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时候我家平房前后住了不少知青，有上海的，北京的，还有省城的。
我还小，七八岁模样，已经开始偷偷看《红楼梦》，为林黛玉的死趴在被窝里伤心哭泣。我背了很多缠缠绵绵的诗，大多是从唐诗宋词读本里看来的，偶尔用在作文中，令老师刮目相看。老师在全班念了，然后瞪着眼睛巡视满教室的学生，大有“瞧人家是怎么学的”、恨铁不成钢的意思。同学们就像今天的“玉米”和“盒饭”对超级女生那样对我仰慕不已，自然感觉就有点肤浅的飘飘然了。
就愈发得意，专门找一般人看不到的书读，甚至在夏日的夜晚躲在又闷又热的屋里偷听香港某宗教电台的节目，从它知道了耶和华、约翰福音、新约和旧约的区别，也学会了几首赞美诗。有一次我妈看我鬼鬼祟祟的，就突然闯进小屋，发现了我的秘密后吓了个半死。“你敢偷听敌台？你想招来公安局的人把你抓走啊？！”她没收了我的收音机。
公安局不会抓一个孩子，但我也害怕。
刚粉碎“四人帮”，大喇叭里整天广播着山西民歌《交城的山来，交城的水》，听得最多的口号是“抓纲治国”。知青们还呆在工厂里，他们算是好的，没有一直在农村刨土坷垃，据说当年只有表现好的才能进县城当工人。他们中有几个戴眼镜的，大约八九个男的，三个女的。同样的劳动布衣服，穿在人家身上咋就那么好看呢？厂子里其他年轻的“亦工亦农”们弄不懂，就有多情的女工给某位男知青悄悄织毛衣，但却被委婉地退回来了。
知青们似乎知道自己必不会留在这远离故乡的贫穷豫西小城，所以不太和当地的青年来往。但他们喜欢我，因为我和他们很严肃地探讨亚当和夏娃为什么会离开伊甸园，这在当时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你想啊，一个黄毛丫头！
春节他们回上海、北京或者省城探家回来，都会给我捎一点县城里没有的东西：小绿瓶的花露水，漂亮的铅笔。我敢说知青老周肯定是爱上我了，他给我的东西最多也最好，有绣花的手帕，红有机玻璃发卡，印着娟人嫦娥奔月的画片，还有“大白兔”和巧克力，把我喜欢得屁颠儿屁颠儿。
老周那个时候顶多二十六七岁，但是因为他有点谢顶，又是厂子里最懂技术的人，所以大家就尊称他老周。当时知青们找对象大多“自产自销”，厂子里的这几个已经凑出了三对儿，女的百分百不落空，男的就剩下几个单。听父母亲讲有人给老周介绍过几个对象，但后来都没有成。妈妈说女的嫌老周面相老，近视眼，早早秃了头，不好看；看上老周的吧，老周又嫌人家有毛病。我觉得都不是，我觉得老周心里只有我，可我不敢对人说。
老周和我说话，问我的功课，有时候也会讲个故事。他不把我当小孩，干什么他都会问问我的意见。“你一定要好好读书，你会有大出息。”他说。
秋天的时候，老周从床底下拖出一个落了厚厚一层灰尘的箱子，打开给我看：“这是吉它。”我从没有见过这东西，感到很自卑。老周拨着琴弦弹了几个外国曲子，我都快要崇拜死他了。
到了冬天，老周又从床底下拉出一个箱子，掏出一本厚厚的书，递给我说：“拿回家看。”我藏着掖着带回家，晚上蒙着头用手电筒看，书名是《古希腊罗马神话》，翻开一看，里面有线描的插图，不穿衣服的维纳斯、雅典娜、海伦，还有宙斯、海神、太阳神等等。这本书里画的每个人都很美，漂亮、健壮，那些故事妙不可言。两个月后，我把书还给了老周。我用半透明的稿纸偷偷地把一些我喜欢的插图描了下来。同时，我的作文本上出现了“阿波罗”的字样，记得那是描写太阳如何升起在东方的句子。这次老师什么也没有说，我有点遗憾，他肯定不知道阿波罗是谁。倒是有同学追着我问，我就得意洋洋地把我记住的都讲给他们听。
一年后，知青们都走了。一对儿恋人考上了北京航空学院，另一对回到了省城。老周考回了上海某知名大学。他走那天专门来我家和我父母告别，还摸摸我的头，没心没肺地说长大了也去上海读大学之类的废话。
我不理他。
过些天吃饭的时候，爸爸又提起老周，对我妈说：“那可是个不简单的人，聪明绝顶，厂里的液压机就是他自己画图纸琢磨着造出来的。”
“一点也不聪明！他那么丑，还是个秃顶！”我忍住泪把碗使劲儿搁下，大声地说，转身回自己房间里了。
据说老周毕业后去一家工厂当了技术副厂长，结婚生子，过得不错。我会永远记住他，老周，愿你今生幸福平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