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是个什么分量，当时我并不知道。到今天见到一些人自豪地说自己是在四中受的教育，还历数那么多名人也是从那里进出的，我才理解它可以算得上是国内顶尖的一个中学。
我进到四中的时候，北京是在“敌伪时期”，是日本占领的“沦陷区”，属太上皇日本人和傀儡王克敏的政府管辖。
四中在西四西什库后库，从我家西单报子街（现在西长安街路南的半边）到四中不算近，可以走到西单、坐有轨电车。北京那时好像除了有轨，就没有其他公共交通工具。经西四到平安里拐弯，到厂桥下车，走进后库去学校。这比较费时间。如果骑自行车上学，就方便不少。那时候自行车可不便宜；在我几番要求下，父母给我买了一辆。此后，晴天、变天、刮风，特别是西北风、下雨、下雪，我都是一早骑车北上，过西单商场、缸瓦市、拐进丁字街，不远，再拐进西什库，骑车约不到半小时，就能到校。年纪小的时候，骑车也并非毫无劳苦。冬天顶着大西北风的时候，真骑不动，就跟在有轨电车的后面，好减轻点迎头风的阻力。有轨电车只能沿着电车轨道走，不能自由左右拐动，在后面紧跟着电车，也有的危险，譬如在电车突然减速、或来个急刹车的时候。有时，风更大，还禁不住一只手拉住电车门边上下车的扶手，一只手牢牢把好车把，让电车带着走。那可是风驰电掣，一点也不费劲儿；不过心里知道稍不留神，出点错，那会有大危险。电车上卖票的人一看见，就会急忙大声喊叫，声音压过电车声和风声：“不要命了！！”这时候自然就赶快放手。回想起来，那真是“勇敢”得“不要命了”，让人后怕；大家知道，也都看到过自行车的前轮滑进电车铁轨中间凹下去的沟里，有轨电车滚动的铁轮子突出的部分就嵌在那个凹槽里转。到时候，自行车就闪电般地、“和你没商量”地失去平衡，摔倒在地，那就要命了。所以骑自行车的人都知道，横越有轨电车道的时候，前轮必须尽量和铁轨垂直些。我有摔倒过的实际经验。
四中的一年，没有给我留下太多印象。印象深的有一件：教我们英文的清华人陈老师，约四五十岁，谢了顶，他谆谆地告诉我们，“often”（常常）一定要读成o-fen“奥芬”，绝对、绝对不能读成of-ten“奥夫特恩”。我到了六七十岁的时候，才听到英文母语的人讲of-ten“奥夫特恩”；乍一听到，我还是愣了一下。
我在班上总爱调皮，一定让老师们头痛。四中是市立学校，在那沦陷的日子里，有日本教官，我对这也不习惯，我对日本教官似乎也调过皮，记得在师大二附小没有日本教师或管理人员。
读完初一，我的学习成绩还不错。到了快放暑假的时候了，我盼着到中南海去游泳。从小学起，我父亲就给我和我二弟买中南海游泳池的夏天季票。整个夏天我们都是泡在那里，乐趣多多。
就在这时候，学校里开出了名单，在册，也就是另册的开始吧，有各个年级的学生，大约都是学校认为不怎么听话、调皮捣蛋的学生。要那些学生参加一个暑期训练班，由日本教官做特别训练，包括在操场操练、拔草。那是强制让你变得守规矩的学习班，按后来的说法，应该算是“思想改造”、“劳动改造”吧。万不幸，或说万幸，我榜上有了名。我一不愿意暑假去受罪，二，如果去了，我就不能天天去游泳了，那怎么能受得了！？
母亲疼爱我，那就不说了。我曾听到我母亲对我说，我父亲很爱我，但是我自己过去竟然没有感觉出来过；这真是罪孽，我总觉得他并不关心我的教育。非常非常遗憾，我和父亲没有过亲近的面对面的交谈。现在“从头越”一下：父亲多次带我到大海里、游泳池里，教会了我游泳；在初一的时候给我请了一位燕京的学生，每周来我家为我补习英文；把我送到北京基督教男青年会举办的夏令营（在西山卧佛寺）；这不都是关心我的教育吗？他似乎是感情不外露的。
我和父母说我不愿意在四中上了，要转学去育英。为什么去育英而没去其他学校，现在已经记不十分明白，不过向父母提出的理由，很可能是要多学点英文，说育英的英文课的学时多、教师好。我估计由于父母对我没办法，又驳不倒我愿意多学点英文的理由，所以就同意我转了学。真是万幸！万幸！在一九四一年暑假，我辞退了四中（理直气壮、大言不惭地说，我“开除了”四中），经过入学考试，作为二年级插班生转去了北京灯市口的育英中学。这是影响了我后来读书、交友、性格的第一次转折。在育英的两年，我接受了和四中极其不同的教育。
我编入了二年级的C班（记得育英似乎是以入学时录取成绩编的班，从最优等的A班往下数B、C、D等）。我小学的同班好友苏暐正巧也在那个C班。
育英中学是个“教会学校”，以比较自由的教育闻名。我入学的时候，日本还没有偷袭珍珠港，育英还像燕京大学一样，是日本人管辖之外、表面上的“世外桃源”。以英文课和日文课的学时比例看，市立学校是日五：英二，而育英则是英五：日二。在教育、学业上，育英的学生有的功课很棒，在全市“会考”中名列榜首（在学校大门口传达室墙上，悬挂着会考奖状。那时也在作秀，招揽生意）；可是不好好读书、吊儿郎当玩着混的，也不是没有。北京“伪“市长余什么（太太是日本人，教过我们班日文）的儿子、蒙古王爷的儿子、各种公子哥们（譬如名扬京城姜学儒姜蘑菇、教育总长的儿子苏暐）也在这里上学。育英的体育是一流的，她有一批田径、球类的“精英”：记得有个“大车”是跑长跑的，高鹗（我们班高鹤的哥哥）和卢鼎厚是篮球队的。鼎鼎大名京剧大师、老生马连良的儿子马崇礼比我高一班，打墙球打的好（后来他也来到山东大学医学院，我们还在青岛打了一阵墙球！）。刘鸿钧、苏暐、王恩源是我的同班，我有时候到他们家里玩。王恩源在北医药学系毕业后，似乎在原校任教，还在我老师颜道岸教授的公子颜小文的药业公司希力咨询过。
我只在初中上了两年。但是这两年对我影响不小。音乐课的李老师，西装笔挺，教我们音乐欣赏；听唱片，他边放、边停、边解说。他讲解一八一二序曲，说那是俄国作曲家柴可夫斯基（我第一次知道有这么个人）的作品；讲里面的马赛曲的曲调怎么上扬，怎么下降、变调。到现在，上课的那些声音和形象，还像电影一样记录在我头脑里。
育英设有课外活动选课，任学生自由报名。选课有照像、摩托车、垒球、围棋、象棋等，五花八门。我选过照像、垒球。摩托车是热门，没有能够竞争到手。我的小学和育英初中都有“课外选课”，我很幸运能够在选课里受益。在师大二附小，我们有劳作、烹饪、缝纫等课，都很好玩。在四中，就没有了，四中似乎只有正经、枯燥的刻板课。我不清楚当时其他学校有没有这种选课，也不清楚现在的学校有没有。
说起上课，从中学到大学，我总是看上什么课，什么老师教。在哪里我都有时很正经，很专心，有时就吊儿郎当、心有别系，甚至独出心裁、我行我素。在育英的时候，我自然是那样。譬如遇到不愿意听的课，会把中午在东安市场刚买来的、流行的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青城十九侠，流行小说作家徐纡的鬼恋、塔里的女人等等小说放在课本下面或者膝盖上（现在所说的laptop，“膝上”）入迷地看起来，甚至迷得竟然没有察觉到老师已经走到了面前。书被老师没收之后，再去央告他高抬贵手、把书发还。
教我日语的是两个日本老师，初二的老师是个基督教牧师，平时脾气很好。一次，他面对黑板写字的时候，阎同学用纸叠的飞镖准准地打到了他的后脑勺上。他回过头，生了气，问，是谁！阎同学站了起来。他走到阎同学面前，打了阎一个嘴巴，然后说：坐下。就这样算了。如果换了别的老师，恐怕有记过、开除的可能吧，那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号珍珠港事变之前。阎同学好像是山西人，穿着锃光瓦亮的皮鞋。他对同学传经送宝，说他的皮鞋是用鸡油涂过的。我曾试过鸡油，但是皮鞋不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