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
进入卡夫卡的世界是艰难的,他是现代社会的掘墓者,更是隐喻者。所谓隐喻,卡夫卡用象征,荒诞的小说手法来描绘世界,卡夫卡的小说主要是向内的倾诉,巴尔扎克的手杖上刻着“我将摧毁一切障碍”,“一切障碍都在摧毁我”则是卡夫卡的铭言。卡夫卡有着一颗忧郁脆弱的灵魂,他的厌世那样彻底,象《城堡》的主人公K一样活在“永恒的凉意里”。
K渴望进入城堡,内心却带着恐惧,亦步亦趋地逼近城堡的中心。卡夫卡与他的主人公一样,怀着希望,与警惕之心,他十分害怕尘世夺去自己写作的权利。孤独是重要的,孤独才能安静地思考与写作。卡夫卡在给未婚妻的信中写道,“我的生活在根本上无论现在或过去,历来都是由写作的尝试所构成,……倘若我不写,我便瘫在地上,只有被清掉的份。我与写作的关系和我与人的关系是不可改变的,它们建立在我的本质中。为了我的写作,我需要孤独,不是象‘一个隐居者’,仅仅这样是不够的,而是象一个死人。写作在这个意义上是一种更酣畅的睡眠,即死亡,正如人们不会也不可能把死人从坟墓中拉出来一样,也不能在夜里把我从写字台边拉开。”卡夫卡是为写作而生活的,而写作不需要象他一样生活,苦行僧式的生活会极大地摧毁一个人的热情和创造性,并且写作是多姿多彩的,卡夫卡采取的是一条最为便捷,也最枯燥的路途进入他的小说世界。他的热情从被冰封的凉意中渐渐散发,他的主人公始终生活于“永恒的凉意里”。
夜深人静之时,我也感到“永恒的凉意”,在腊月寒冬,奔赴祖母的葬礼途中,感到“永恒的凉意”,需要什么来克服它呢?“凉意”的本质源于生命的底层,对死亡的恐惧,也是一种虚怯感,对这个有限世界的陌生与拒绝。如若切入它,又会怎样呢?K逐渐地逼近城堡,城堡却在远离他。这是现代社会的悖论,文明的悖论,在进步神速的物质世界表象下,人心涣散,人与人间的心理距离越来越大。卡夫卡预先清楚了这点,所以能够屏弃华丽的言说与抒情,直抵人类生活的本质。于是, “凉意”还是生命的正常感觉,“虚怯”应存于人的心底。卡夫卡的世界是灰色调的,压抑的,荒诞的,人多么地被动;他用自己的心血,甚至生命为我们描绘了现代世界的图景,将人类细细切碎,旋入他的“地洞”中,而后小心翼翼地将它保存。他将K置入一个永无出头之日的城堡里,返回,还是继续前进?放弃,抑或追求?不正是人类文明逐渐进步,而精神渐趋堕落的真实写照吗?
莱蒙托夫
莱蒙托夫对我的影响是巨大的。他是普希金的继承者,他们有着相同的命运,牺牲于对抗黑暗的中途,专制的黑夜极其漫长,他们等不及了,过早地夭折了。莱蒙托夫贵族式的傲情,使他成了社会上的多余人,在俄罗斯大地上,贵族是贪婪的,凶恶的,保守的,不象他充满高贵的温情,忧伤的爱恋,更不象他“不惜为俄罗斯而死”。然而当他行走在这片土地上时,和人们的相处当中,又感到异常的陌生。他感到了孤独,“少年不识愁滋味”,他却早早地品尝到忧伤孤独的滋味,也许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品格,莱蒙托夫自小生长在外祖母温情而热烈的关怀下,性格柔中带刚,柔性对世界易包容,刚性则体现于对黑暗与丑恶的拒绝与抗争。
20世纪初从容就义的秋瑾,是莱蒙托夫的同路人。我在她身上找了莱蒙托夫的影子,鲁迅先生提出国“娜拉出走后怎么办?”的著名命题,在秋瑾看来是“革命”,“起义”,因为使娜拉陷入绝境的是旧制度,压抑人,压迫人的非人的制度,惟有推翻它,娜拉出走才有意义,与希望。现在,当我们陷入庸常中不能自拔,又对那些无聊的,无中生有的排斥与敌视耿耿于怀时,我们受到的伤害越大。特别是那些为了自己生活的更好,两面三刀的小人,在我们面前得势,深感“无物之阵”的可怖;是制度产生这些人,我们不愿逃避,得更深地切入腐朽制度的深渊中,将它摧毁。
然而莱蒙托夫给我的行动力是不足的。我仅耽于精神的幻想上,或者说是《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在世俗的泥沼中挣扎,在别人认为值得奋斗的时候,他始终怀疑着现世的意义,他忧虑俄罗斯的前途,俄罗斯却把他当作“多余人”。我和他一样遇到相同的环境,与人们相处十分艰难;并且所处的现实更为恶劣,信仰流失,道德滑坡,人性堕落比比皆是,有时我们连洁身自好的权利都没有了。但莱蒙托夫给我的启示是永恒的,当我身陷困境时,他是高高飞翔的鹰,冲毁牢笼,冲出绝境。在我的世界里,他是“青褐色的高加索之鹰”,顽强地冲击黑色的岩石,把腐朽的,寄生的碎屑,虫豸飘洒空中,露出岩石刚正不屈的本色。
莱蒙托夫留给世人永远年轻的形象,是未完成的天才。由是,想起了海子,十几年前,我是通过他认识这位俄罗斯诗歌天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