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诗人张枣
３月９日晚上大约８点半，韩东在给我的邮件中说：“一个不幸的消息知道了吗？张枣去世了……”我似乎有预感，因为２月２６下午梁晓明已在电话中告诉我：“听说张枣最近查出肺癌晚期，已经扩散了……”我没想到事情发生得那么突然，比我的预感要快！２０１０年春天是如此的不幸，一前一后，一下子就走了两位诗人，一个是梁健，一个是张枣。
我与张枣缘悭一面，仅仅通过一次电话。记得１９９８年我准备在我责编的“芳草地”版开辟一个新的诗歌栏目。这是继１９９５年南方周末报纸“中缝”诗歌专栏中断之后，我再次在本报为诗歌开辟道路。这年夏天，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的老陈（已去世的陈寓中先生）在电话中告诉我，他将送给我一套诗集，是他们社新出版的“黑皮从书”。书到手后，我发现里面就有张枣的诗集《春秋来信》。
那时我和树才联系较多，问他要了这本诗丛里的大部分诗人的电话，如臧棣、西渡，其中也包括张枣的电话——那时他刚从德国回来不久。我照电话号码打过去，接电话的正是他：“是的，我是诗人张枣”。我告诉他，我是马莉。他想了想说：“哦，马莉，你是那个广州诗人马莉吗？你还在那个《五月》杂志社吗？”我说：“我早就不在那里了！我早就到了《南方周末》了！”他说好像是听万夏说起过我，问我什么时候见的万夏？我说两年前的１９９６年，万夏知道我来北京了，就请我在“圆明圆画家村”附近吃饭，当时在座还有海上、岛子等。张枣说，万夏是他的好朋友。张枣说话虽有些滔滔，但保持着温柔的声调。我告诉他我想在新开辟的诗歌栏目上发他一首诗，请他自己选一首。
张枣想了一下说，还是你来选吧！
我说，我选短一点的，《边缘》如何？
他说行呵，但马上又否掉了。
我又说，要不然就选《镜中》？
他想了一下，还是否掉了。
这首可是你的成名作呵！我说。
他却说：“这是早期的诗了，过于流畅，过于柔美……我现在不写也写不出这样的诗了！” 说完他笑了起来。我紧追不舍地问：“那你到底想选哪一首呢？”
他沉吟一下说，“选《墓床》吧！”
我说：“这首诗我也很喜欢，但才八行，太短了，在版面上太看不出效果来了，最好是十五行以内，好排版，视觉上才漂亮。”
他很同意我的观点，说：“容我再想一想，过两天再告诉你……”末了又说，“下次到北京就来找我。”就这样，我给他留下了我的电话号码。
但是，过了不止两天，也不止两个月，一晃过了很久，等我再打电话给他的时候，他已回德国了。等他从德国回来时，我心爱的诗歌专栏又被砍掉了。我们就是这样阴差阳错。
此后虽然一直握有他的电话号码，我再也无缘和张枣联系。直到2006年，在一次诗歌聚会上，偶然听到一位朋友说，他到中央民族大学任教了。
他是２０１０年3月8日凌晨4点39分，在德国图宾根大学医院因肺癌去世的。他去世以后，很多诗友悼念他，回忆他。在这些回忆和悼念的文章中，都提到了他的代表作《镜中》。说实话，我也非常喜欢这首诗，但当年张枣为什么不愿意让我选这首诗发表呢？他说的“过于流畅，过于柔美”，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我发现没有人不喜欢这首诗，就连没有读过这首诗的评论家，也由于初次读了它而喜欢上了它，可诗人自己却出言谨慎，至少不是非常偏爱，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容我把话题展开一点。大概也是在那一年，也是为了我那新开辟的诗歌专栏，我给诗人韩东打过电话，我说我要选择你的《山民》一诗发表，希望你同意。韩东在电话那头很认真的说：“你选我别的诗发吧，不要选这首诗发表，拜托了，这是我很早以前写的，我现在一点也不喜欢它，我只希望这首诗被人们悄悄地忘记……”
同样，去年我画朦胧诗人杨炼的肖像，画完之后我写下了对他的诗歌的理解，我特别解读了他那首成名作《诺日朗》。他阅后在信中问我：“你是否看过我后来在上海出版的《大海停止之处》、《幸福鬼魂手记》？不得不说我后来的作品比《诺日朗》的幼儿园之作强太多了。”
这难道都是巧合？三个诗人在三个不同的时空场合所说的话是如此地相似。关于张枣，有人甚至发出这样的疑问：“他最好的作品不是《镜中》，却流传如此之广。” 就如同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当初对他的《长恨歌》、《琵琶行》，也不是特别珍爱一样，为什么他们与读者的趣味为难呢？为什么读者喜欢的诗并不为诗人私爱呢？作者和读者，一个是贡献者，一个是获取者，为什么在审美的维度上不能对等？无法交叉？张枣创作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得意之作，少有读者，而他自己不那么喜欢的早年诗歌，却流传甚广。
用杨典的解释，这是因为：“大部分人只关心共性，而且是最通俗粗浅的那部分共性。”而柏桦也这样说：“几乎所有的读者都不愿作者变，他们想把作者钉在一处，因此，他们会只喜欢一个作者的早期诗，而不太乐意追踪作者的变化。”是的，这是站在诗人与诗歌的立场上来说的，我也抱定这样的主见（或是偏见），诗歌读者的素养完全决定一个诗人的世俗命运，如果大部分读者只喜欢粗糙的作品，精英诗人就会感到寂寞。这就是为什么在今天的时代，有的诗人会火得不得了，有的诗人会被冷落的原因。其实这并非仅仅是诗人的作品写得好与不好的问题，而是这个时代变了，读者变了，审美品味也随之而改变了。这种变化会考验一个诗人的坚守。一个诗人如果坚守自己的品味，那他大可不必担心也无需理会大众乃至时代的变化，他大可不必与时俱进。诗歌是没有标准的，但诗人可以有“好恶”，读者也同样如此。这种“好恶”可能一时重叠，但很难长期通约。
其实，每一个诗人都在自己的时代写作，就像“夜莺在自己的时代歌唱”那样。尽管张枣对诗要求苛刻，对《镜中》稍有微词，我还是想再读一次：
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
梅花便落了下来
比如看她游泳到河的另一岸
比如登上一株松木梯子
危险的事固然美丽
不如看她骑马归来
面颊温暖
羞惭。低下头，回答着皇帝
一面镜子永远等候她
让她坐到镜中常坐的地方
望着窗外，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
梅花便落满了南山
——张枣《镜中》
这首诗不仅具有古典美学上的温婉、柔和，闪烁在镜子后面的锐利意象，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光滑的突兀感。这种突兀感隐藏在这样的句子里：“低下头，回答着皇帝/一面镜子永远等候她/让她坐到镜中常坐的地方”。你看似光滑，但难以触摸，因为根本无法靠近，有如电击，击穿甚至击中要害。
有时候一种似乎毫无切实可感的东西，它的张力是巨大的，留下的空间也是玄妙的。
这不是所谓“通俗粗浅的那部分共性”，正相反，它是陷落于人性中最黑暗的、最不为人注意到的部分，被诗人注意到了，被读懂这首诗的人们注意到了。这正是深邃的最难理喻的人性中的共性。
共鸣的美妙和弦，由此奏响。
2010-3-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