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同是一种心理过程。而我从新疆来到南方后对自己的认同过程，一开始更像是一场对自我的逃离。
在一个文化习俗、生活方式全然陌生的环境中，过一种隐匿部分自我身份的生活，必须对自己的一部分假装不认识。逃离的过程中，我的生活越来越背离原样。异地的生活中，我试图把真正的自己赶得远远的，我越来越切近客我，离本我越来越远。由于身份的不确定性，我只有把自己悬在两种生活之间，无法完全切入。
人的行为不得不落在一个个点上，比如文字、语言、饮食、交流方式，逃离自我只会使人残缺。有时，我看到了自己在南方无法定位的尴尬身份。我似乎成了新疆生活的局外人和江南生活的观望者，矛盾、碰撞和分裂，让我在任何一种文化中，都显得显得格格不入。我不断在两种文化间平衡自己。
一、
小时候，新疆家门口的棉花地里，村里一个叼着旱烟的山东女人，当着村里一大群河南、宁夏、甘肃、陕西人和一帮维吾尔、哈萨克、回族孩子的面，让我伸出舌头，她要检查一个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汉语都会说的孩子，是不是跟别人长得不一样。为了证实自己的语言能力，我把舌头够到了鼻尖上。她对我的父亲说：“二转子”就是聪明，你的这个丫头啥话都会说，以后是个好翻译。
从那时候起，我意识到自己或许是比别人多了一样东西。
一个没有切身体会的人无法体会到，身上比别人多了一样东西和少了一样东西，同样是一件不自然的事情，甚至多出的这样东西，有时会显示为一种残疾。身上一旦多出了一样东西，称呼和身份也会相应地改变。
我小时候的同桌张校长的女儿右手上长了六根手指，她就失去了自己真实的名字，我至今不知道她到底叫什么，大人小孩都叫她“六指”，就像叫一声“二转子”（混血、变种），全校都知道是在叫我的父亲（维吾尔）和母亲（回族）不是同一个民族，我是村里唯一的“二转子”。
“二转子”就是先天赋予我的身份，是别人所没有的。这个称呼在新疆很普遍，它从汉族孩子们的口里叫出来，却带上了某种歧视和贬义。老师也随着大家叫，这个称呼本来是从混血的概念出发的，并无恶意。“二转子”就是聪明、漂亮，他们也会这么议论。而更多的人把这个称呼指向动物杂交配种后第二代的变种，比如骡子。这样就使这个称呼隐含了某种侮辱成分。
小时候“二转子”这个听起来不光彩身份，激发了我内心最大的抗拒。我装作听不见，谁叫都不吱声，以此提醒别人我不高兴。一个陌生的与众不同的身份，从正面去理解和主动接受它，是需要时间和勇气的。就好比猝不及防，当众被扣上一顶不了解其性质的帽子，人本能的反应就是反抗。
我愤怒地瞪眼睛或者悲伤地哭丧着脸，根本于事无补，反而调动和激发了称呼发明者和传播者的兴致与胜利感，致使这一称呼在人群中更快地传递。当形势不由我把握，我只有以改变自身的姿态出现，好变得跟他们一样，以此向周围的人妥协。最简单直接的办法就是改造自己，变得跟周围的人一样，隐藏在他们中间，让他们认不出来真正的我。
首先是改造外部特征，把一头黄发染成纯黑色，奇怪，全校的学生都很义愤，好像被我的行为激怒了，我居然将他们可以合理地称呼我为“二转子”的最显著特征改变了。这使他们的称呼某种程度上成了一种虚设。
或许他们的愤怒还因为我将头发染得跟汉族一样，我的妥协在这里更像是在与他们对抗，我的作为是对他们优越感的一种削弱，因为建立优越感的对应物被抽离了。我觉得自己在汉人群里掺了假，他们看到我的样子，也像一不小心咬到了大米饭里的碎石子一样不舒服。
这种心理，首先表现在对我由黄转黑的头发的描述和评价上：像是金毛猴戴了顶黑皮帽，假惺惺的。哈哈。黄狐狸头上顶了个黑毛盖子，压不住那股骚气。倒不是在他们眼里我真的成了窜进人群里的野生动物，而是他们更清楚地看到了我不真实的乔装和扮演者身份。
对着镜子检查自己，我发现淡黄的眉毛和金色的睫毛，跟漆黑的头发形成的反差太大，使我对自己的改造显得不彻底、不真实。为了让我的所有毛发保持高度一致，我冒着失明的危险，用黑色染发剂将眉毛睫毛一根根地刷成了黑色。我褐色的眼珠和金黄的瞳孔还是出卖了我，让我的伪装露了馅。这次我获得的评价似乎更形象：明明是黄鼠狼，非要打扮成野猫的样子来吓人，四不像。
我吃惊于汉语这门语言的形象性和准确性，它镜子般反照出我的本来面目，让试图改变和隐藏的那个我原形毕露。对一种语言最深刻的认识，莫过于成为这些话语的目标和比喻里的主人公，它们选择了我，我成为无可推卸的对象，那些戏剧性的话语活生生地依附在我身上，成为我隐形的身份标签和另一种注解。
我的改造宣告失败。伪装适得其反，结果让周围的人对我的所作所为更加警觉。我彻底暴露了在他们中间一个异类的身份，并被他们用语言标记。
二、
在别人的形容里，我横竖都成了另一个物种。我开始不断地比较，我身上比别人少了什么，还是多出了一样什么东西。由于过度的紧张和担忧，我经常梦到自己长出了类似尾巴一样的东西。醒来，我总是下意识地摸摸屁股后面，然后莫名地悲伤，好像真的有根尾巴尾随着我。这是一根无形的尾巴，我拼命想隐藏它，别人却能从人群里一眼发现它。我担心自己跟故事里那只秃尾巴的狼一样，在嫁接了一条美丽的狐狸尾巴后，别人从此不再叫它狼，而改叫“狼狐”。
我开始注意观察我的同桌，恐怕是有着当校长的爹，人们除了叫她“六指”，对她似乎没有更多的敌视。起先我心里觉得不公，认为同学把他们对“六指”跟我的不满加起来，发泄到了我一个人身上。
仔细对比后我发现，“六指”除了右手上长了六根指头，其他方面都跟周围的人一样，她跟他们一样讲一口混合着甘肃味和河南口音的汉话，都吃猪肉炒菜，不像我每天啃馕喝奶茶吃羊肉。最让我愤愤不平的是，就连 “六指”都可以随便埋怨我，身上一股民族人家的奶腥味和羊膻味。我不敢回击她身上有猪肉的土腥味，怕校长发怒，更怕触犯众怒。
张校长说话也不忌讳“六指”这个词，他叫她“我的小六子”，他说蒙着脸，全校学生里他也能认出自家的“小六子”。似乎长了六个指头并不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情。作为“小六子”的“六指”完全没有我拥有的那份悲哀。似乎她的悲哀全部转嫁到了我一个人身上，由我一个人承受了。
我每天注意她的右手，她的第六根指头萎缩在大拇指下面，几乎不参与那只手的任何动作，它只是被其他手指连带着被动地上上下下。它隐藏自己是因为知道自己弱小，不具备与其他手指抗衡的能力吗？甚至在她玩得高兴忘记它的时候，我也替她惦记着那根孤独的指头。别人提醒我，长久地盯着一个红眼睛的人，或脸上长了疤的人，那些病症就会出现在你身上。果真是这样，邻居家的古丽手上长了个瘊子，我经常看那个瘊子，结果我右手的中食指上，也长出一个和她一模一样的。我上了汉族学校后，不再跟古丽作伴，但那个瘊子留下的浅浅的疤痕时常发痒。
我担心跟“六指”同桌，天长日久，我的手上也会长出 “六指”那样的第六根指头。坐在她旁边，我忍不住要去注意，当她专心地听课看书写字的时候，她的第六根指头到底在干什么，想什么。
有段时间，我右手上的那个长过瘊子的地方不断发痒，慢慢地长出了一个肉瘤，我不住地去挠，抓它，它变成了一个不会结痂的伤口。我撕扯它，希望把它根除掉，结果适得其反，它越长越长，最后快要跟一根小小的指头差不多。我怀疑自己已经被“六指”传染了。这个外来的丑陋的指头，在我手上安营扎寨，使得我不得不隐藏我的右手，举手时必须把右手的中指和食指并得很紧。我在右手上缠上纱布，上课不得不用左手举手，我的右手看起来像是受伤了。
三、
在南方这座居住多年的小城， 我经常会遇见一位朋友，带着她六指的儿子来赴宴，每次那个孩子的六指都像磁石一样吸住我的目光。我内心非常清楚，我的目光会使对方尴尬，我还是止不住去关注那个多出来的指头，它让我的好奇心和无法制止的窥视欲变得格外膨胀。我看到那根多出来的指头，就像看到了被隐藏了多年的自己，每次遇见那孩子，都像是对自己内心某种隐秘的再访。
在用餐时，孩子那根寄生的指头毫无用处地耷拉在他大拇指旁，它似乎时时刻刻意识到自己卑贱而丑陋的样子，在别人的目光里躲躲闪闪，让我觉得看到内心最羞耻的一处。席间，我对孩子加倍的友好，来补偿偷窥带来的愧疚感。在加倍友好的同时，我越是想克制自己的窥视欲，这种欲望就越是强烈。我发现那个孩子目光里的阴郁和个性中的执拗，这些使他显得脸色青黄，眼圈灰暗，我能感受到他内心的压力。他为这根毫无用处的手指，要承受别人异样的眼光，我了解那种压抑感，因为为此而做的所有反抗，都会使他的处境变得更坏。
孩子的父母会不忍心帮他切除这根多余的指头吗？或者他们会找到一种理由，鼓励孩子接受它？他会厌弃这根指头吗？这个小小的自己，一旦没有了它，孩子会想念它吗？人生从此会不会少了什么本该具有的东西？他为何无法逃离这个手指，这个手指是他的宿命吗？ 作为他与生俱来的一部分，六个指头的他，是不是比五根指头的他更完整？孩子长大以后，会因此比别人多一个方式认识这个世界吗？一个人身上多了一根指头，他的生命里会不会也多出一个精神指向？
我希望这些答案都是肯定的。有的时候，安静的第六根手指的存在，似乎就是为了默默地观察其他五根手指，它或许看到了被高大的五根手指忽视和遮蔽的、无法看到的东西。
我对那个六指的孩子加倍友好的背后，何尝不是对内心隐藏的，幼年时代不被众人接纳的自我的保护。那个下课后常常蜷缩在教室一偶，无法加入别人的游戏，自卑地做着旁观者的我，就像眼前这个孩子的第六根指头，活在各别人惊异、不解、排斥、鄙弃的目光里，在内心，他一定渴望这根软弱的第六根指头，跟其他五根指头一样被人接纳。
我很想无惧地告诉那个孩子的父母，异于常人而独有的一切，都不应该遭遇歧视和砍伐的命运，应该让独有得以保留。第六根指头是孩子不可或缺、他之所以为他的一部分，我可以看见那里面隐含着一个孩子小小的灵魂。
向父母伸出手，孩子希望的是完全的接纳，在握住他的五根指头的同时，握住他的第六根指头，任何看似多余的东西，一旦和其他肢体连接为一个整体，它就不再是多余的，而成为一个整体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们参与整只手所有的仪式，举手、鼓掌、接杜瓦尔（穆斯林礼拜仪式上一个掬起双手合十的动作），上天并不会因为它是第六根指头，就拒绝它做神圣的事情，这根手指跟其他所有手指一样，洁净、虔诚。
一旦我认识了这样一根在我身上潜藏多年的手指，就是从内心接纳了自己不为人知或不被人接纳的那一部分。它不再是不能示人的隐秘，而是神明在我们身上的特殊记号和不可拒绝的神圣美意，用来告诉我们五根指头或者十根指头以外那些生命的意义。
这根谦卑的第六根指头，在我身上默默隐藏了那么久，它在固有的环境中无法全然显现，一旦离开自己生长的土地，为了确认自己的存在，它显现的欲望和需求显得更加强烈。也许是陌生的文化和背井离乡的极端感受刺激了这根指头苏醒。这根指头睁开眼睛，便用其他手指无法盗用的目光，打量它所处的世界。它尽力使五根指头见证它的独有性。
第六根指头与其他五根一样，一起参与重要的仪式和交流活动，来确立自己的身份，并且渴望变得强大，取得认同。因为它知道隐藏自己，不参与与其他指头的运动，就会被割裂，变得弱小，衰退直至失去存在的意义。
主动地了解其他手指和被其他手指了解，是有足够自信和智慧的表现。我开始坦然地承认我身上第六根手指的存在，它在我身上不再是尴尬的异物，而是多了一种自觉和意识，多了一根感触世界的神经和接受人类隐秘信息的天线，多了另一种内视的眼光和精神指向。
就像认同和接受第六根手指的过程一样，在别人的生活和喧闹的文化里蛰居多年，或许正是认识一种文化和接受另一种文化的必然过程。这种意识的苏醒，不是让固有的文化转向，而是意味着多了一种被认可的文化空间。
四、
认同似乎是双向的。一个人对另一种地域文化的认同里，恰恰伴随的是他人对自己身份的认同。
“切糕事件”发生后，儿子从学校回来向我申诉，他的同学给他取了外号叫 “切糕王子”，我惊奇于这种身份标签，居然会落在生长在江南，看似民族身份极其隐蔽和弱化的儿子身上。有段时间，在一些场合，“切糕”这个符号也隐形地被标记在了我身上。似乎我这样一个目标对象，更容易激发出人们大谈切糕的兴致，似乎我的各种身份在别人眼里一下子被简化成了一块切糕，从而义愤和不满有了一个迂回的发泄口。这应该是人们正常的心理反映，可我真想给自己一记耳光，我知道一记虚拟的耳光，打不掉我固有的身份，也无法让我从源头洗刷这个外号给儿子带来的阴影，外号本身恰恰让我看到了儿子隐蔽的第六根指头。某种身份，在这样的时候反而容易得到认同和加强。就像我往往在遭受到性别打击时，才会加倍体会到自己的性别疼痛；就像早年支边宁夏的公公去世后，我哭得死去活来，他客死他乡的境遇，更容易让我联想到自己异乡人的身份；而在平时这种差异并不会被我所特别关注。
一个在南方念了五年大学的维吾尔族诗人告诉我，他无法准确地表达出那种异乡异地失魂落魄的感受，在我看来，不是像他说的那样，语言在表达之前分裂得无迹可寻，而是第六根指头一旦沉睡或被自我隐藏，就已理所当然地被他排除在应表达的对象之外，从他的表达视野中遁迹，只作为可感受之物而被文字忽略，无法成为被表达的主体。我看到他所有的文字都是其他五根手指与世界的对话，而忽视了被遮蔽的第六根手指那种难以描述的感受。他在生活快速转换的疲累中，无力审视或来不及辨认自己，无法抵御非自我生活强大的冲击力，使真正的自我无法着陆，从而导致了现代人共有的那种精神漂泊感。
我与一位南方的女友坐在一家中餐馆里，争论人的身份意识和精神的多指向性这个问题。旁边桌子的一个中国人和他的外国朋友不时地把头探向这边，旁观我们激动地争执。我摊开手掌，向女友伸展五个指头，板着指头数我比她多出几种精神指向，宗教的、种族的、异乡的、文化的，我吃惊地发现我伸出的手指多了一根。而她看不见这根多出来指头，如果我告诉她我有六根指头，这听起来像一个谎言。我把手收回来，我本来想用那只手拍案而起，拂袖而去，我同时发现了“拍案而起”和“拂袖而去”这两个成语所指涉的动作里，应该不包含我的第六根指头，由此我想到了语言这个指向，我本来跟这个对面的争论者使用的，应该是两种不同的语种，而我在和她激烈的争论中，完全忽视了我与之争论的最基础的工具，我们能达成这场争论的条件就是语言。我用她的语言跟她争论，而不是自己的母语。如果用我的母语，不可能完成与她如此透彻的交流，连我都忽视了这一点，她更不可能意识到。在这场争论中，我用复杂和深刻的语言清晰地表述了自己的想法。我是该为暂时牺牲了自己的语言而遗憾呢，还是该感谢自己熟练掌握了汉语这个工具，我有点迟疑。也许在另一场以母语为交流工具的很随意的谈话里，我可以像五根指头的人那样与我的同族轻松地交谈。在这场吃力的谈话里，我的第六根手指顽固地醒着。整场谈话，我毫无迁就的感觉，心甘情愿地使用了迥异于母语的另一种语言，用她能听懂的交谈方式与若无其事地她交谈，就好像自己从来就没有另一种语言思维一样，而宁肯友好地妥协和让步，让我的第五根手指沉睡着。同样在南方的所有场合，我都毫无自觉意识地使用了这种语言。因为我知道换过来，所有交谈将无法持续。
坐在邻桌的意味中国男人和那位高大的外国男人，在吃面的间隙频频地探头往这边看。从外国男人吃力地使用筷子的手上，我看到了他在中国朋友面前竭力想隐藏的第六根指头。而那个正用熟练地用筷子专心地对付一大碗面条的中国男人，一定没有看到眼前这个外国人刻意隐藏的另一个指头。
“凡一民族文化的发展与衰退，在多数场景合下，要视其与其他民族有无接触，这已成为一般原则。”也许是为了宽慰自己，我眼前居然跳过日本汉学家羽田亨《西域文明史概论》里的这样一句话。
五、
我在《嫁到江南》中写过：“其实选择一个人，选择了一块地域，就等于选择了一种文化，选择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在外人看来，我在南方的生活似乎“很有意思”。起初我毫不领会这句话的含义。后来我渐渐明白，他们是指一种特别的文化感受和心理体验。也许正是这句话在我生活中回响了好多年，慢慢唤醒了我沉睡的某种意识。好多时候，我觉得“有意思”，如果仅仅是好玩和有趣，这个表达对于我多少显得有些不严肃，这种表达忽略和简化了我内心的一种疼痛感，感情上难以接受。或许在别人看来，我完全可以选择以一种忽略疼痛的方式生活。这恰恰要忽略真实的存在感，就是忽略第六根指头的感受，或者让它沉睡不醒，人不是为了活得“有意思”才活着的吗，抛却真实自我的生活，倒真的不大“有意思”。
我可以对一些人放声唱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的歌，也可以同时唱唱越剧、姚剧和江南小调，讲讲宁波人待人接物中种种有趣的笑话，我能挑选“粗放”、“委婉”、“内敛”这样的词，去准确地对应各个民族的性格和内在情感，这些都基于我与他们几十年的共同生活对他们的了解，我大肆宣扬如何与人分享人类的秘密，并以分享秘密的名义，解读一些民族最隐秘的文化心理，我不希望把无法倾诉的孤独和秘密只说给墙或者羊听。
很多时候，我的秘密和心愿也会通过祈祷和倾诉来完成。在每次接杜瓦尔时，我第六根指头会禁不住颤抖，我用十一根手指遮住自己的羞愧的面孔，也许我惧怕多出来的第六根指头找我清算。
当我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这根指头上，自我就被催眠，对于一个被催眠的人，它就有了无限的号召力。多向度的生活容易使人产生迷失，在世界的繁复中，选择简化是一种智慧。对于一种复杂的身份，也许简化是最快捷地达到认同的方式之一。
人们总是对不了解和不确定的东西，总是抱有过分的好奇和恐惧，这根看不见的手指，有时它指向的是一种陌生的文化和习俗，有时它转化为一种语言和思维方式。它所代表的东西在应对不同的人和事物时，就像布莱希特戏剧中制造的间离效果，或者像一根魔术手指一样快速地转换，甚至连拥有它的主体也难以察觉它迅疾的变化。
对一根看不见的手指的雕刻过程，成了我感受它的神经和脉络的过程，成为我赋予它一种无法表达的寓意的过程。一根蜷曲和隐藏了几十年的指头，成了整只手存在的全部理由，当把这样意义上的一只完整的手，用语言呈现给别人时，那就是一种无法言及的幸福。
六、
当你以一种文化身份介入和体验另一种文化的不同时，两种思维方式的分裂，有时会产生出奇幻的比较效果。
我在纸上用汉文字雕刻这只苏醒的第六根指头的时候，一个夜晚的睡梦中我不住地吐血，粘稠而艳红的血，红云一样布满一页页白纸，粘满了我的手掌，像是少女时代我用海娜包住指甲和手掌，让海娜汁液中的艳红渗透到指甲里、手掌间。在这个梦里我的手上还没有长出第六根手指。然而当我醒来，第一个意识，就是以我的梦境去对应汉语中“呕心沥血”这个成语。我用一个梦那么准确地阐释它，以致我现在提到这个词时，那个纸上红云密布的画面就同时出现。你可以换掉一个词，但不可能换掉我做过的那个梦和与这个成语对应的意境。我用一个后天学到的另一种语言里的词，精确地翻译了我的生活。也就是说，从梦中睁开眼睛的那一刻，语言先于我的意识分裂了。
连凤仙花这个海娜的植物学名称，在那个梦里根本没有出现，梦里的我，是那个用维吾尔语思维的、离开新疆之前的我。“呕心沥血”和“凤仙花”一样，是另一种语言灌输给我的，在这个梦里它似乎还没有生长出来。假如我只知道海娜，而没有进入过有“凤仙花”这个名称存在的另一种文化，我醒来后，绝不会将那个梦的寓意定位在“呕心沥血”这个词上，这些完全是学习和比较另一种文化产生的结果。可见一种文化对人的思维影响可以深入到梦境，进入到人的整个生命状态。
我清晰地记得幼年时，在汉语学校里学到“亡羊补牢”这个成语，熟悉游牧生活的我，不难理解它的意思，这个词中最让我感动的是一个古代的汉人对游牧人群的体恤，从而让我对产生了类似拥有共同经历般的亲切感。以致从学校回到家里，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提醒父亲检查羊圈。人一旦从一种文化中获得认同和收益，就会随之对这种文化产生心理认同。
我不认识几个汉字的维吾尔族父亲，却牢牢记住了写在搪瓷盆底的“大众”两个字，尤其是对“众”字情有独钟，他饶有兴致地注视着这个由三个人叠加而成的象形文字，给我打了个比方：“众”里面有三个人，就是有我、有你，还有你妈；有回族，有哈萨克族，也有维吾尔族。父亲的话语暗含了汉字的“众”，对自己的身份认同的一种深刻的感激和认同。或许正是“众”，这个汉字中透露的人本意义，还有这个汉字中隐含的那种人文情怀，深深地打动了我的父亲。有时候我猜测，父亲是不是通过对不多几个汉字的辨认和领悟，还有与周围代表这种文化的人的接触，认同了汉文化某些打动他的东西，才把我们家六个孩子全部送进了汉语学校。就像我，会不由自主地将“亡羊补牢”这个简单的寓言，与自己的生活联系起来，将它与另一种文化对游牧民族的关照联系起来，从而引发出对另一个民族的好感和文化认同。
真正理解一种文化，为这种文化找到一种合适的表达方式，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就像我，为了不让一种熟悉植物因为换了一个陌生的称呼，而在我的心里走样，对“奥斯曼”这种维吾尔族女子用来染眉毛的植物，直到现在，我也没有追究它在汉语里的植物学名字，一直把它看成专属于维吾尔族的词汇和民族文化符号，让它一直保留它着在我心中最原始、最真实的样子。
经过近半个世纪汉语的浸染，我理解了父亲这个维吾尔人，他为何能透过对几个汉字的理解，达到的对持用这种文字的民族的胸怀和人本观念的深入理解。直到现在，我才将他当时想要表达而无法表达的意思，用文字还原了出来。
有时透过两种文化的缝隙看到的，才是没有被遮蔽的，我真正想从另一个民族身上看到的东西。
七、
弗洛伊德认为，一个主体吸收另一个主体的某个方面之后，根据那个主体提供的模式，全部或部分地被改造。这个看似模糊的观念其实是在说，身份是在一系列认同过程中形成的。
一个民族真正跟另一个民族交往，双方必得放下一部分东西，掩藏起那根看不见的第六根指头。对于这个，恐怕那些在国外生活的中国人最有体会。你要学习另一个民族，又不迷失自己，这需要多么强的自觉意识。交往本身就是人类具有伟大意义的事业，人与人、种族与种族交往中产生的一切不适和疼痛感，都是人类在交流中必须付出的代价。
与主体民族的文化交融，往往是通过精神、语言等交叉作用形成的，我的身份也因此由经历、选择和社会力量混杂作用而逐渐被界定。我不得不猜想我的父亲，当年从维吾尔聚居的喀什，到了乌鲁木齐这个维、汉为主体民族的城市；从一个阿訇，到一个工人，再下放成为一个农民，在北疆沙漠边缘多民族混居的小村庄，娶了一个回族女人，起初他是不是也有过对自我身份确认和对后代民族身份定位的担忧。
人的身份正是由于不断被掩藏而显得神秘。在新疆，“二转子”是一个神秘而尴尬的身份，从我的体会出发，“二”就是合成品，包含着分裂、不统一的意思；“转”就是变化、不稳定，无法正确定位。这是我从文化的夹缝里看到的，对这个称呼隐秘含义的解释。
后来看到《汉书西域传》记载的一个故事，不禁哑然失笑，说的是龟兹王绛宾娶了汉嫁给龟孙的公主所生的女儿，在汉宣帝时两人一起入朝并住了一年，回龟兹后龟兹王处处仿效汉人，西域一带的人都说他非驴非马，称龟兹王为骡。
势力如王者尚受到一般人的嘲笑，看来让固有的文化习俗转向另一种文化是何等的难。要完成一种身份认同，是需要由完整的文化来作为支撑的。在两种文化间徘徊多年的我，也因此释然了，心里不得不认同了中国自古就有的这种 “混血文化”的概念。
人类的历史本身就是一部混血史。混血本身就是杂交的结果，这是一类人的出生方式，也是他们的存在方式，他们携带着不同的文化印记生活。
就像小时候我们村里那个抽旱烟的山东女人，旱烟袋就是她不同于当地女人的一个标记，也是她不同于他人的第六根指头。她从遥远的山东来到新疆生活，迁徙的经历和异地生活的经验，让她具备了敏感的生活感受力和文化辨别神经，她能发现一个人不同于另一个人最根本的要素，比如语言、种族、血缘等等。她要检查我这个“二转子”的舌头，到底与其他孩子有什么不同，看起来那更像是检验不同动物杂交后，对后代遗传带来的影响，还够不上有意识的人类学和社会学等文化意义上的对比，但她毕竟看到了我混血的出身和最突出的特征，并预测了我未来几十年的生活。她在我的一生中扮演了一个预言家的角色，从那时起，她看到的恐怕不只是我长于他人的舌头，还隐隐地看到了我不为人知的第六根指头，尽管它那时还在蒙昧中，没有从我身上破肉而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