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这话是吕留良说的。汉奸，在中国是个特别敏感的词。大多数中国人对这个角色之敏感，其程度几大于汉奸为之服务的异族人或 外国人。不过很少有中国人真去想何为奸。愚民都会谴责吴三桂，但对曾国藩、刘墉、翁同龢、纪晓岚或左宗棠等满清汉臣，却意外地赞赏。甚至对家奴出身的曹 寅，也不会有任何非议。就因为他有一个了不起的潦倒的孙子。五胡十六国时期出了多少汉奸？是不是只要在和平或战争时代为外族人服务的汉人，就是汉奸？是不 是像达摩、忽必烈、努尔哈赤、康熙和马克思、列宁这些赢得了中国民心的外族神祗，帝王或哲学家，就算与中国人发生冲突，只要他们胜利了，就变成了中国历史 与文化的一部分？他们的徒子徒孙依然荣耀，而思想影响则不算什么汉奸？如周作人杂文精美，汪精卫旧诗孤绝，于是对其人之宽恕则留存于阅读之中了。汉奸这个词或可暂时被遮蔽。民间一般对周佛海、丁默邨以及76号日伪时代中那种完全政治人物才会绝对批判。但民族情绪、话语权、亨廷顿所谓“文明的冲突”、改朝换代和大屠杀下的耽美文字，又怎能是真的宁静？为什么我们可以让同族人互相整得死去活来，饿殍遍野，文化灭绝，却不能忍受外族人的一丁点欺侮？人家欺侮完之后，我们还是要杀自己人的。词语被妖魔化后，人和人的区别究竟有多大？读史呜呼，这真是个人云亦云的种群罢。
如果说损害了汉族传统文化的中国人，就是汉奸，那么“打倒孔家店”的五四学子和“打倒孔老二”的红卫兵，该怎样划分呢？庚子年间，义和团的口号是“扶清灭洋”，灭洋无疑是爱国的，而扶清呢？清妖可本非我族类呀。由此上溯到三国时，西蜀五虎上将之一马超马孟起，利用西凉羌族士兵打败汉朝丞相曹操的军队，保卫了蜀汉的安全。这个受到演义读者广泛欢迎的英俊将军，“锦马超”，是不是汉奸？所不同的不过只是羌族人没有进入中原，而仅是作了伪汉（蜀）的爪牙。再如隋唐几代皇帝，杨广、李渊与李世民等，其母系皆羌族人。读陈寅恪，知隋唐几百年算不算是被胡人影响的朝代，我看还不一定。
中国人杀自己人，或批判自己人，其实是不太考虑“奸”这个字的，只要找出一个是胡还是汉，是华还是夷的借口就行了。其政治贞洁带的洁癖与文化境界一直就是儒家压力下的通常思维定势，也即李零先生在《汉奸发生学》中说的：在中国，若一个女人失节了，大家从不关心缘何失身，被谁强暴？而特别关心后果：是否处女，可曾上吊？而一旦文化承袭稳固了，那即使你当了汉奸，也未必能在“奸人们的统治下”自保。因那时，奸人们也都学会汉文化了。
譬如清初第一件文字狱：南山案。
《南山集》的作者戴名世(1653～1713) 字田有，一字褐夫，号药身，又号忧庵，因家居桐城南山，后世遂称南山先生，也称为潜虚先生。他后来被尊为桐城派文学最早的奠基人。戴名世出生时已是顺治年间了。他27岁成名，之前过着穷苦的教书生涯。后以贡生考补正兰旗教习，授知县，但又愤于“悠悠斯世，无可与语”，不想去当官。一段时间，他独自漫游在燕、越、齐、 鲁之间。康熙四十五年时，他又不甘心，于是举应天试。考了几年，中进士第一，授翰林院编修。这些足以说明，戴名世完全不是王船山或顾炎武那样的反清遗民。他是愿意为清廷做事的，或名之曰被心理招安的。但康熙五十年，左都御史赵申乔以“狂妄不谨”的罪名，突然弹劾戴名世，谓其“妄窃文名，恃才放荡，前为诸生时，私刻文集，肆口游谈，倒置是非，语多狂悖，逞一时之私见，为不经之乱道……今名世身膺异教，叨列巍科，犹不追悔前非，焚书削板；似此狂诞之徒，岂容滥侧清华？臣与名世，素无嫌怨，但法纪所关，何敢徇隐不言？”康熙闻后，于是命刑部审核此事。
不久，刑部官员便从《南山集》的《与余生书》中找到了“罪证”。
《与余生书》是戴名世写给他的一个门人余湛的信。余湛曾偶然同僧人犁支交谈，说及南明桂王之事。犁支本是南明桂王宫中宦者，桂王被吴三桂所杀之后，他遂削发为僧，皈依佛教。犁支是亲自经历过南明朝之人，他所述之事应当比较可靠。戴名世得知此消息后，忙赶至余生处，但犁支已离去，二人未能晤面。戴名世于是嘱咐余生把所听到的情况写给他，并与方孝标所著《滇黔纪闻》加以对照，考其异同，发现了一些可疑之处。于是戴名世又写信给余生，询问犁支下落，欲与其“面谈 共事”。戴名世写道：
昔者宋之亡也，区区海岛一隅，仅如弹丸黑子，不逾时而又已灭亡，而史犹得以备书其事。今以弘光之帝南京，隆武之帝闽越，永历之帝两粤、帝滇黔，地方数千里，首尾十七八年，揆以春秋之义，岂遽不如昭烈之在蜀，帝昺之在崖州，而其事渐以灭没？
《与余生书》直接写出了南明政权弘光、隆武、永历三壬年号，且信中又将南明小王朝与三国时期偏居川中的蜀汉、以及南宋末年退守崖州的宋帝昺相提并论。这毫 无疑问触动了一切皇帝最敏感的神经。康熙龙颜大怒，刑部遂穷究猛治，以“大逆”定狱，提出了株连九族的惩办意见，拟将戴名世凌迟处死。最初的审判结果是， 将戴名世“弟平世斩决，其祖、父、子孙、兄弟、伯叔父兄弟之子，俱解部立暂，其母女妻妾姊妹、子之妻妾、十五岁以下子孙、伯叔父兄弟之子，给功臣为奴”。 后来康熙反悔了，又下诏“法外施仁”。仅仅把戴名世凌迟改为斩首，其家人等也赦免了。但他的《南山集》与《孑遗录》等书皆为残本，在流传与禁毁中遗失不少。而无论如何，南山案是满清入关后第一文字狱，死一个人或死一族人，性质都是一样的。
关于此事，我想到的也是一个悖论：即戴名世算不算汉奸？如果算，他为何还被杀了。如果不是，他又为何不算遗民。杀戴名世的理由来自文化还是来自政治？我想其实并非政治，而是文化。戴南山24岁就写了《意园记》等，是个杂文天才，年轻时就被称为“狂士”，说话口无遮拦，常得罪人。他的文字，如响雪亭记、忧庵记、穷鬼传、盲者说、讨夏二子檄、面具、义犬以及网巾先生传、一壶先生传等，皆颇有韩愈、张岱与袁中郎之遗风。他热爱自然，其游记挥洒自如，不让徐霞客。他主张“以古文为时文”，是桐城派实际意义上的开山之祖。但后来桐城派之姚鼐、方苞、刘大櫆等都对他只字不提，此皆因政治敏感。不过此事天下文人倒是心知肚明的。从一生行为，几度仕途来 看，戴完全不是被强奸的汉奸文人，而是顺奸的汉族文人。即他本是甘愿为康熙效力的。但黑色的是：那些敢于利用强奸的汉奸如吴三桂没有被杀，敢于反抗强奸的 如王船山、顾炎武等人也没有被杀，而顺奸的人却反倒被杀了。
世间事有很多是荒谬的，矛盾的。如康熙征服台湾的郑家的余党之后，曾考虑放弃台湾，将岛民迁徙到大陆。当时几乎已经定案。后来幸亏施琅和大学士李霨从中周旋，为台湾说话，这才使台湾驻军。否则，荷兰人势必卷土重来，台湾也就不再属于中国了。施琅在投降满清和康熙这方面，据说也是个“汉奸”。但在台湾问题上，他又确实不愧是郑成功的老部下。可见，朝代和种族，都不一定是鉴别汉奸的出发点。就象明末收复台湾的郑成功，其母亲却是日本人一样。明朝灭亡时，郑母被明末起义的兵强奸后杀了。中国古人是极端在乎妇道清白的。郑回家后，为了洗刷这个耻辱，竟然用刀将母亲的尸体切开，然后用水去冲尸体。但意念中尸体上的污秽，又怎么能代替被奸污的历史？而至今却没有人说那些强奸别人的李自成或张献忠的队伍是汉奸队伍。中国人自己强奸自己，算什么呢？小意思。汉奸与否，在现实斗争中究竟有多大意义？
另一面，中国人说“奸”字，大约前面是不需要什么定语的罢。
譬如雍正对吕留良的鞭尸案，也是如出一辙。吕留良生于明崇祯二年，少年多才，十二岁就与人结文学社。明亡后，与黄宗羲等人一起试图复明。就在戴名世出生的前一年，顺治十七年，25岁的吕留良也参加科举，中秀才。但后来却连年失败，心灰意冷。康熙五年，吕留良决定归隐故里，过耕田读书的日子。康熙二十二年，吕就病死 了。从文献上看，吕的政治思想主要是民族主义的。他认为君臣的关系不能和普通父子的关系一样。他主张驱除鞑靼人，尊皇攘夷，光复汉族天下。这些思想自然让雍正帝特别反感。吕被视为头号“执不同政见者”，国家之敌。他腐烂的尸体曾被雍正从墓地里挖出来，锉尸枭首，以警告那些喜欢读《吕晚村文集》的人。而吕家后人、学生也遭到残酷打击。据说，雍正开始注意吕，是因为传说为岳飞之后的川陕总督岳钟琪案。雍正六年九月，岳钟琪接到一封写自一个名叫张熙的人的信。署名“南海无主游民夏靓遣徒张倬上书”（夏靓即《大义觉迷录》之曾静）。这是封策反的信，其内容历数雍正谋父、逼母、杀兄弟与“贪财好色”等罪。并否认雍正称帝的合法性。张以岳钟琪为岳飞后裔，又手握重兵，便相邀举事，说大清气数已尽，策动岳钟琪为宋明汉族复仇，以效法先祖岳武穆的民族精神。岳钟琪早已是清 臣，看到有人用岳飞为由煽动反清，自然十分烦恼。他准备逮捕张熙，并上书雍正告密。雍正让岳用诱供之计（类似诱奸），先诓骗张熙，说可以一起举事，甚至起誓为盟，洒泪焚香。岳照计而行，张熙果然上当。张熙曾说：“我辈同志所推崇之学说，是号东海夫子之吕晚村。可惜吕家子孙不肖，贪图荣华富贵，背弃吕先生气 节学说，已经作了满清官宦。但我们时常读吕先生诗作”。雍正这才认识到思想家的秘密影响。吕留良案发后，其已故儿子吕葆中，已故学生严鸿逵都被挖坟戮尸，枭首示众。另外一个儿子吕毅中，严鸿逵的学生沈在宽斩立决。吕，严两家孙辈后裔发配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隶。甘心拥护叛逆，私藏禁书的黄补庵已死，其妻子儿女给功臣家为奴，父母祖孙兄弟流放两千里。刊刻禁书的和往来甚密的各种人物，斩监候，秋后处决。吕之门徒房明畴，金子尚等，携带妻子流放三千里。其余有关人等杖责一百。而曾静、张熙二人则暂时被释放了。后来曾静为求生，而与雍正合作《大义觉迷录》，于是也成了一个 （先被诱奸的）顺奸主义者，前功尽弃。但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乾隆即位后，还是以“泄臣民公愤”为由，将曾、张二人处死了。
为了一个谈华夷的古人，一大批无辜的人头纷纷落地。
在从顺治到康熙的八十年统治时间里，有大约二十来起文字狱。虽然比起雍正和乾隆来，康熙杀戴名世一个人，不算什么，但有一些还是非常惨烈的。如庄廷鑨《明史辑略》案，凡庄氏涉及到的人物，及其亲戚党羽，全部被捕。每逮捕一个人，全家男女老幼都一同入狱。与此书相关的写字，刻板，校对，印刷，装订，书商，包括买书，藏书和一切读过此书的人，也全部抓起来下在大牢里。庄家和他的岳父朱家，以及所有编撰者及父母亲戚，15岁以上的斩首70人，其中有18个凌迟处死。庄廷鑨已死，开棺碎尸万段。其父庄允城也已死，戮尸。参定董二酋已死，挖坟砍棺。还有一些牵连此案的赃官，虽然自杀，还是被分尸36 块。然后流放的流放，给人为奴的为奴。整个文字狱中株连伏法的名士学者达官共221人，令人发指。戴名世也是想修明史的，可惜他没有机会。他在《与余生书》中主要就是说想写明史，所谓“终明之世，三百年无史……鄙人无状， 窃有志焉”。但中国最可怕的就是写史。那和玩火差不多，从来就是“甘洒热血写春秋”的活儿。而戴名世甚至连写史都还没开始就被废了。有时候，文字狱几乎就是一句话，如后来雍正为了铲除年羹尧的势力，拿汪景祺开刀。因汪是年的幕僚，他曾对年说：“功臣很容易功高盖主。一个功臣，当国家和平，再也用不上你的时候，你无论做什么都难以安身”。雍正闻言大怒。年羹尧被灭后，汪景祺也被贯以年党的帽子，以大不敬罪立刻枭首示众。其妻与子发配黑龙江为奴。汪的人头则长期悬挂在菜市口大街上，以警告天下。整整十年之中，那颗脑袋任风吹雨打，干枯变质，象一个文化的骷髅一样在北京的大街上空东摇西晃。直到乾隆登基后，才以 “京师之地，有碍观瞻”为由，将其取下与分离多年的尸首一起掩埋。那时，很多人都已经忘了汪景祺是谁了。
戴名世、岳钟琪、庄廷鑨、汪景祺……除本来就是死人的吕留良之外，他们都是为满清服务的汉人。他们都比不了王夫之或傅山。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都是些在汉奸文化下的顺奸主义者。相当一段时间，中国文人几乎就是群奸群宿了罢。无论他们的成败是非，在清初的儒生和有遗民倾向的文人舆论中，他们也是和钱谦益一样 是没有气节的。但他们真得罪或损害过汉的文明吗？并没有。相反，他们很多还是清初汉文化、文学和史学的奠基人。他们得罪的只是满人的权力敏感点。康熙博览万国文明，与西方传教士潜心交流，他热衷于研究几何、天文、物理学、西域风俗、地震、植物学、望远镜、航海图……并开拓疆域，著有《康熙几暇格物编》等书，确为帝王中少有的懂得中西方自然科学的人。《康熙字典》我们现在仍在阅读。按理说，他应该对文明和不同的思想有一个博大的胸怀。但他在戴名世、庄廷鑨 等人的纯学术问题上，其境界依然不过是个农业小皇帝的气度，和古代那些心胸狭隘、打击异己的昏君没啥区别。这原因又在哪里呢？窃以为，文化一直是权力的诤友，故也它的敌人。在中国，最可怕的并不是胡汉与华夷之辩，而是对忠与奸、强与顺的双重奴性和对君权的二律背反。汉奸、叛徒、二毛子、地富反坏右、卖国贼、破鞋、狐狸精……乃至今天我们动辄说谁是奸商、贪官、文痞或党锢，或为人欲、或为权力，本质都如出一辙，区别不大。因中国人贴标签之轻率和道德批判的滥觞，似从来就没变过。从对李陵、丘处机到胡兰成的判断，境况不都是这样草率吗？在这样一个伪文化共同体的参照系里，你怎么做，都会有瑕疵，都是有碍于那些道学家们之观瞻的罢。
2010-4-3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