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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诗人肖像:王小妮

发布: 2010-4-22 19:44 | 作者: 马莉





       最早读到王小妮的诗是《我感到了阳光》。那时我在中大读书,我们中文系的《红豆》文学社与其他大学的文学社保持着刊物的交流,我最熟悉的是武汉大学的 《珞珈山》、北京大学的《未名湖》、南京大学的《耕耘》、华东师大的《百草园》、复旦大学的《大学生》、吉林大学的《赤子心》。而每期《赤子心》封面,巴 掌大小洁白的纸上,几笔轻描淡写的手绘线条,极简主义风格,直到后来我才从徐敬亚口中得知,作者就是王小妮。她的那首《我感到了阳光》,最初就发表在《赤 子心》上。


       1985年春天,我再也无法忍受我大学毕业后所分配到的省电台的体制环境,这虽然是一个文化单位,但那种压抑和阴暗,比任何单位都要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一心只想逃离。我想到北京去,调到夫君身边。然而我们的努力不成功,结果反而是朱子庆调来了广州。这时听诗友说,吉林的徐敬亚和王小妮来到了深圳,而深圳当时正是一片改革开放的热土,这使得我和子庆很想认识他们。那个年代诗人的境遇比现在好多了。那时候社会崇尚诗歌,尊敬诗人,诗人相互之间也形同同志,彼此特别认同和牵记;一位诗人来到某座城市,大家会奔走相告,相见仿佛成了某种仪式。这一年初冬,准确说是11月6日,我和同事小魏出差去深圳,行前问钱超英 要到了徐敬亚电话,和徐敬亚取得了联系。当天下午走出火车站,按徐敬亚指点的路线,我们刚穿过深南大道的马路,就听见身后有人喊:“马莉——!”我觉得奇怪,我在深圳没一个熟人,怎么会有人从背后认出我呢?回头一看,见身后跟来两部单车,其中一驾后座上坐着一位长者。前面单车上跳下的男士对我说:“我在后 面远远就看见一个穿蓝毛衣、黑裙子的女孩,走路一蹦一跳的,直觉告诉我,肯定就是马莉!果然!”说着哈哈大笑,他说:“我是徐敬亚!”我们兴高采烈地握 手。徐敬亚介绍刚才坐在单车后座的长者说:“这是吴强,知道吧?他是小说《红日》的作者。”然后一指另位骑单车者:“这是曹长青!”他对曹说:“我先带马莉去我家见一下小妮,等贵品到了,再一起到你家,咱们包饺子!”曹长青说:“贵品已经到我家了,你们快些过来吧!”老徐说:“你别告诉贵品马莉来了,一会见了面让他猜!”又问我:“你没见过吕贵品吧?”我说没见过。他说一会就见到了。我心想,王小妮守着这样一个充满游戏精神的孩子气的老公,怕成天乐不可支 吧?我还进一步猜想,王小妮怕也是这样疯癫气质的吧?

       但真不是。到了三楼,进到徐家,看见王小妮穿着宽大的白布裙子,把皮肤映衬得像黑色的金属,她正和另一个女子聊天,大概是某杂志来约稿的女编辑。一个小男孩在客厅中间和一只大纸皮箱子玩着,爬进去又爬出来、爬出来又爬进去,很认真地重复着这个动作。女编辑问王小妮什么时候到的深圳,小妮说:“是徐敬亚先来,他一月来的……我没来多久,才半年多,我是4月份和儿子一起来的。”她声音不高,表情平静。我们彼此没有招呼,也没有自我介绍。老徐一进家门就直奔厨房,这时放好东西出来说:“我们这里大概只有两个人还互不认识,一个是小妮,一个是马莉……”这样,我和王小妮握手,相视而笑。然后,一起去曹长青家。那晚,我们边包饺子边聊着诗歌界的情况,我才知道由于“三个崛起”遭批判,小妮同样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们迁居深圳也有这个原因。曹长青家的客厅不大,窗户上淡黄色的大窗帘不断地被风高高掀起,我一抬头就能看见窗外拔地而起的一座座高楼大厦,而空气中充满着我们年轻诗人愤世嫉俗的饶舌和笑声。小妮埋头包饺子,很少插话,只偶尔批评一下老徐饺子馅包多了,说搁水里煮很容易破的——她给我的印象就是这样日常。在那里我见到了诗人吕贵品。

       王小妮的诗大家有目共睹,我不多说。我只说我读到她的第一首诗《我感到了阳光》的感觉,这首诗我至今喜欢,它有着像空气一样清新的正直,透出诚实的善意之光:
       
        我从长长的走廊
        走下去……
      
        ——啊,迎面是刺眼的窗子
        两边是反光的墙壁
        阳光,我
        我和阳光站在一起?
      
        ——啊,阳光原是这样强烈
        暖得人凝住了脚步,
        亮得人憋住了呼吸。
        全宇宙的阳光都在这里集聚。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存在
        只有我,靠着阳光
        站了十秒钟
        十秒,有时会长于一个世纪的四分之一
      
        终于,我冲下楼梯,推开门,
        奔走在春天的阳光里……
      
       我记得曾推荐给朱子庆读,他赞美说:“与以往写阳光的诗完全不同,它没有丝毫的政治隐喻,道出了阳光照在身体发肤上的真实而日常的感受。不再是凌空虚蹈的象征诗了,把阳光还原为阳光,把事物还给事物本身,甚至和朦胧诗都判然有别,这种‘去媚’在当时意识形态余波荡漾的八十年代,应该说非常难得。”

       这些年来,在一些诗歌场合与王小妮接触,感觉她是一个认真细致的人,有圣徒情怀,讲究原则。去年在广州的一次诗会上我们又见面了,我告诉她我读到了她的一 篇“上课记”《鼓掌》,她的反映是沉重的,对中国教育制度的不满和忧思全写在她的脸上。我们边走边谈着孩子的教育问题。她说:鼓掌这个集体动作,虽然是孩子们表达赞同或者自我振奋的一种方式,但是在相当多的时候,它不过是机械的、无意识的拍打,一种随声的附和,一种仅仅是对周围气氛的呼应,而不是大脑的理性思考。她一再对我说:“我们总应该做点什么,不能任随现状!” “这些都要写下来,非写不可,不能这样下去!”这话令我十分感动,我当即约她给我的版面写稿,她说“上课记”写得很慢,不好写,但她答应了我。直到一年后,我才收到她传来的新“上课记”:《点名与作弊》,仍然谈的是孩子的教育问题。我给小妮回信时告诉她,我的儿子考上了美国的大学,她的回信俨然义正词严:“儿子事大,自由、平等、公正的未来事大!我们这代见不到,下一代也该见到!”我乐了,但不满足于她这“宏大叙事”,希望听到更温情的祝福,就把喜讯又重复了一次,她在信末写下的祝福是:“祝春天好,祝儿子们好!”儿子们?我更乐了。这里面有了一点游戏的因素。

       三月下旬去北京组稿的途中,我反复思索王小妮的气质,在回来的当天晚上动笔画她,我总是想起读她第一首诗时的感觉,仿佛不是她的脸上而是我的脸上浸染着丰富深遂的阳光。徐敬亚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小妮:“一个不会下任何棋打任何牌的女人,一个拒绝唱卡拉OK的女人,一个没有饰物没有化妆品的女人,一个连自行车也不会骑的女人,一个一生中从未去过理发店的女人……”这又印证了我多年前读到的小妮的一首诗《重新做一个诗人》:“关紧四壁/世界在两小片玻璃之间自 燃。/我预知四周最微小的风吹草动/不用眼睛。/不用手。不用耳朵。/每天只写几个字/像刀/划开橘子细密喷涌的汁水。/让一层层蓝光/进入从未描述的世 界。//没人看见我/一缕缕细密如丝的光。/我在这城里/无声地做着一个诗人。”

       在今天“眼球经济”的时代,文人骚客大多热衷于去作秀,还有谁愿意“无声地做着一个诗人”呢?

       2010-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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