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兄弟姐妹七人，我排名第三，上面两个姐姐，儿子中我最大，下面一个妹妹，接着是三个弟弟。
文革期间，我以下的四个弟妹，除最小的四弟读小学外，其他三位，都去了
农场或插队。
几乎是同一年，妹妹去贵州插队，大弟去黑龙江兵团，三弟去了黑龙江密山农场。
我现在能体会到，当时父亲被政审，母亲为了送三个孩子下乡，是多么的艰辛。
三位弟妹所受的苦难，和他同时代的青年一样，罄竹难书，可怜这一代人，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力，虽被称作“知识青年”，却无知识可言，自己受的苦难，又无法用文字向人诉说。其中虽有能舞文弄墨者，一经出名，被囊刮进作协，就此噤声，甚至昧了良知，粉刷盛世，忘却自己昔日所受的苦难，忘却同辈人的血泪嘱托，忘却自己肩上的历史责任，忘却读书人治国平天下的大任……
那个时代，那辈人的血泪故事太多了：有的小小年纪充当戌卒，在冰天雪地的中苏边境站岗放哨；有的在烈日下终年挖土，而报酬只有人民币五分钱一个工分；有的为了进工矿，被大队书记强奸而忍声吞气；有的为了换份轻松工作而随意婚配；有的为了搞病退而自残肢体……斑斑血泪，惨不忍言。
那些令当青年无法想象的往事，蘸尽三江之水也书写不完……
而区区的我，只能写我最熟悉的人，最熟悉的故事。
我家三弟，是四兄弟中长的最帅，最聪明一个，偏偏时运不济，做了六九届的初中毕业生，毕业后被送去黑龙江密山农场。
记得临走前，我陪他去南京路中百一店买东西。在路上他跟我说，大哥你工作好几年，一直把工资交给母亲，为家中开销，我到农场赚了工资第一就给你买只上海牌手表。我说不用，为了你们几个插队，母亲已经借了不少债，先让她还债要紧。
送三弟上火车，是在上海老北站，宝山路虬江路的月台，因为那年头，天天有知青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平时不用的老月台也忙碌起来了。
记得那天送走三弟，转身看见一个八十多岁，握着拐杖的老太太，坐在地上号啕大哭，一个中年妇女上前问：“老太太，为什么哭呀？”
旁边一个女孩子说：“她孙子到黑龙江去了。”
中年妇女大概是街道派来欢送知青的，用时髦的语言安慰说：“孙子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是光荣的事呀！”
老太太擦着泪，用宁波话说：“断命光荣，杰拉阿伯（他爸爸）是我独养儿子，被斗杀了，我只有一个孙子又到黑龙江去，哪能活啦……呜呜……”
哦，老太太的的独生子被批斗死了，唯一的孙子又去了黑龙江，难怪她哭得那么伤心。我已经想不起来那时我是怎样想的，也许我有一霎那的同情；也许我觉得老人家思想太落后，没有领会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精神；也许我麻木不仁，更本没有反应……那个年代这样的事情太多了。
可是现在我可以呼唤了，我呼唤杜甫，告诉他，“三吏三别”在那个年是逊色的；我要呼唤王仲则，告诉他，那个年代才是真正的“衰世”！
杜甫和王仲则已经长逝，可叹的是那些目睹这个黑暗时代，甚至亲身经历的文人也死了。
杜甫和王仲则死的是肉身，而那些人死的是良知，死的是灵魂，而他们的灵魂和良知是参加作协后死的。
三弟刚到密山不久，给家里写过几封来信，以后就没有信息了。
那时候母亲急得团团转，全家人到处打听三弟的消息，后来终于知道，三弟被抓起来了，送到黑龙江一个叫保安沼的农场劳改，判刑三年。
三弟劳改了，他才只有十六岁，一个十六岁的“知识青年”，究竟犯了什么罪？这时候母亲日夜睡不着觉，父亲在审查，三弟被判刑，二弟、大妹，一个在黑龙江兵团务农，一个在贵州插队。母亲决定上黑龙江弄清究竟，但家中一贫如洗。要去黑龙江，哪来盘缠。幸亏那时我刚满师，用多年的积蓄买了一辆崭新的永久14型自行车。我知道母亲的心事后，把车子卖了，作为她去探望三弟的川资。
母亲一去两个月，一路辛苦无从表述，她从农场到监狱，向各路领导磕头求情，最后见到三弟，弄清真相：
原来和三弟同去的同学里，就有两派不同观点的同学，彼此间积怨很深。三弟人长得帅，有位一起去的女同学，在生活上经常帮助他，帮他洗衣服，感情很好，她日后成了他的夫人。
你想，一群十几岁的孩子，去了千里之外，离开爹娘，生活没人照顾，其生存状态可想而知，于是有对立派的个别调皮的同学也把脏衣服扔给那位女同学洗，理由是你能给他洗，就能给大家洗。
矛盾终于爆发了，经历那个时代的人斗知道，在那个不斗行吗的时代里，青年人之间的械斗视家常便饭。械斗的结果，是三弟动用斧子砍掉对方的半个耳朵。后来知道，密山农场的当地人，都是闯关东来的，民风纯朴，几十年来和睦相处，没有发生过打架的事，自从来了这群上海知青，社会风气大坏，为了杀一禁百，农场领导决定把这事作为典型，将三弟五花大绑，游街示众，判刑三年，以禁后效。
知青回城那年，我三弟回来了。
当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不是我当年的三弟了。他神情大变。一见面就说：“大哥，我对不起你，手表没有给你买成，反让你把自行车卖了。”说完放声大哭。
三年的监狱生活已经把他的精神整垮了，他经常自言自语，有时整天不发一言，有一次我和他出去，他突然追上一个走在前面的外地人，愤怒地揪住他的领口，然后又把他放了，接着放声大哭，弄得过路人莫明其。我问她究竟，他说在监狱里，曾四肢反吊，被毒打一天一夜，昏过去了四次，他记住了打手的脸，发誓一定要报仇。
我很想知道三弟在监狱里的苦难，但是每当提起，他就要大哭一场，为了不刺激他，以后我就很少提了。
我只记得他说过的一件事，她关押的东北的保安沼劳改农场，是一个专门关押广东籍犯人的地方，因为东北严寒，南方人禁不住寒冬，没几年就会死去。他曾听一个老犯人说，自他六十年代初来这里，已经记不起扛过多少个死人，只记得，那块埋葬死人的坟岗下，已经挤压了好几层尸体……记得当年他说这件事的时候，小心地环顾四周，生怕被人听见，还再三叮嘱道，这是机密，释放时写过保证书，不能讲出去的。
好多年前，三弟又犯病了，我去探视。三弟妹说，今天是我惹的祸。原来上海人有个习惯，每逢夏天，太阳好的时候，要把冬衣晾出去暴晒。弟妹在箱子里发现一条有尿迹的床单，就拿出去晾了，三弟回家看到，一下神情大变，又哭又跳，语言反常。原来他坐牢时有位难友，也是知青，两人睡一个炕，就在旁边。
白天他俩在田里服苦役，保安沼是出产东北优质大米的地方，但犯人们经常吃不饱，正逢割稻的季节，那人饿得慌，偷了不少生谷，用手搓掉硬壳，囫囵咽吞下去，也许吃得太多，第二天一早死了，临死前撒了一泡尿，沁湿了三弟的床单。
前次回国，我去三弟家，看见他和一个少了半边耳朵的人在喝酒，三弟介绍说，他就是当年打架的同学小李。
李看见我，感叹地说：“大哥，当年我们不懂事，相互伤害，都接受了教训 ……”
说着，他们两人都哭了。
在本文结束时，我突然想起，有人在高喊“光辉的六十年”，我不仅暗笑起来，你老爸冤屈到死，摆请客酒，都没人敢来喝，这“光辉”怎么叫人接受。
你说得出，我想不通。
二〇一〇年五月二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