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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画家，一流的画家！”当《战争与和平》初版译成法文，时在巴黎的屠格涅夫赶紧献给福楼拜看。读罢第一册，福楼拜发出这样的赞叹。屠格涅夫得意了，赶紧写信告诉其时三十多岁的托尔斯泰——自然，福楼拜这么说，未必想到正当黄金岁月的法国绘画。
文学家，文学家，一流的文学家！当我终于站在列宾与苏里柯夫沉甸甸的大画前，想起福楼拜的话。毋可质疑：当他们二位画出自己顶重要的作品时，俄罗斯文学进入鼎盛时代。
那天下午步入莫斯科特列契亚柯夫美术馆，忐忑而平静。我平静，是当遍看欧美各大美术馆，早学会乖乖寄存挎包，去了厕所，然后排队通过验票口，迈着方步走进去；我忐忑，是因童年尚未听说任何著名美术馆时，“特列洽柯夫”馆名即由成年画家挂在嘴上吓呆初习油画的小孩子——而且是上海话，而且他们也从未去过苏联——此刻我梦游般站在这里了，接近虚脱的边缘。立刻，墙上的画从四面八方发出攻击性邀请：来啊，小子！我在这里！最初一小时，我尚能维持半生游历换来的矜矜理性——假如我有资格这么说的话——伊凡诺夫、瓦斯涅佐夫、勃留罗夫、希什金、列维坦，还有才气横溢的谢罗夫……啊！很好，不错，了不起！我快乐地巡视着，核对熟悉的作品，带着尊敬的宽容，或因宽容而起的尊敬，再次感到自己年长而成熟了，并想起意大利人、西班牙人、普鲁士人、尼德兰人……当然，包括我们自己的绘画的祖先，常年栽培弄成我如今这双眼，足以看开，而能对各种绘画居然看得进去，走得出来。
但这巡视不知哪里总有点做作而蹊跷。俄罗斯绘画！那是我难以交代的心事，犹如一场被自己再三搁置的，怎么说呢，心理的诊断，或被诊断，今天逼近了。大部分作品比想象的好，或者更差，但只要是原作而挂在母国，艺术总是对的，显出理所当然的神色。脚步自行踯跢，我推迟进入列宾与苏里柯夫的馆厅：会失望吗？究竟怎样的呢……我怕从每一馆的甬道或侧门提前瞧见他俩的画。将近三十年前，在纽约大都会美术馆意外撞见唯一一幅列宾的肖像，画得那么生动爽快，画中人凝着忧郁的俄罗斯眼神。但我清楚记得他在欧洲馆众多经典的环伺中，即刻矮下去，弱下去，怎样伤心啊……幻灭的一瞬，虽然这幻灭早经退远，不复刺痛我了，但总得拔除，或妥善安顿列宾与苏里柯夫射入我青春记忆的子弹。它或许早与我的血肉长在一起了吗？总之，我将确认该怎么办。
这就是我多年的抵赖而绝情，迟迟不来俄罗斯的深在原因么？大约二十岁前后，我曾温柔想像自己是俄国画家，未久，又竭力甩脱绘画中的苏联。那时我已读到托尔斯泰笔下的画家——在《安娜·卡列尼娜》下册，两位逃开彼得堡社交界的情人去到意大利，正由一位朋友领到旅居那里的俄国画家密哈罗夫的画室门前：
他自己也没意识到当他走近他们时，怎样一把抓住了这个印象，吞嚥下去……“请进！”他说，竭力装得不在乎的样子……虽然他的作品挨批评的时间愈是迫近，他就愈感到兴奋，他还是迅速机敏地凭着觉察不出的标志对这三个人构成了他的印象，就像他记得他曾见过的面孔一样……他一幅幅地翻开习作，拉起窗帷，揭去罩布的时候，非常兴奋，特别是他确信高贵有钱的俄国人多半是畜生和傻子，但他却很喜欢渥伦斯基，尤其是安娜。
同意吗：画家、画家、一流的画家！
在访问者默默凝视那幅画的几秒钟，密哈罗夫也以旁观者的漠不关心的眼光凝视它。他预料一定会有最高明最公正的批评从他们的口里，就是一会儿以前他那么轻视的几位访问者的口里，说出来。他忘却了在他绘那幅画的三年中对他所抱着的一切想法；他忘却了他曾经确信不疑的它的全部价值——他用新的，冷眼旁观的眼光去看它，在它里面看不出一点好处来。
有谁这样地看穿过画家的心理么……每座初访的美术馆都如迷魂阵一般，经验使我逗留在次要的画家那里，躲闪主要的厅堂：要慢慢来。信步转弯，进入那位专事描绘俄罗斯与土耳其争战的魏列夏庚专馆，扫视一过，突然，瘁不及防，那被走廊尽头最后一馆的馆门所框限的一面巨大画幅的局部，凝着斑斓浓郁的蓝调子，拥挤着那组再熟悉不过的群像的中间部分，远远地，我不幸提前看见了苏里柯夫庞大的《女贵族莫洛佐娃》——1976年在拉萨寒夜的床上我好久好久凝视它的画片，确凿记得所有的脸——再也逃不掉了！我蹑手蹑脚走向它，脚步移动，横长的全画，占据整墙，比我想象的大得多，霍然呈现了。犹如被推进法庭，又如童年误入弄堂打斗的陷阱，胆战心惊，我撞见一个又一个绝对招架不住的狠角色在四面站稳了：正墙是已击中我的《女贵族莫洛佐娃》，右边，《近卫军临刑的早晨》，左手，《缅希柯夫在贝列佐夫镇》，此外，三幅巨作的剩余墙面依次挂开三十多件小幅草图——眼睛是不听使唤的，瞧啊，左侧边门霍然露出列宾的专馆！等等，还是此刻就进去呢？人终于敌不过少年时期纠缠的鬼魂，谈什么镇定从容啊，我如偷儿般蟄步探头，同时长出十二副眼珠，目光扫射：《伊凡杀子》、《意外归来》、《库列斯科省的祈祷行列》，都好好挂着，被顶端的天窗照耀着，他的半数肖像也都一动不动转过脸，朝我看来：碧眼的肥胖的《穆索尔斯基》（画完才过一周，音乐家就死了），忧郁的神经质的女演员（据说只画了四十分钟）……虽然他俩的另一半作品是在圣彼得堡，但那一刻，我四十年的旧帐一举结清。
伫立，徘徊，坐下又复站起，我难以静静久看某一件；多么绝望的幸福，好像刚刚见到就要与之诀别：我飞快搜寻印刷品中无法看清，此刻近在眼前的雄辩细节。时间在丧魂落魄的巡看中难以测度，高大的小任超耐心跟着我，等着，忽已闭馆时分，馆外夕阳灿烂。第二天我又回转来，谁也不看，单是在列宾馆，主要是苏里柯夫馆，继续梦游，并未寻回镇定与理性，反而更其清醒地昏厥。在临死的近卫兵和家属们过于纠结的场面与号啕声中，在践踏残雪哗然跟随被流放的莫洛佐娃的旧俄人群中（每个人物画得像真人大小），大概，很可能——这是我此刻兴起的联想——童年目击暴乱和游街示众的全部记忆，以及，仿佛对应，我对大场面油画的狂热激情（我曾以为这激情早经蜕化），都被苏里柯夫大幅度唤醒了。多年来，惟在宏伟的意大利宗教壁画前我才有过这生理心理的同等震撼：也是死亡与围观，也是无数错愕惊恸的脸，那么真切，在画布上轰然骚动着，以至不像绘画。
特列契亚柯夫美术馆全然改变了我此来的心情。现在我确信自己从未丧失对苏里柯夫的爱，正如我从来热爱托尔斯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