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我的童年往事，我上小学的那条街叫染房街，是这个城市最早的手工业产品集散地，十九世纪南方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用于装饰服装的花边带子出自这里，这种花边带子古时称作“栏杆”。一家接一家的玻璃货柜陈列着动物的骨头制品，牛骨梳，篦，烟斗，钮扣，还有孩子们最喜欢的印花儿和玻璃弹珠。印花儿的图案取自《三国演义》、《水浒》这类带版画的图书，我一度沉迷其中，玻璃板，橡皮筋，蓝蓝的药水。现在看来，这主要是因为它绝不是那种单纯的小儿涂鸦，而是原始的印相术，相当于针孔时代的湿片摄影，不亚于约瑟夫?普拉多发明的“诡盘”。普罗米修斯窃火，而普拉多从壁缝的阳光中引导出光线和物体在人类眼膜上持续的观念，为这个贡献了自己的双目――成了瞎子。这是个谶，玩火者必自焚，蹈袭光芒者必自盲。你要献出自己的宝贝，结果，反被这些宝贝弄得精疲力竭。
先驱者很多都是瞎子，最著名的就是荷马。许多人后来发现，荷马不光是地形学上的早期勘探者，他了解小亚细亚的沿岸，也了解埃及和利比亚。他辩别了东方和西方，也是光学的描述者。他已经看出地球是一个圆盘，后来更多人围着一个旋转的染色的陀螺和其折射在作研究，结果就出现了十八世纪的牛顿圆盘、透镜画馆、快照、电影机和今天享受的影碟。反过来，我们纵然有周穆王的远征，早于亚历山大，但我们仍然是今天的睁眼瞎，一等国家发明的模仿者，甚至是电视屏的一个尾椎骨。有次，有人请我参加一个企业的新闻发布会，他们从其它国家偷回来一个样品，仿制成功了那个尾椎骨。但发明者没法偷，博爱没法偷，把自己弄瞎没法偷。“如果欧洲人身上没有博爱的原则，相反地，却又单独的、个人的、不断地超群脱俗、执剑在手而要求自己的权力的原则，社会主义者又该怎么办呢？社会主义者看到没有博爱，就开始劝人相信有博爱。因为没有博爱，他就想制造、形成博爱。要做燉兔肉，首先得有兔子才成。可是没有兔子，也就是说，没有能够博爱的天性，没有相信博爱、自然而然向往于博爱的天性。绝望之余，社会主义者就开始制造和规定将来的博爱，锱铢必较，用利益诱惑人，议论，教训……”，最后都只有告到法院去，而法院又在为三教九流烦恼，城市的建设者又正好要靠这些三教九流。漫长艰难的端正过程，毫无希望的物质偶像，和隐蔽的原则越来越多，走马灯似的。形像一个接一个消失，一个接着一个被新人代替，变换姿势。环境并不是傻呆呆站在那里的木偶，连垃圾都乘着每天早晨的光线在变化，那是我们童年所喜爱的万花筒和彩色玻璃弹珠，都在表演折射。我们在地上掏些小坑，然后，蹲在地上把玻璃珠从这个坑弹到那个坑，忘记了上学，赌各种各样的邮票和纸烟花。
浣纱染布是这个城市最古老的传统，比汉武帝派张骞到西域波斯购买汗血马还要早，染房街得名应该和这有关。我的同学中就有几个住在这条街上，四合院里晾晒着染好的织布，树上挂着八哥鸟笼。有个家伙，体育赛跑时，在班上是惟一能偶尔超过我的，我给他取了个绰号：“梅花鹿”――大概突然想到了那些斑驳陆离的染布。我们在学校滚铁环，斗鸡，偷粉笔在墙上乱涂，在桌子上不断地画“男女分界线”。和我同坐的是个天资聪颖的女生，学习很认真。有天，她带一支很好看的笔。课间休息时，鬼使神差，我偷了它，放在仅仅一件短衫遮住的肚皮上，裤腰带勒着。万万没想到，因为忘了拿笔帽，于是，墨水把衣服浸染了蓝蓝的一大块，正应了汉字涂鸦的本义：“忽来案上翻墨汁”。很快就被发现了，只是她觉得惊奇，不明白我这么麻烦――冒着污染自己衣服回家准备挨揍的风险是为了什么。在她看来，肯定我有很重要的理由才这么做，有点孤注一掷，不是出于犯傻。她由惊奇转而同情我，放学时只带走了笔帽，我想她把它扔掉了，还满怀狐疑瞥了我一眼――也可理解为恨了一眼，什么样的恨呢，站在和她对抗的社会一边？
第二天，桌上又放着同样一只笔。十多年后，我路过北京去看她，她已成了军队中的芭蕾舞蹈演员，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谈她的舞鞋，却避免谈过去。看得出，因为生活中许多隐蔽的丧门星，她拒绝回忆过去，像逃避什么重大惩罚似的拼命地想甩掉影子，高傲孤独地点亮可怜的前方。后来，她结婚去了北方一个冻手冻脚的港口城市，在那，一不小心就会屁股着地。她非常漂亮，优雅，不爱说话，不太快活。不知笼罩她的阴影中有没有我的一份罪过？――这些个人轻而易举就能造成而也十分容易被遗忘的灾难，在什么故事框架中和盗火者能达到某种形而上的一致呢？――这就是我的“普罗米修斯”，博爱，有缺陷，又遭天谴的普罗米修斯。
缺陷分自省的和栽赃的，从来如此。前者和历史有关，后者，属于谣言范畴，我们绝不会接受，也不会同意是一场误会。
自己揭下面具固然是胜利，别人揭下却是失败（此话好像出自雨果）。但关键是被揭的面具后面是否有你所想要的那张脸，为了证明这张脸，你还不得不揭下自己的面具，以保障公众看到的不是魔术中的那种偷梁换柱，否则，就没任何意义。现实中有太多这样的事发生，坏人戴着面具诋毁好人，好人戴着面具被认为是坏人说好人，结果，两个都是坏人戴着面具说好人，传言就更不可靠。
绵绵不断的“脸”的斗争，或者是“给你脸不要脸的”的斗争，或折衷主义让我们沉淀，如释重负，因为那也是历史的一部分，实在是悠久。
这座城市发明了一种古老的戏法，变脸。或许是过去为讨皇帝欢心的优伶们用的，也有可能是过去探子们用的。我们得到的启发是，一个人不同的脸可以事先筹划好，用最简单的土办法――纸壳，敷彩，绳子，就能把这些脸充分地表现出来，搭配起来，隐蔽起来，然后在关节和飘动的衣袖的掩护下粉墨登场。原理很清楚，人们主要是学习它的过程和秘传的技法，也许连这些也一捅就破，而我们的臣民对此却乐此不疲，以致成为一种讨厌而不断重复的腹泻，连它的笑也很恐怖，——因为没有笑。
笑是一个花脸，呈中性。红，我们知道它是什么，比如怒气，比如革命，前进，禁止，反叛，战斗；黑，或青，我们知道是什么，严肃，惩罚，整顿，栽赃。花脸，就不太容易把握了。但我们在墙上涂鸦，画的大多是花脸，线条微微带笑，不露牙齿，尽管幼稚，但自由，无拘无束，所以很难界定。
笑在唐代的石刻造像中有一种特殊的表现法，我花了点时间研究此种现象。这种技法早已失传，不是因为技法，而是因为风俗生活。民俗生活统治着每一个人，不光是吃什么，穿什么，还有动作的无意识状态。比如我们说一个骗子能够用诗来骗取信任，就像一个女叫化子抱着租赁的幼儿在街头要钱，假尼姑剃了头穿着棉袍化缘一样――那是指现在，往前绝不会超过世人所称道的新文化。
涂鸦漫不经心地一画到墙上纸上或布幔上就显得有些陈旧，不是因为时间，而是它所依附的材料，新的反倒可疑，它的笑也不见得看出是笑。
一个人笑死，便会落为这城市最大的话柄，――等于你在一群红脸黑脸中扮演弱不禁风的花旦，主要是会成为一种谣言。在我童年居住的那个地方（春熙路），有个邻居就是这样。夏天，老先生在竹椅上先还好好的躺着，突然，大概――在外人看来没甚么缘由就大笑起来，没儿没女，孤零零的，而且，大笑着死去，扇着纸扇，扇上画着寒山夜半客船一类。他只是那红面具中的一个。跟着，谣言四起，最通用的一种说法就是在他的躺椅下挖出了什么，――财宝，或者发报机（那个时代一般是这种猜测），前者证明他是一个趋利的投机者，后者证明他是个探子。如果挖出的是武器就更不得了，这样他就是个杀人魔王，或是说不清的什么朝代的复辟狂。类推下去很多，比如一个人被捕，出来就可能是“甫志高”，在团伙之间意见相左就是“告密者”，难道他还能是个冤枉的持方天画戟的吕布不成？没人会把他想象成一个在反复无常的环境中搏斗的普通人，无名英雄。从这个角度看，花脸只是一种表面现象。
戏剧性在这里就是反常化。这类引伸法疯狂地在民间大布其阵，而且，津津乐道，妖魔化。
“地下”这个词是什么时候获得其意识形态的表现力的呢？比如说“地下党”，我母亲就是其中之一，“地下诗歌”，许多人深受其害。
占领我们城市的间接的统治者――始皇，也就是在时间序列上第一个开始有脸谱和纪年的皇帝。他对“地下”的兴趣特别大，以致死后，无限恭敬他的人们闹了个大笑话。他的贴心大臣，率众为他筑陵墓，这项工程其实在他活着时就开始了，他还无数次亲临现场视察。一个皇帝从小就要训练如何去死，如何让人埋葬自己，隔着深不可测的陷阱观赏自己，就像活着时兔子伴老虎一样――但是隔着服装，而且不让人发现，被盗。成吉思汗在这点上做得让许多统治者羡慕不已，因为迄今他的墓室还在地下未被发现，他杀死了所有埋葬他的人和马匹，毁掉了所有的文字记录和痕迹。秦始皇虽然已被发现，但关于墓内暗道机关和大量水银的传说（史书记载了这点），吓得盗墓者只能用玫瑰和毒药画些阿里巴巴似的计划草图，和死者一起变为秘密的神话。
当时，这项工程十分浩大，不亚于修长城。风水先生认为一个初始化的皇帝，应该埋进天堂，而那时，又只能理解为地面的反面。凡人要达到天堂的惟一途径，就是通过地狱――我们不叫地狱，叫西天，在地球的另一面（与荷马的观念差不多）。而在地下究竟要挖到什么程度才算事呢，爱丽丝进入镜中世界后也问同样的问题。这个“深度”工程持续了很久，自然也就争论了很久，死了不少人，焚了不少书刊，各种异端学说遭禁，而且还是没结果。皇帝的寿命也不可能无休止地等下去呀，没有人知道最后是草草了事，还是什么智者――比如东方朔一类，恶搞了一下皇帝（这类事在他身上发生过许多回，手法都是从地上开始在地下结束，或相反）。就我所知，这是文化中最早的“地下”之争，关乎万岁的统治者，而不在于短命的百姓。
这个民间其实很大，不是一头驴拴在一个墩子上的民间。我们听到大量的驴叫（北方称大叫驴），都是隐蔽的环境所引起的。一头驴之于一个墩子，就像一个人之于一座城市，都在那里挂牌划价叫卖，充斥市场。同心圆一层一层地扩展，波浪一样，说明什么？
每个朝代凡占领这座城市的人首先是在城墙上给它换个门牌号，过去是图腾，蛇，壁虎，枭一类。最后一个也自认为是最伟大的一个感伤地写道：城头变换大王旗。意思是，城头老是变换涂满符号的旗帜，而且都以帝国的名义，会不会是最后一个呢？
很久以前（唐代），因为战争，皇帝带了不少画家到我们这座城市来避难。这些画家主要从事壁画的涂鸦工作，他们酗酒，携妓登高，在寺墙上画拔壁而飞的龙，天王，部众，弓弦斧柄，潜鳞翔羽，罗汉，蜿蜒的河流 ，雷雨，松林，墨竹……，最后一切荡然无存。谁要写过――假设是本《涂鸦，公元７５５－１５５３年，外省漫画见闻录》这样的书就好了，但不会有；假设汉语在那时就完成了白话革命；假设谁是淹没一切的果戈里，――可惜许多人在那蜷缩着，读着漫长的信，象老狐狸散步，写着，写着呢！在灯下。
马可.波罗到我们城市来的时候，寥寥写过几笔，今天我们偶尔还能看到残剩的那些特征，但很快便湮没无闻，不光是我们不大相信，就是西方人开始也不大相信，因为其经历最后是通过囚犯传出来的，对于囚犯，谁能相信什么呢？所以马可.波罗适合小说，而且，正好由一个意大利作家完成了。马可.波罗可以作为一条路线，也可以作为广场的名字。这种嗜好使我们误以为真，就像我们城市所谓的“欧洲街”――其实就侧着铺了层红地砖，做了些贴面，在柱头外面再包层白石膏的多立克柱、爱奥尼亚柱、科林斯柱、螺旋饰、檐部……，就发生在我的家门口，除了增加城市的虚假繁荣和喧闹没任何好处。
马可.波罗的文化不高，土头土脑的国际混混（今后会出现许多类似的），后来被关进监狱证明了这点。他遇到了一个宽容的游牧族皇帝（忽必烈汗）而能深入腹地，但问题是他没给这边带来什么，甚至一根火柴头，但却至少给那边带去了关于丝绸和香料更详细的传说。其中很多丝绸出自我们的城市，但那也是在他之前很久的事了。据说，当波斯人第一次和罗马人打仗时，波斯军队突然展开了他们描龙绘凤的丝绸旗帜，在天空猎猎作响。罗马人没回过神来，立即被这丝绸上花枝招展的涂鸦吓傻了，颜色带来的恐慌使他们大败而归，这是我们惟一的一次间接性的胜利。很快，罗马人了解了丝绸，并开始在贵族间秘密流行起来，再后来，甚至撕开来擦鼻子和屁股，在公共浴室里垫背，以解除魔咒，最后连输送它的那些中转站和类似耶路撒冷或伊斯坦布尔这样的东方也一块吃掉。从单方面的贡献来看，马可.波罗充其量是个烹调间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