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卢建国先生结识是在近30年前的1985年。那一年，我们同作为陕西派遣的学员参加国家文物局在泰安培训中心举办的博物馆管理干部训练班。在签到处初次见面，彼此报上姓名。握手时，我说：“久闻大名，如雷贯耳。幸会，幸会。”老卢一脸灿然，说：“那里，那里。”其实，我说此言，虽不乏客套寒暄，但至少大半是由衷之语。毕竟，老卢在当时的陕西文博界以研究瓷器而颇有些名气。他的不少文章发表在按今天的说法即所谓的“核心期刊”上。20世纪七八十年代，陕西文博界流行给那些在基层文博单位工作、虽非文物考古科班出身、但业务能力和学术成就突出，在当地业内一言九鼎的人物送上一个霸气十足的雅号。我所知，周原博物馆原馆长罗西章被称为“西霸天”；临潼县博物馆原馆长赵康民是“东霸天”；“南霸天”所属无定，说法不一；而“北霸天”就是时在铜川文化馆的卢建国。由此也可见其人声名之隆。
老卢长一副圆脸，小眼睛，笑起来两眼是一条缝。他皮肤白净透红，总是留一头短发，一看就属于那种精力旺盛的类型。培训班里，他比较活跃，人缘也不错，总喜欢与一些学员彼此调侃揶揄，或说点“段子”，博他人解颐。他能治印，虽刀功平常，但篆书还有几分古拙之趣。班上学员凡有索印者，皆慨然允诺。不过，老卢面上随和，相处久了，依然能感觉到其内心深处有一种不肯随意俯仰的傲骨。饭后课余，我们常围绕着培训班所在的红庙散步聊天。渐渐地也了解了他的身世。他原籍是汉中人，中师毕业后，先是从教，不久即弃教从戎。大约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转业到地方，成了铜川文化馆的文物专干。那里是耀瓷之都，环境熏陶，他开始产生了研究耀州窑与耀瓷的浓厚兴趣。1973年，他随禚振西、李诗桂等先生共同组成考古队，开始对铜川灯泡厂一带的耀州窑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按禚先生的说法，此次发掘，不仅“确定了耀州窑鼎盛时期以煤为燃料的窑炉结构”，而且“新出土了以施釉裹足为特征的五代青瓷”和“唐代茶叶末釉、白釉绿彩、黑釉剔花填白彩、低温棕彩及宋代黑釉酱彩等瓷釉新品种”，为此后的深入研究提供了许多新的线索。次年，他又随禚振西先生等人开展了对玉华村遗址的调查发掘，更是收获颇丰，发现了不为文献所载的耀州窑玉华窑场，厘清了其与耀州窑中心黄堡窑的关系，促使省上下决心拨专款建设文管所和遗址保护大厅。①由于好学敏求且聪慧过人，这以后，他的研究论文也频频行刊于世，一些文章还被译成日文，引起国际学者的重视。经过十年磨砺，至八十年代，老卢已是声名鹊起，算是陕西文博界的一方诸侯。不过，在参加国家文物局培训班的前夕，老卢的人事关系已经从铜川调到宝鸡。我曾询问其调动的缘由，他言语虽闪闪烁烁，但并未否认坊间关于宝鸡市文化局领导许诺委以博物馆副馆长职务之传言。那一刻，我能理解。毕竟，老卢不是神，自难免俗。何况大家正处在一个学术常常沦为权力奴婢的时代，正有多少文人觊觎着弃毛锥而绾尺绶的机会，琢磨着弄个一官半职。对老卢而言，换一个环境，或许更有利于个人事业发展。可惜的是，人事不可料。后来，据说是由于宝鸡文化局领导自身职位的变动，对老卢的许诺也终成镜中花、水中月。而离开“耀瓷之都”的铜川，来到“青铜器之乡”的宝鸡，想来对于以研究瓷器见长的老卢来说必然面临业务环境的“水土不服”。由此看来，老卢从铜川转战宝鸡，虽不敢说是步入人生的“华容道”，但这个转折却实在并非良策。
泰安培训班结束后，大家各自回原单位工作。此后，他来西安办事，曾到我所在的博物馆找我聊天叙旧，我去宝鸡开会也两次到卢府拜访。但后来，各人自忙，疏于问候，也就渐渐地失去了联系。不过九十年代初期，我在一些学术刊物上还看见过老卢的文章，所论或是关于耀窑，或是关于法门寺秘色瓷，内容仍不脱离瓷器的本行。大约是在90年代末的一日，突然听人说，老卢出事了，他给人鉴定文物牵扯上了案子，进去了。这消息的细末还未经证实，不久就又有传言，说老卢离婚了，到五台山“出家”去了。大约又过了几年，等再去打问老卢消息时，却被告知说，老卢死了。
老卢死了，老卢怎么会死了呢？在我的印象里，那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生命，那是一个不乏睿智、不肯向命运屈服的生命。那一年，推算起来，他也就六十多岁吧。
2011年8月，我去麟游县参加由唐史学会和社科院考古所召开的“全国第二届九成宫文化研讨会”。会议期间见到原宝鸡市博物馆的老馆长刘连山先生，交谈中不免聊起老卢其人其事。去年10月31日，又于西安的文物科技大厦邂逅前来办事的宝鸡青铜器博物馆原书记段德新先生，邀至办公室小坐，再次询问老卢晚年的境况。这两位以前都是老卢的领导，经他们介绍，老卢人生最后阶段的行迹才逐渐清晰起来。
事实上，老卢自从调往宝鸡，似乎一直不甚得志。后来，因帮人鉴定了一件瓷器，而坐倒卖文物案，被公安机关审查。由于脾气倔犟，嘴不服软，颇遭了些罪。此事过后，老卢颇为落魄。他不像那些春风得意的专家，头顶有许多职衔和耀眼的光环罩着，他甚至连一个副高职称也没有挣到，当然也就没有什么可以清高的资本。他开始下海办公司，想通过经商换取升斗之资。但他毕竟不是商人，或许能够在片刻之间辨别出不同瓷片的窑口，能鉴定出一件瓷器的年代和真伪，但却不知商海险恶。未几，就因不善经营而债台高筑。一度因债务纠纷竟不得不与某些老友故交对簿公堂。而这一切，最终又导致了夫妻反目，父子乖违，家庭破裂。那几年，老卢真是步入到了人生的最低谷。
许是为了逃避现实生活中的尴尬与困窘，许是对今生的彻底失望，老卢一度曾独往五台山修行，想通过皈依佛门，以求来世的福慧。但终归是尘缘未断，在五台山，他结识了一位来自河北保定的姓胡的女居士。此人同样家门不幸，中年丧夫，也是独身。“同为天涯沦落人”，惺惺相惜，相见恨晚，于是两人走到了一起。后来，老卢随胡氏往保定定居。当地一位号百款堂主的收藏家李先生对老卢的专业才华颇为赏识，常常请他帮助鉴赏藏品，视为知己，待若上宾。那些日子，老卢似乎又找到了久违的那种作为瓷器专家的感觉。可惜的是，好景不长，2006年，老卢突发脑溢血，在瘫痪病榻约半年光景后，终于在是年年末驾鹤西游，追随佛祖的召唤去了。我不知道老卢在保定最后的几年日子过得是否开心，但据病中曾去专程探望他的宝鸡博物馆同仁介绍，由于脑出血的压迫，病重的老卢已经言语不清，但也许是半辈子总是为缺钱所困，病中的老卢仍紧紧攥着自己的工资存折，尽管折子上并没有多少钱。他的亲生儿女不曾去探望，唯有胡氏守在身边晨夕侍奉。如此看来，老卢凄凉的晚年应该还是有些许温暖的。毕竟，胡氏也是信佛之人，有慈悲心肠。
老卢走了。如今陕西文博界的年轻人多已不知卢建国其人，他的名字也只是偶然出现在一些老先生的回忆录中罢了。一日做梦，见老卢踽踽独行，朋友们招呼他，他不理，只是埋头走，似乎是对当年他困难时老友未能施以援手而抱怨。梦醒后，我自问，的确，那些年我们都在忙什么呢？光阴荏苒，转眼老卢去世已经七年多了。想起在当今这样一个转型多变的社会，个人的命运，竟然如此无常而捉摸不定，不能不令人感慨。乃援笔书写以上，算是对老卢迟到祭奠吧！
① 参见禚振西《耀州窑考古记事》，见《三秦60年重大考古亲历记》，三秦出版社，2010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