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姗姗来迟。大斋期的最后三个星期天气清朗而严寒的……复活节的时候还是满地的雪，但是突然之间，第二天起了一阵暖和的风，乌云笼罩，温暖的雨倾泻了三天三夜。到礼拜四，风平息下来，灰色的浓雾弥漫大地，傍晚，天空晴朗了……隔年的草显出绿色；雪球花和红醋栗的枝芽，和黏性的樺树的嫩枝因为汁液而涨满了……
四十多年前，我在上海屋檐下读着列夫·托尔斯泰这段描述，自以为望见了遥远的“苏联”。日后领教漫长寒冬，巴望春暖，是长住纽约的经验——纽约的纬度比北京更北，接近沈阳——每年总要捱到四月中旬吧，一树一树望过去，忽然，星星点点，春芽初绽，给好太阳照耀着，鲜绿幼嫩，灿烂而欢愉。那是我一年中最感动的几天。之后，不消一个礼拜，绿叶滋长，覆盖全树，春意就给送走了。
去岁自伊斯坦布尔归来，《华夏地理杂志》即与我说定今春去俄罗斯。几时启程呢，我决定扣准四月底群树爆芽的时分。转念一想，俄罗斯回春想必更迟吧。拜托编辑专门做功课，回说北纬五六十度之间的俄罗斯，恐怕要过五月中旬这才见绿的。我相信了，行期延至五月。十八日，飞临莫斯科，时在当地黄昏，移动的视野间散布着东正教教堂的圆形金顶，一闪一闪，下望夕阳普照的大地，浓绿铺展，蔓延天际：迟了，最迷人的几天显然早已过去，入城沿途一路是高大的松柏、枞树、美丽的白桦，稠密葱茏，迹近初夏。替我探知俄国春讯的青年不明白，我所计较的只是细芽初露的那几天。
看不见的云雀在天鹅绒般的绿油油的田野和盖满了冰的，刈割后的田地上颤微微地歌唱着；鹤和鸿雁高高地飞过天空，发出春的叫喊……弯腿的小羊在它们那掉了毛的哶哶地叫着的母亲身边跳跃……可以听见池旁浣衣的农妇们快活的闲谈，和农民在院子里修理梨耙的斧声。真正的春天已经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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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苏联的情热，冷却很久了。长住纽约，走访欧陆，到底使我渐入理知，回看俄罗斯。这些年几乎每岁去到西欧，去过，还想再去，可是老画友一拨拨结伴访俄，归来倾谈，我有心听着，并不热切地想去看看。叶利钦或普京的新俄消息多是政事，看了几部解体后的俄国电影，还是大好，而且大气：俄国佬究竟厉害。那部一以贯之的长镜头所拍摄的《俄罗斯方舟》最是回肠荡气，结尾，盛装的旧俄人群滔滔煌煌步出宫廷，忽然是彻骨寒冬，历史的长夜……“在俄国，俄国失去了俄国”，某日读到，自以为懂得了，然而电影、诗，以至文学，便是俄罗斯么？我已学会审慎分辨：文艺归文艺，国家是国家。
启程前夜，自己也有点诧异：我将托尔斯泰七册长篇汉译本塞进行囊：高植翻译的四卷本《战争与和平》，周扬、谢素台合译的上下册《安娜·卡列尼娜》，汝龙翻译的《复活》。这些周正的汉译旧版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上市，1978年左右再版，沿袭早先的朴素版式。我买齐了，珍藏着，如今纸页苍黄，并排存放在我从纽约携回的小古董桌屉间。上一回重读，第四遍，及今快要十六七年了，时在四十岁；初读，那是太早了，十四五岁，文革期间。
出于难以申说的理由，中年后几乎丧失了阅读小说的兴味。十余次欧洲行，也从未携带某国文学的译本，以助游兴。阅读托尔斯泰却是我眈溺的积习，为解说这积习，怕要写长长的论文。我只顾再三再四读，每次临到读完，竟起感伤：幸福完结了。欧美小说各有光华，不过哪里还能读到这般从容不迫、丰饶厚重的旧俄文学？普希金，那是另一位莫扎特；陀思妥耶夫斯基，没办法，我总难汇聚重读的勇气；惟托尔斯泰，今次我将第五遍钻进他的大部头么？那存放旧俄小说的桌屉犹如老窖，久藏着，是留给自己老来的礼物，慢慢享受：是的，这是我辈难以磨灭的苏俄情结，缘自中国五十年代的政治催眠，并非即是苏俄；而过去三十年，苏俄记忆却又在中国消褪太速了：或因大规模“反修”、继之结交美国、抑或多年来的物质狂欢？以我们世世代代的世俗根性，汉民族原本与俄国不亲——阅读乃私人之事，论及文学，似乎仅托尔斯泰便足以赏我辽阔无边的文学版图。或者竟为几册旧书我便以为俄罗斯存放身边么？去或不去，概不在怀，以至临到动身仍不能重燃以往的情热，我于是带上托尔斯泰，好似靠了他便可捂暖了去俄的路途，而老来重读的幸福，就此提前预支了。
登机。起飞。我仍怪自己毫无心肝的平静，有如寻常出差，若是走访西欧哪会这样呢，惟愿到了，就会兴奋起来吧。好几回自空中途经俄罗斯，明知飞越托尔斯泰母国的上空，并未怎样感触，略有所念，只因托尔斯泰，照直说，是为文学。俄罗斯给予我辈太早的异国想象，这想象早经涣散支离，被苏联，被新俄，也被我自己篡改而搁置了，犹如童年衣装，不再合体，至少，我仍会将俄罗斯随口说成苏联。
屏幕指示飞行已近外蒙温都尔汗。居然想起林彪，他仓皇出走的第一念，便是苏联。记得在山沟听说他的出奔，啊！要去苏联？我正迷狂着苏联的绘画，画中的苏联……在机声轰鸣中取出《战争与和平》首卷，翻开读。老版本的珍贵是在每一姓名与地名下，印一道横线，以示醒目，这排版的通例起于民国，曾为张爱玲所喜，特意说起，后来的书籍印刷即予废除了。逐页读着，很快，我兀自狂喜了，泛黄书页转瞬勾连遥远而重叠的阅读，那些淡忘的情节，次要的人物，挨个儿出现了——初中时节我就认识他们啊——或者，还未读到，便在迅速复明的记忆中提前站了出来：彪骑兵连长皆尼索夫，宫廷宠臣斯瞥然斯基，镇定的将军巴格拉齐翁，公子哥阿那托里，农民老炮兵屠升，还有，妙啊！那位英俊的流氓道洛号夫：
他走在总司令面前，举枪致敬……把一双明亮的蓝眼睛像他望着团长时那样大胆地望着总司令。“我只要求一件事，大人，”他用明亮的、坚决的、从容的声音说。“要求给我一个机会改过，证明我对于皇帝陛下和俄罗斯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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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场。下午六点。当我在地铁站口望见克里姆林宫塔尖，阳光灿烂如同正午——五月间，俄罗斯天色向晚延至夜里九十点钟，到了六月，终宵通明的白夜开始了。多好啊，时间在这里变得何等慷慨，单是明亮的黄昏与白夜，就对俄罗斯心生向往——在红场影像中，永远不变的区域是宫墙、尖塔、列宁墓、阅兵广场，还有圣瓦西里教堂如奶油蛋糕般丛集旋转的彩色圆顶。现在我终于知道了环绕红场四方的地形：西端是由小小的旧皇宫拱门进入，东端出口是广场石铺地面的延伸，漫长倾斜，下到莫斯科河岸；正对列宁墓北端，是建于十九世纪末的古姆商场，今已安装昂贵的玻璃天顶，如同米兰与巴黎最豪华的时尚购物区。列宁墓背后，南端，红色宫墙阻断视线，绕过去，其实是美树翩翩的皇家公园，布满市民和游客，铺种着从未见过的北方花朵，青蓝紫白，密密层层。宫墙一角的圣坛燃着不熄的火，供着二战期间殊死奋战几近毁灭的八座城市的碑石。从那里设置的宫门进入几代俄国首脑办公的庞大内院，站着几座古老的东正教堂：黎明，傍晚，远自莫斯科河对岸望去，刺目霞光被教堂的集体尖顶分割了，钟声大作，神圣宏伟。
1812年春，彼洽，十六岁，莫斯科男孩，罗斯托夫伯爵家的小儿子，渴望从军，为国效命，那天他瞒着家人挤进克里姆林宫三圣一体门前的密集群众中，瞻仰吾皇亚里山大：
所有的脸上都有一种共同的激动和狂喜的表情。一个女商人站在彼洽旁边呜咽着，流出眼泪。“父，天使哟！亲爱的！”她一面说，一面用手拭着眼泪。“乌拉！”大家叫喊……彼洽，发狂般地，咬紧牙齿，凶狠地睁大眼睛，用臂膀推着向前挤，并且喊着“乌拉！”，好像准备在这个时候把他自己和所有人杀死，但在他周围拥挤着同样凶狠的面孔，发出同样的呼叫声，“乌拉！”
还没走近通向广场的拱门，霍然一惊：斯大林与普京并排走来！普京挺着体育家的宽胸膛，一掠头发，从西装衬里掏出总统照片，昂然四顾，斯大林，上身紧绷着我那么熟悉的有四个口袋的呢军装，慈蔼地，讨好似地接住我的目光，手指勾勾，分明用英语说道：来，来啊，拍照！
太像了！与斯大林目光对接的一瞬，我竟起恐慌。戈巴乔夫居然斗胆，到底他是从未面见斯大林的晚辈，看照片，当年环伺领袖的文武大臣分明满脸恐惧——抵达那天在机场关口瞧一位金发青眼的年轻警员，我心想，单是二战，这国家就有数千万壮丁被枪炮轰毁了。而十九世纪的俄罗斯阵亡者里，就有托尔斯泰描写的那位贵族男孩：瞻仰皇帝后，彼洽终于混入军队，上了前线，在跟镇静的流氓道洛号夫探入敌营的翌日，送了性命：
“乌拉！”彼洽叫喊着，片刻也不迟疑，向发出枪声、硝烟最浓的地方冲去……他没有抓住缰绳，却奇怪地迅速地挥动两只手，从马鞍上渐渐向一边倒过去。马跑到在晨光中将要燃尽的营火那里站住了，彼洽沉重地跌倒在湿地上。哥萨克兵看见他的手和脚迅速颤抖着，然而他的头动也不动：子弹打中了他的头部。
一对宫廷装扮的男女吸引了我：男士戴着拿坡仑时代的黑色三角帽，披发，长靴，挎刀，女子长裙及地，高耸金白色卷发，撑着契柯夫小说改编电影中贵夫人的小圆伞。正有位高大的掮客和盛装军官匆忙谈话，双手数着钞票，女子闲出戴着白纱手套的手，朝游客作出在盛会中邀舞的娴熟姿态，亮着持久的演员的甜笑。
稍一分神，环顾着，列宁、戈巴乔夫、勃列日涅夫、被枪毙的尼古拉二世，还有位东正教教皇模样的魁伟老人，就散在几米开外的人丛中，礼貌地拦截蜂拥走过的游客，穿着各自的招牌衣装，神形酷肖，令人害怕而发窘。我骤然大笑，以为自己发了疯：没有什么比那一刻更让我确认苏联真的消失了，对俄罗斯的爱与我一路期待的兴奋感，意外地，由这滑稽的街头演员而转瞬醒来。“意大利人与俄国人可能是这世界上最完美的群众演员。”安德烈·巴赞这样说道。不过列宁，保持着伊凡·伊里奇双手插在裤兜里的著名姿势，见我狂笑，就从呢帽檐下疑惑忧郁地瞧瞧我。靠近细看，是一位老实的，晒黑的，来京城混饭的中年乡下人，稍远处，比他幸运的斯大林已经沉静地站妥，左右拢着惊喜跳跃的韩国女孩，预备合影了。
人民大致一样，尤当古国的人民仰望君王。肖斯塔科维奇回忆斯大林出席党代会，几次三番狂呼万岁，总算静下来，只听得暗角落又一人声嘶力竭高喊“乌拉！”，于是全场数千人重启欢呼……1966年天安门广场的景象并非中国才有，托尔斯泰早就看在眼里。两百年前，亚里山大一世从皇宫窗口向朝整夜守候的人民抛掷饼干，群众疯狂抢夺，彼洽也在：
他不知道为什么，但觉得一定要抢到皇帝的一块饼干…他撞到一位也在抢饼干的老妇人。老妇人虽然躺在地下，却不认输，她伸手要抓，但抓不住。彼洽用膝头挡开她的手，抢了一块，并且似乎恐怕叫得太迟，又用已经哑了的声音高呼“乌拉！”
在所有红场影像中，我从未注意到圣瓦西里教堂近旁的圆型石台，苍然斑剥，朴实而严厉，古称“宣喻台”，俗称“断头台”，昔年朝廷在台上宣示诏书，台下即是处决要犯的刑场。苏里柯夫《近卫军临刑的早晨》画着观刑的人群麋集石台，阴霾曙色中，背景就是眼前的圣瓦西里教堂。农民王斯捷潘·拉辛在此受死。1825年，五位被判处绞刑的十二月党人恐怕也在这里就刑。童年观看根据普希金小说《上尉的女儿》改编的黑白电影，十八世纪强盗首领布加乔夫被斩首，只见利斧举起，头颅垂下，当后颈的衬衫被刽子手一把扯下，他高声叫道：“原谅我吧，乡亲们！”于是钟声交作，全场跪倒——如今刑场站满游客，上世纪各国元首，包括毛泽东与刘少奇，站在列宁墓顶检阅军队。当德军逼近莫斯科，红军的铁靴整齐踏响广场的石地，轰然阅兵。而在托尔斯泰描述的1812年，军队撤走了，空荡荡红场出没着几位自发守城的农民，迎击法军，随即被霰弹轰散。这一幕就发生在我此刻站立的地面：
下午四时前，牟拉的军队开进莫斯科，前面是孚泰姆堡骠骑兵支队，那不勒斯王自己骑着马，一大群随从跟在后面……克里姆林宫发出晚祷的钟声，这声音困扰了法国人，以为那是作战的号召……“开火”！……炮声在克里姆林宫石墙上的回声停息不久，在法军的头上发出可怕的声音。一大群乌鸦飞翔在宫墙之上，咶咶叫着，鼓动着成千的翅膀，在空中打旋……法军进了宫门，开始在老院的广场上扎营帐。兵士从枢密院的窗子里抛出椅子，在广场上生起火来。
夜里十点，漫长霞光与克里姆林宫宫墙相偕展开广大的倾斜，绯红金紫。极目了望，怎么也想不出过去两百年在这里上演的争战与观刑。自下而上映照宫殿的灯全线开启了，红场于是在迟迟向晚的时分扮演莫斯科经典明信片。游客脸上的殷红夕阳逐渐变暗，转瞬又被青兰的夜灯照亮了。在列宁墓门边，一位肥胖而干练的女警官大约作完当日的巡视，口唇鲜红，与男同事交接，在大广场的清澈薄明中显然说着私人的琐事，然后登上警车，下班了。
每天夜里贪婪阅读托尔斯泰，我已是小说的陌路人，而他仍使我贪婪。读着，完全忘记身在俄罗斯：文学就是文学，我紧跟主角进入战场、舞场、监狱、村庄……或者听音乐：
从关得不紧的门里传来乐队小心的断音的伴奏声，和一个清晰地唱出歌词的女子的声音。门开开来让那伺候包厢的人进去，那句快要接近结尾的歌词声清楚传进了渥伦斯基的耳朵。但门立刻关上了，渥伦斯基没听到那句歌词的结束和伴奏的尾声，但是从门里面雷动的掌声知道这支曲子已经完了。当他走进那给烛台和青铜煤气灯照得通明的大厅，闹声还在继续……包厢里照例是那些太太，在她们后面照例是那些士官，照例那些奇装艳服的女人，天晓得她们是谁；在顶高层的楼厅里，是那些龌龊的群众；在所有观众里面，只有大约四十个体面的男女，于是渥伦斯基立刻把注意力转向这块沙漠中的绿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