就和同住在一条街上的小学学长阿城一起奔赴雁北找朋友去了。
过了一个月，我们从山西铩羽而归，回到京城。听母亲说起我们走后的情形，倒确实觉得闯了祸，有些后悔。
母亲在我走后几天才发现我不见了。她在单位里也要整天政治学习，虽然大家都是口是心非，但钟点够了才能回家，一般要耗到晚上十点钟以后。我走前留了个字条给她，说是与阿城一道走的。母亲看见字条大约是慌了，因为她知道我身上平常最多只有几块钱，父亲的工资一冻结，就更没有多少零用钱给我了，于是她赶紧去找阿城的母亲打听。
人家的母亲到底见过世面，并不慌张，说：“噢，是去了。阿城说是扒车去。”
“扒车去？什么叫扒车？扒什么车？”我的母亲普通话不好，一些俗语不能确切领会，只得再深问一句。
“扒火车呗。《铁道游击队》里的刘洪不就是扒火车搞机枪么？”阿城的母亲笑着说。她在电影制片厂里工作多年，对电影故事早已都烂熟于胸。
我母亲慌了，忙问：“怎么扒？象刘洪那样双手抓门，把自己的身子吊在车厢外面？”那个时代，象《铁道游击队》这样的革命电影人人必看，所以母亲对大队长刘洪扒火车时的身手理解得丝丝入扣，一点偏差都没有。
我听阿城说过，她母亲原先是在河北白洋淀一带搞革命，大概对山东微山湖畔的铁路沿线斗争方式并不熟悉。她竟也没有想到这一层，经我母亲一问，两家的母亲面面相觑，都慌了。
我回家之后，母亲还心有余悸地说：“不过人家的母亲是见过大阵仗的，慌是慌，话头倒是一直不断。”
为了稳住母亲的心，我一五一十地向她解释我们是怎么扒车去山西的细节。
其实这还是我的学长大伟兄在临别之际传授的锦囊妙计，嘱咐我今后若是投奔他们，可用此法前去。他原先也是到山西雁北的山阴县插队，几年之后到缅甸投共，不久战死在乱军之中。
按照计划，我们先到永定门火车站，一人买好一张五分钱的站台票。然后跟在几个肩挑手提行李的旅客身后，不时地好像还帮他们托上一把。上了开到大同的车，先不急着拣座位，眼睛要四周多看，直到火车开了，确实是没人的空位子再坐下。因为是坐夜车，只检一回票，是过了阳高，从餐车开始，往硬座这边来。卧铺车厢另有人管，不检票。见到检票的列车长和乘警过来，“敌进我退”，一直往后走。差不多快退到头，人也就松懈了。趁他们不注意，端杯热茶冲着他们就过去，要是不跟你要票，你正好过去；要是跟你要票，就手指前方说：我刚过这边锅炉房打水，是前边那个车厢的，你不是刚检过吗？这么快就忘啦？态度一定要从容镇定，他们不会跟你过不去，因为返身再跟你过去对证，口子一开，前功尽弃，全乱了。
不过最后这一手，我们并没用上。当时不知道什么原因，检票的还没走到头，火车突然就停了下来，说是临时停车。我们赶紧开了车门跳下去，飞跑到已经检过票的车厢，又从窗户里钻进来。喘息未定，车又开了。定下神来，我们觉得大伟传授的这招还是太玄，以后要是在这条路上常来常往，恐怕还得另想办法。
到了县城车站倒是好办，不出检票口，顺着铁道走，小站的围墙没有多长，走不上多远就是旷野，绕过去再回头就进了大街。
我讲得轻描淡写，母亲可是听得神情紧张：“这就是你们的‘扒车’？天下再乱也轮不到你们这样胡来呀！”
但是母亲却没有办法阻止我的再次行动，因为他们单位撤消了，要下“五·七干校”到安徽凤阳去。至今我都认为，象我当年这样胆小如鼠的人如今却敢于横行天下，政府把母亲赶进干校这步棋绝对是功不可没的。
不过，此后我们没有重新到山西雁北去，而是改道内蒙的阿荣旗，原因是听说那里挣钱多，一天的工分有九毛多钱。我甚至幻想，等我们干好了，扎下根，就把山西的那群朋友接过来，同享富贵快活。
到阿荣旗，首先要从北京坐火车到黑龙江的齐齐哈尔，坐夜车要走一天，差不多凌晨到达那里。然后坐短途火车到小站扎兰屯，再从那里转汽车到阿荣旗。事情是麻烦点，但好在有个先行者替我们铺垫好了，可以坐享其成。这个不期而遇的朋友是通过邻居介绍认识的李兄。
李兄说他为了寻找理想的插队地方，已经只身一人去过内蒙阿荣旗一趟。路上早就打定了主意，非要认识个铁路上的列车员不能保证今后的来往畅通。结果还就真让他“认识”了那趟列车上的一个乘务员。如今我实在是忘记了那个列车员的姓名，姑且就叫他小王。现在想来，这位列车员得七十出头了吧，或许正在含饴弄孙，早就忘记了这段往事。即便今后从朋友那里打听出来他的真实姓名，我也不好直言，这是人家的隐私。
李兄是个外场人，几句话过后就和小王心照不宣。小王懂得来意之後就开诚布公地告诉李兄，今后可以不用买票，就坐他这趟车，只要每次给他捎上几斤猪肉，再给十几斤北京粮票即可。李兄有了这个底，刚到乡下应了个卯，转身就搭小王的车回了北京。李兄告诉我们，他不但可以介绍专跑从北京到齐齐哈尔这条线上的列车员小王，而且上次路经扎兰屯回北京时，还认识了一个从天津分在当地车站行李房锻炼的大学生，如果我愿意，他也可以居中引见。
这可真是“穷则思变，变则通”，我听了，顿开茅塞，不禁对李兄肃然起敬。
第二天我到学校把这番打算告诉了几个朋友，说我准备这两天就到阿荣旗去。众人听了都说且把死马当作活马医，此计或许可行，并且表示愿意凑钱资助我们的盘川。我当然表示无功不可受禄，事成之后再来庆贺不迟。
几天之后的一个晚上我们动身了。仍然是一人一张五分钱站台票的手段。见到李兄介绍的小王之后，我们先是互道仰慕，然后按照要求送上猪肉和粮票。小王也是个痛快人，立刻就将我们安排到车厢里留好的座位上。车开动时，我和送行的朋友挥手告别，颇有壮士临危受命时的感觉。
小王为人很四海，表示极度同情我们知识青年的境遇，有他值班，定不会为难，只是到检票的时候也要给列车长一个面子，就躲在小王的列车员室里面不要出来。我们当然依计而行。
一路无话，到了齐齐哈尔之后，小王只用一个眼色就将我们顺利地送出检票口。我们勉强在关东烟浓雾缭绕的候车室里蹲了一夜，第二天清晨，小王果不食言，又来到车站，将我们托咐给列车员同事，送我们到扎兰屯去。从齐齐哈尔到扎兰屯只有两三个小时的光景，一会儿就到了。当然，我们免不了也送了十几斤全国粮票给小王的同事，作为投桃报李的人情。
几经周折，我们总算到了阿荣旗。虽然说“穷则变，变则通”，可是下面还有一句“通则久”，我们却没有做到。情况并非全象李兄讲的那般美好，办理起来也并不简单，而且我从来没有在社会上和人打过交道，人家旁敲侧击的暗示重复了好几遍，我竟还是不得要领，所以李兄原先交代过的几个关系竟让我一一得罪了。象我这种初出茅庐，十几岁的学生哪里见识过什么世面，所以一来二去的就大感挫折。十几天后，带来的盘缠早已用完，心里就更加慌乱，不免渐渐萌生了退意。
想到打道回府，可又不甘心，但总要在我回去之前尽快先给北京那些等待佳音的朋友一个交代。临来之前，我们曾经约法三章，无论成与不成尽快回信，免得他们抵挡工宣队的压力太大。问题是千头万绪，几句话难以说清，而且囊中羞涩，电文不可太长，免得破费太多，于是斟酌再三，突然想起《三国演义》里杨修用鸡肋的典故，终于决定就用这两个字，发一封电报回京算是交差。
阿荣旗邮电局的女营业员或许从来没有收过这样的电文，当时阶级斗争的观念还嚣张得很，只见她抬起头，十分疑惑地看着我说：“‘鸡肋’算个什么意思？”
我一时慌张而语塞，怕答错话又节外生枝，惹出其它的麻烦，下意识地将一只手放到另外一侧手臂的腋下，表示“肋”是指这个地方。正在迟疑之间，女营业员到底聪明，反倒替我解了围：“噢，明白了。鸡翅膀，鸡翅膀。两个字代替三个字，为了省钱，是不是？”
听了这话，我连忙点头。她于是俯下头去翻检电报字码，口中自言自语道：“这还是头回有人电报上用‘肋’字，新鲜，新鲜。”说罢摇头不止。这段用典的旧事其实我也已经忘记，是如今以研究明清两季历史闻名京城的学长宝臣兄前年赠我新作时提醒我的。他说，大家接到电报，明白了我的难处，只是说：这小子到了这个时候还在那里掉书袋，不知死活的东西！
我怕事久生变，赶紧交钱离开了邮局，搭车经扎兰屯赶到齐齐哈尔。到齐齐哈尔后，先在车站大厅里忍了一夜，第二天，小王如约来到站前的广场接应我们。有他作“交通”，我们又顺利地爬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
这次回京似乎没有来的时候那样顺利，不过倒也只是一场虚惊。火车不久进了吉林境内，车过白城，就照例要检票了。小王于是又让我们躲进他的列车员室，他出去之后将门反锁上。
少顷，外面人声嘈杂，知道是检票的来了，我们赶紧屏住呼吸，仔细辨认着外面的动静。这时突然听见门锁响，紧接着有人敲门，而且不等我们反应，门就打开了。进来一个穿着铁路制服的人，从袖章上看得出就是列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