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停学两年多后的一九六八年底开始，曾在政坛上风光一时而早已无所事事的中学生被冠以知识青年的美名，在上山下乡的旗号下陆续被打发到农村和边疆。当时北京站一列列满载的知青专车不间断地缓缓启程驰往山西、陕西、黑龙江，站台上震耳欲聋的欢送锣鼓声，在列车起动时就一丝不剩地被淹没在车上车下人们的嚎啕之中。锣鼓明明被狠狠地敲击着，却声息全无。下乡的，送人的，旁观的，甚至铁路的员工，凡在场的没有一个不哭得死去活来。没有这样的亲身经历你不可能懂得，夹在这样哭天嚎地的人群中，你并不需要有半点自己的理由就会完全失去控制，象周围的每一个人那样大哭起来。那些车上的学生更多了一些悲恸的理由。大多是第一次离开北京，他们对在远方等待着他们的命运不无根据地怀着不祥的预感和恐惧。诗人郭路生当年有一首题为“四点零八分的北京”记载了他们在列车起动那一霎那的绝望心情：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一片手的海浪翻动。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一声雄伟的汽笛长鸣。
北京站高大的建筑，
突然一阵剧烈的抖动。
我双眼吃惊地望着窗外，
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
一定是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
这时我的心变成了一只风筝，
风筝的线绳就在母亲的手中。
线绳绷得太紧了，就要扯断了，
我不得不把头探出车厢的窗楞，
直到这时，直到这时候，
我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一阵阵告别的声浪，
就要卷走车站；
北京在我的脚下，
已经缓缓地移动。
我再次向北京挥动，
想一把抓住她的衣领，
然后对她大声地叫喊：
永远记着我，妈妈啊北京！
终于抓住了什么东西，
管它是谁的手，不能松，
因为这是我的北京，
这是我的最后的北京。
这些被时代抛弃的孤儿一年里在长城内外，黑龙江畔饱尝了生活的艰辛和人格的凌辱后，在一九六九年的冬天返回北京探亲时，就换上了让当年送走他们的父老甚至连自己都认不出来的新面目，以一系列荒唐与狂妄的行径，向不公平的命运作出了响亮而无力的抗议。其中拍婆子之风和读书运动便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种种怪象的两个极端。
友迪是我在那个年代里一个结识不久的朋友，说来真算得上是一个古怪的人。因为平常总是他来找我，所以我仅到过他家拜访过一次。奇怪的是，在他家能见到的只是一只只上锁的箱子和光秃秃的床板。向别人问起来，据说那是他父母防备他在家里偷东西所采取的措施。友迪从拍婆子的事儿一出现就兴趣盈然，但苦于自己没有拍婆子的行头。其实这行头对男的来讲也不过是一顶栽绒帽子，一身蓝制服，一双黑皮靴，另加一辆锰钢自行车，当然都要以新的为好。友迪对我那时潜心研究的任何题目都没有丝毫的兴趣，与我在那个读书圈子里的朋友也是格格不入。在拍婆子风行的那段时期，他的来访大多只是专程来向我借还他拍婆子之用的行头。碰到有运气的日子，他傍晚归来时不免要把当天的艳遇向我炫耀一番。碰到坏日子，那沮丧之状也遮掩不住。而对我来说，一时用个滑稽而轻松的题目换换脑筋，也不觉得是纯粹地浪费时间，反而觉得友迪是一个不但可怜而且有趣的人。
拍婆子的发祥地是长安街的六部口，以首都电影院的门口为中心。在红卫兵运动兴起之前的年月里，首都影院曾是经常上演有品味的外国电影的雅地，谁能想到会有一天沦为这样一个犬儒主义活动的舞台。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运动的发起人不是别人，恰恰正是那些三年前曾经狂热地批判所谓腐朽西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宣扬无产阶级禁欲主义的干部和军人子弟。拍婆子的风尚兴起之后，我骑车路过六部口也注意到那里聚集着不少行径暧昧的男女，其中姑娘们一律戴着显眼的大长围脖作为“婆子”的标志。不过，拍婆子的路数我其实还都是从友迪那儿听到的。是他告诉我，男的徘徊一圈相好一个婆子后，就要上去这样拍：“嘿！你是那个学校的？”婆子这时要对男的打量一番，满意的话就告诉他她的学校，俩人便可离场成就好事。反之，如果婆子看他不顺眼，就一定要作出没好气的样子说：“你（他妈的）管得着吗？”那么，按不成文的规矩他就要知趣地走开。整个事儿听起来，除了有欠风雅，其实与传说中云南一些少数民族的原始求偶民俗不无相似之处。
作为绝望的一代，那时的青年崇尚打架斗殴，街头流传的故事中的英雄大多是在打架时敢于舍命的流氓。于是身高、体魄与凶狠的外表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婆子衡量对方的重要标准。不幸的是，友迪在这些方面有点儿先天不足。他的个头儿中等偏矮，体型虽然宽厚，看上去却不象个能打架的。他的又一个要命的问题是满脸光秃秃的不见胡须的踪影，于是少了几分男子气。把这些看在眼里，我对友迪在风月场所的成就本来就期待有限。我注意到他既使碰上好日子，回来后一讲到紧要关节也常常闪烁其词，让你究竟听不出一个名堂，更不要讲他从未能带回来个婆子炫耀一下。我对他是否象他想让我相信的那样真的上过手越来越怀疑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