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八年五月十二日，四柱倾一；地崩西南。水旱从人、世少饥馑的天府之国西北，群山逶迤，岷江自北而南穿城而过的秀丽小城汶川，发生了当地有史以来最为强烈的地震。
我的笔力实在太过纤弱，无法写出这场惊天之灾的万千惨景，与绝地相救的种种悲壮，何况我远在万里之外。我只能选取几个词语，以及和它们相关的若干场景，写出我心中的那份感动，与哀伤。
苹 果
我院子里的苹果树，今年花季错乱。在隆冬十二月里，它绽放出第一粒花骨朵儿。到了正该开花的仲春时节，它再也开不出任何花了，代之而起的是十几颗小苹果。
汶川是产苹果的地方。在岷江两岸的山坳里，时常可见果园。那里的人出山，往往带一两箱苹果，往成都，或是重庆，送给亲友，是既体面，又独特的礼物。十几块钱的东西，又红又亮，甜脆多汁，看着就欢喜人。如果是进了城，这点钱，买任何礼物都拿不出手啊。
那天，我接到了电话，是汶川的周辉枝打来的，说自己从山里出来，带了一箱苹果给我，叫我到他住的招待所去拿。山里人的礼兴，难不成让人家再坐长途汽车，搬回家去？于是，我骑着一辆破旧不堪的自行车，口袋里揣着一根绳子，赶往城郊的小招待所。
到了那里，发现我办公室的同事李先生，也在那里，拿他的那一箱苹果。李与我共事多年，是这家省报文学副刊的两位编辑。我们的关系，介于同事和朋友之间。
那些年，偶尔，我们会编发一两篇周辉枝的小小说，或是散文。对于偏远山区县文化馆的这位创作辅导员来说，这是不小的成绩，关乎他的饭碗、奖金、在学员中的地位。他有时到城里来，也会找到我的家门。简陋的屋子里，我以简单的饭菜款待他，他每次都会带给我一点山货：板栗或核桃。他是一个年长于我近二十岁的山里人，文化程度不高，能够在县文化馆谋个国家干部的铁饭碗，他知足得很。有一段时间，他筹到了一笔赞助款，还办过一个县级内部文化刊物，刊名就叫《岷江》，也算是当了一回主编。
同事李先生是打的来取走那箱苹果的。见我在往破自行车上捆纸箱子，李先生说：“放到出租车上吧，我给你送到家里去。”我笑了笑，挥手示意他先走。一箱十几块钱的苹果，来回的出租车费，少说也要三十多元，不划算。
从这个角度说，我还是一个乡下人。我觉得，还是用自行车去驮那箱苹果，穿过整个成都，更珍惜情谊一些。毕竟，一路上的香气，飘散在蓉城的小巷里。
汶川的周辉枝，祈望你和你的家人，幸存下来。
人 情
杨健鹰是写诗的，后来不写了。他和我同年，属虎，或许，小一岁，那就属兔。他从绵竹到成都来谋职时，曾来找过我。那时，我住在两间大约只有二十平方米的房子里，刚生了儿子，空间局促，手头也紧。
诗友来了，便饭招待还是推脱不了的。去街头的卤菜店，切一斤猪头肉，菜市场买几样蔬菜、豆腐之类，杂货店顺便带一瓶“韩滩液”，一块五一瓶。吃、喝、慷慨激昂之后，微醺微醉之后，便安排他在客厅的沙发上下榻。屋子里是没有卫生间的，夜间小起，得下三楼，去角落里那个肮脏不堪的公共厕所解决。
第二天起床，发现他已经不知去向。书桌上，放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 “宝林，谢谢款待。恭喜你生了儿子。这点钱，是我的心意。”三张十元的钞票，放在纸条上面。
在八○年代末期，再添十元钱，可以支付一个月子保姆一个月的工资。
绵竹是中国的年画之乡。不久，我所在的报纸副刊部，组织到绵竹参观这一四川民间文化的奇迹。我找到杨健鹰，正巧，他生了孩子，是男是女我已经忘记了。我们坐在一条小河边的草地上喝啤酒。我掏出五十块钱来，硬塞给他，作为喜钱。
在民间，这叫“还情”。书面语，则是“礼尚往来”，所谓“来而不往非礼也”。
正是因为这寻常的一来一往，他成了我联系虽少，却常在念中的朋友。
我多么期望，那些倒塌的废墟中，没有任何人的孩子，尤其没有他的孩子。
坏 蛋
钟正林也是写诗的，在什邡的一所中学里任教，比我略小一些。他很尊敬我，写信、投稿，都是“老师长”、“老师短”的。他曾和什邡的几位写诗的朋友，请我去玩。虽然，有新生的儿子牵扯着，我在一个周日，还是坐上长途汽车，到三小时车程外的什邡，和他们聚会。
走到半路上，车上上来了几个年轻人。他们用目光搜索了一遍，径直走到我的身边，问我：“您是不是川报的程老师？”
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他们高兴得跳了起来。那时，既没有电话，更没有手机。他们写来一封信，邀请我某天去他们那里做客，我就傻傻地自掏腰包，坐长途汽车，去见几个诗歌作者。
那天，我们玩得很愉快。其中一位诗友，是一家乡镇磷肥厂的办公室主任，“午宴”就设在厂食堂里。饭后我们还打了乒乓球。
可气的是，不久，我就收到了乡场上一位诗歌作者的来信。他问：“您上次到我家住了两天，招待不周。您带走的诗稿，审读了没有？”
我很糊涂：自己去什邡，当日去，当日回，并没有进谁的家门啊？
原来，钟正林提着一个黑色的提包，到了开杂货店的这位诗友家，冒充我，骗了两天的吃喝，临走，装模作样地拿走了那个作者的一叠诗稿。
后来，钟正林拿着一包什邡产的茶叶，到编辑部来向我道歉。我们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他这个恶作剧的目的，不过是为了混几瓶免费的啤酒而已。我原谅了他，同时，也暗自有些得意。
当什邡成为危城的时候，你在哪里，坏坏的钟老师？
乳 房
在美国的部分州，曾发生过在我看来不免荒诞的立法争论：禁止在公共场所哺乳。有人说，妇女在公共场所，敞开胸怀喂婴儿，涉嫌“性骚扰”。这些人建议：到卫生间去奶孩子。反驳者说：“你是在厕所里吃饭的吗？为什么要让婴儿到厕所里吃奶？”
“哺乳”是文雅的书面语，在我们乡下，产妇们对于在大庭广众之下，袒露出丰硕、白皙的乳房，喂养小宝宝，丝毫也没有羞涩之情。乡下妇女，对于胳膊、大腿的裸露，相当敏感。除了下田劳动，他们绝不会光着胳膊和腿，在村子里走动。那是要遭人戳脊梁的事情。但乳房却是例外。少年时代，在田里劳动，时常可以见到，奶奶抱着宝宝，走到正在插秧或割稻的田边，当妈的就挺着、摆动着充满乳汁的乳房，走到田埂上，一屁股坐下，解开对襟的衣扣，将乳头塞进宝宝的嘴里。讲究些的女人，会稍稍侧过身子，将乳房略微避开男人的视线；更泼辣些的，就那样对着劳动的男女老幼。有爱开荤玩笑的男人，会用邪里邪气的眼睛盯着那只雪白的乳房，不阴不阳地说：“我也饿了。待会儿让我也来一口！”
女人头都不抬，话就飞出去了：“回去找你娘去！”
田里“哗”地就笑成了一片。
在我还是一个半大不小的十多岁男孩时，我看见过村里，几乎所有产妇的乳房。有时候，被野蜂螫了一口，手肿得像馒头，奶奶就说：去找村西的刘嫂，让她用乳汁给你擦擦。于是，半低着头，找到刘嫂，口里含糊着说明来意。刘嫂哈哈笑道：“小男孩子，倒懂得羞了。嘴里含了萝卜？话也说不清！”一边说，一边解开胸口。我看见，她的衣襟前，永远有两块铜钱大小的地方，对称地濡湿着，那是饱满的乳汁渗了出来。
当我看到来自江油的女警察蒋晓娟，用她圆润饱满、肌肤细腻的乳房，喂养灾民的宝宝，且面对镜头，神色如常时，我只能用我的一句诗来赞美：“乳房是美丽的。”它的圣洁，语言无力表达。
可 乐
“可乐”，是“可口可乐”的简称。在中国大陆，如果谁还费力地说这四个字，就是土气了。
被埋在地下达八十小时的少年薛枭，名字有点怪。我还从来不曾见过谁将这个带点强悍之气的“枭”字用在名字中。在漫长的救援过程中，他和救援者，互相承诺，获救后用可乐和冰糕款待对方。
因此，当他被从废墟里抬出来后，躺在担架上，他说了这样一句令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观众都破涕为笑、哭笑不得、爱恨交加的话：
“叔叔，我要喝可乐，冰冻的！”
也许，对一瓶冰冻可乐的渴望，是支撑他顽强活下来的精神支柱之一。
美国可口可乐公司的老板，听到这个中国被困少年获救后说出的第一句话了吗？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又该如何解读这句话里丰富的文化与情感内涵呢？
让中国的孩子们，更全面、更真切地了解那个诞生可口可乐的国家，既不将她说成是天堂，也不将她描绘成地狱。她是人间，一个和我们很不相同的国家，这个世界，很多时候，幸亏有她。
畜 生
一队军人走在巨石挡路的山道上。记者遇见了一位年约六十岁的男子，一位老实淳朴的乡民。
记者问他：“你是刚从山上撤下来的吗？”
老农说：“不是。我是昨天赶回家的，回去放畜牲，把猪儿、牛放出来。”
突然觉得，这个老农，好像我去世多年的爷爷。
大难来临，畜牲，也在农民的心里。所以，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将它们放出来，在田野里游荡，找一条生路。自己何时能回到成为废墟的家里，只有天知道。但将猪儿、耕牛关在废弃的屋子里，活活饿死，这是罪孽。
一位老太婆被困八天，靠喝雨水活下来。她养的两只黄狗，昼夜守候在她的身边，引来了救援人员。可是，为了避免瘟疫爆发，当局决定，猎杀灾区所有的狗。这两只救过主人姓名的狗，是否能够幸免？我不知道，也害怕知道。
在报纸上，看到一张照片：一名警察，用手枪瞄准一只狗。
这个畜牲并不知道，那人手里的一小块铁，能瞬间要它的命。它更不知道，这个警察，很可能是平生第一次，对一条活蹦乱跳的生命，扣动扳机。
腊 肉
离都江堰不远的地方，是青城山。“青城天下幽”，这是古话。青城山老腊肉，海外四川餐馆的招牌菜。
腊肉要用蒜苗爆炒，下锅前，最好加一点四川的郫县豆瓣、汉源花椒，和几根自己腌制的泡红椒，提味，增色。
在“一川乱石大如斗”的山路上，一位年逾七旬的老农，面容平静地走下来，与记者和救援军人侧身而过。他的胸前、背上，挂着几串腊肉。他说，他是冒险到屋子里，将腊肉抢出来的。
在绝大多数灾民一无所有的情况下，这位老农抢出了自己最珍贵的财产：十多斤老腊肉。
“手里有粮，心里不慌。”这是中国的老话。当大灾骤然降临时，几块亲手腌制和晾晒的、肥瘦相宜、黄亮诱人的老腊肉，就是老家。
捐 助
在网上看到汶川地震的消息，是在震后大约十多分钟。我的脑子一片空白。我来自成都，千年蜀都瞬间委顿成泥的景象，在我的脑子里闪现。
这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一点半稍晚的事情。
唤醒妻子，她懵了片刻，轻声哭起来。
震后第三天，我给美国邻居写了一封信，复印了四百份募捐资料，将《世界日报》上刊登的捐款资讯抄录下来，贴在各家各户的门口。
远水近火，只求心安。
就像我在诗《中国人，是我！》中写得那样：“那片受难的土地／曾有养育我妻子的街巷／曾有孕育我儿子的婚床／我的青春／我的理想／当她天崩地裂的时候／我不在那里／我的院子里鸟语花香。”当我足迹曾至、朋友生死未卜的那片土地上，人民在受难，人民在救难时，我万里之外的宁静生活，显得这样奢侈和罪过。
令我感动的是，每当我冒昧地敲开一户美国人家的门，人们得知我来自成都，第一句话都是：“你的亲戚朋友平安吗？”离我家不远的邻居，是坐在轮椅上的残疾人士。隔过纱窗门，他说：“谢谢你来敲我的门，给我送来这封信。”
美国人，不是中国电影、报刊杂志上常常扭曲描绘的那种。
温家宝先生在救灾现场，遇见的第一个外国自愿者，就是美国人。
堂堂大国总理，对一个仅仅“路遇”的美国青年说：“我代表中国政府，向美国政府和人民，表示感谢。”我知道，这种“路遇”，是时代的必然。
数以亿计的中国青年，中国未来的主人，他们将成为美国的朋友，还是敌人？这是一个哈姆雷特式的问题：“Ｔｏ Ｂｅ，Ｏｒ Ｎｏｔ Ｔｏ Ｂｅ！”
暑 假
开车去儿子就读的大学，将他的物品载回家。好像开学还没有几天，这样快就放假了。
儿子回家，头皮发麻。
沙发将被他弄得又脏又乱，客厅一片狼藉，游戏机将轰隆作响。晚上不睡，白天不起。而他的暑假计画是：打一份暑假工，玩游戏，制作立体动画。第一个计画如果能够实现，是最值得祝贺的。到学校，见到儿子时，他照例给了我一个拥抱。他的拥抱是最可怕的爱，十九岁的大小夥子，用力挤你，如果我不胖，还真受不了。他妈妈最怕他的拥抱，乾脆不下车。
将他的物品，椅子、电脑监视器等，装了一车。没有洗的衣物，内衣、内裤、袜子、床单、被子等，塞得满满，扩散出一股难闻的气味。一个童男子的肉体，穿脏的衣服竟也这样难闻。
装好车，他却不愿回家，说是要和朋友玩，明天再回家。没有被子，怎么睡呢？他就开始不耐烦了：“穿着衣服睡！你们老年人真罗嗦。”乃父不过四十多岁，已经被这浑小子划入“老年人”之列了。
问他有没有回家的路费。公共汽车加捷运（ＢＡＲＴ），单程五美元。摸出十美元给他，他说要十五美元，因为错过了晚饭，得到校园的餐馆去吃。于是，掏出两张十美元的票子给他。他看也不看一眼，就塞进了裤子口袋。
妻子在车内窃笑：在星巴克买咖啡，她总是买三块八一杯的摩卡，我只买一块五的普罗咖啡。在花钱方面，厚儿子而薄自己，怎“痴心”二字了得。
开车上了高速公路，汽车后座的脏衣服，怪味越来越重。我想起汶川，想起聚源中学、北川中学，废墟前那些举着孩子照片的父母。我的鼻子发酸，眼睛湿润。这些天来，常常这样。
人生不过如此：有时候，幸福和幸运其实简单——当你去校园接你的孩子时，他或她会活蹦乱跳地出来，亲热地拥抱你，但厌烦你的每一句罗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