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我很偶然地读到宋琳写的一篇序言，内容虽然一时想不起来了，却清楚地记得里面的一段，大意是：写作是朝向终极事物的运动，它不是及物性的，不是一劳永逸地一次完成的，它不像“筷子指向食物”那样功利，而更像是一种朝圣……这篇文章很长，我没能马上读完，于是复印了保存下来。多年后的今天，我还记得他在文章中引用的罗兰·巴特的那句话——写作不像“筷子指向食物”那样功利。其实，在没有读到这篇文章以前，确切地说，在没有见到他本人以前，我对宋琳的印象只是对他诗歌的印象，是一首题为《致埃舍尔》的诗歌留下的印象。
１９８７年，朱子庆在他的第一本（在全国来说这的确是第一本）《中国新生代诗赏析》中，选析了近８０位当时新生代诗人的诗歌作品，其中就有宋琳这首诗。但是直到１９９１年此书出版，我们才发现，由于１９８９年夏天的事件，宋琳被捕入狱，有关他的内容被出版社删除，甚至连底稿也没有归还给我们（和他一起遭到删除的还有廖亦武）。如今时过境迁，再也无法找到朱子庆对那首诗的解读，我深感遗憾。那首诗给我留下的印象极深，尤其是如下两句，我至今记得：
一群蜥蜴在阳光下做着游戏
一群僧侣在默祷中上上下下爬楼梯
我对诗中这场景实在太熟悉了，埃舍尔这位错觉大师的建筑画面——上上下下的矛盾空间，僧侣们循环往复地游走于幻觉中，蜥蜴们在其中忽隐忽现地玩耍，被他生动而概括地呈现了出来。上世纪的八十年代，我除了写作诗歌，还自修过西方美术史，那时去书店买画册是我的乐趣之一，不过，认识埃舍尔却是缘于当年火爆一时的《走向未来丛书》。埃舍尔是我最喜欢的一位版画大师。喜欢宋琳这首诗，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喜欢埃舍尔。在那样一个注重精神生活的年代，只要你读到一首喜欢的诗，就会对作者抱有美好的感觉和想象，虽然素未谋面，却俨然已是朋友。这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特有的神圣而浪漫的文化气质使然。
更有意思的是，这一年夏天，我所在的《五月》杂志社同事张欣跟老范（小说家范若丁先生）去上海组稿，回来后告诉我，她在上海遇见了宋琳。“你认识宋琳吗？”张欣问我。我说我不认识他呵，只读过他的诗，只知道他在南京大学教书。张欣诡异地说：“人家宋琳还问起你呢！”我很好奇，宋琳怎么会问起我呢？ “他问起我什么呵？”
“他问马莉长得漂亮吗？” 张欣说。
“你是如何回答的？” 我问。
“我告诉宋琳，马莉漂亮着呢！” 说完，张欣哈哈哈地笑起来。
这个细节我记得清清楚楚，那以后我心存某种期待，希望有一天能见到宋琳。那个年代很有点像《国际歌》的年代，一个诗人，不管他来自什么地方，不管命运把他抛到哪里，远离人群，举目无亲，他都可以凭他的一首好诗找到朋友……那时诗人四处游走蔚然成风，按说见到宋琳并不难，然而，直到２０年后的２００７年，这个愿望才得以在北京实现。
说来也是事出偶然，2006年夏天，我在内心酝酿了很久之后，突然作出一个决定：把我在电脑上的随意涂抹搬上画布，在架上作画，画油画！这在我是一个很大的突破，我不知道我会不会成功。老实说我有些胆怯，因为我从未专业学习过绘画，虽曾举办过一个画展，那也已是15年前的事了——那些黑白画颇类涂鸦，欣赏其才气的人很多，真看得懂的人是很少的。2007年春天，诗人叶匡政在电话中与我聊天时，夸我贴在博客里的油画很出色，信口来了一句“宋琳也画画”。“宋琳？”我很惊讶，“他不是在法国吗？”在我的追问之下，才知道了他这二十几年的情况：他坐了九个月的牢。从狱中出来后，1991年去了法国巴黎，娶了个法国太太，1997年举家去了新加坡，2001年又去了阿根廷，前两年才回到北京，现居住在沈阳……我即刻向匡政要了宋琳的手机号，给他发了两个字的短信： “你好！”宋琳马上回复：“你好！你是谁呢？”……就这样，我们有了联系。
2007年5月的一天，我和子庆应凤凰卫视“鲁豫有约”之邀赴京拍“我的大学，我的一九七七”。叶匡政乘老巢的座驾来接——当然是老巢的司机开车，把我们安置在王府井的金府银街酒店。当晚，匡政又把我们接到台湾酒店，邀约了一群京华诗人为我们接风。路上他告诉我们说，“今晚有好些个诗人来，老巢、梁小斌、芒克、潘洗尘、黄燎原和他的导演太太、还有凤凰周刊的主编师永刚……”，他特别说道：“宋琳也来。”他这一说，别提我多高兴了。然而那天晚上，宋琳却是最后一个到的，是从沈阳赶过来的。他一声不响地坐在我的对面，坐在黄燎原的旁边。隔着大大的桌子，我和他只是点头微笑了一下，一时没法说上话。我忽然想起宋琳的一句话：“诗人在语言的牢笼外不期而遇”。这其实是他的一篇谈诗歌翻译的文章，我记不起来在哪里读到过。我注意观察着宋琳，他说话语速有点慢，常常不是一个完整的句子，仿佛是一个词一个词地呈现，或者是单词与单词的并列组合，我甚至感觉不出他是在说话。
我们大家围着一张大桌子亲密地聊天，频频举杯，席间，子庆提议在座的诗人每人表演一个节目，轮到宋琳，他朗诵了自己的一首近作，他的朗诵风格也是平易的。这次聚会，他送给了我一本四四方方的诗人诗画册子，里面有他的诗和画，他翻开来指给我看，一匹漂亮的小马奔跑在我眼前，我喜欢极了。
这一年冬天，我去北京组稿，在老巢主编的《诗歌月刊》（下半月刊）的组织下，在央视的CCTV老故事餐巴、中国诗人俱乐部里，在京的部分诗人为我举办了一个“北京之音·马莉诗歌朗诵会”。会上，我又见到宋琳，他上台朗诵了我的十四行诗《错误的事物》。他稳健地走上舞台，用说话一样的语调朗诵，声音温厚平和，感动了坐在台下的我。朗诵会结束后，我们在老故事餐巴聊天，和他聊天是一件愉快的事，他以他特有的优雅缓慢的语速，以及温柔敦厚的气息，亲切的感染了他身边的人。这就是宋琳。
2008年4月，我和子庆应邀去苏州同里参加三月三诗会。在会上我又遇见了宋琳。这次见面我们已经很熟悉了，可以相互开玩笑了。在美丽的苏州园林退思园散步时，他搂住我的肩膀留下了一张合影。
这两周我在画宋琳肖像的间隙，重读本雅明，再次重温他颠沛流离的一生，他所有的脆弱、细腻和敏感，他的徘徊在大众和神学之间的绝望与希望，甚至他的空间，他的只言片语，都与我们这个时代如此相似，又是那样不同……我想，宋琳多少在精神的背景上重叠了这一历程，但本雅明是极端的，宋琳是古典的。在熙熙攘攘的后现代潮流中，我们都以坚持提升高难度的抒情而自命不凡，因为我们都想让诗歌为语言最大限度地保留一份“沉默的古老属性”，这是宋琳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及的。这篇文章有一个宋琳试的标题《谛听词的寂静》。
不知为什么，我总想在宋琳的画面上玩点把戏，因为我的眼前总是浮现“一群蜥蜴在阳光下做着游戏”的快乐场景。我画了三条蜥蜴，并引领它们爬行在宋琳的头上和脖子上。不知道宋琳看见后会不会吓一跳，从而记起他写于八十年代的《致埃舍尔》？那才是我最开心的呢。
2009年12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