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姑
小姑出嫁那天午后，我只记得她哭得厉害，两边肩头像蜂翅一样振动。这哭是从胸腔牵引到肩头的。不像那些临出阁又嫁在附近的新娘子，例行公事似的，是干哭。小姑那是真哭，泪水哗哗地流，像打开的自来水龙头。喝完中午的喜酒，小姑就开哭了，身后跟了三四位陪姑。她穿了红红的灯芯绒袄，抱住奶奶哭，大概哭了整整半个钟头。从此，她嫁到几百公里外的温州了。
新郎倌是她的表哥，是我舅公的儿子。他没娶小姑前，我叫他表叔。娶了我的小姑，我改叫小姑丈了。
那个年头，台州人说“表妹嫁表兄，猪肉炒菜蕻”。“菜蕻”译成国语即新鲜菜梗，猪肉在当年难得吃到。这两样合起来炒是一道好菜。表妹嫁表兄意为妙不可言。听奶奶说，这门亲事是两人情投意合的，两人打小青梅竹马，小姑丈老家是海门人，他的老爸，我称为舅公，在温州工作，小姑丈随父从业。
不久，小姑回娘家，我头一回见到了小姑丈。他长得牛高马大，给我们表演内家武功，两三个人都近不了他身。只不过他的眼神有点飘，说话不很利落。反正有点呆头呆脑的。我听陈家人私下说，小姑丈小时候发过高烧，落下神志有点不清的根。我见他很随缘，不婆婆妈妈的，也很听小姑的吩咐。有一回，他来了牛劲，小姑的旨意他坚决不从了，小姑拿他没法，就随他去吧。小姑的户口是城关农民，听说到了温州，她到小姑丈的单位做做家属工。三年五年后，两人还没有一男半女，这让还是小孩子的我很纳闷。小姑长得很漂亮，五官清秀，但个性很强，心直口快，一旦认为有什么看不顺眼的，她是天不怕地不怕的。
我的上一辈差不多是打断牙齿往肚里咽的老实人，惟有她跟小叔碰到忍无可忍的事时是敢于操了家伙就上的。
等到50来岁的爷爷不幸生病去世。那天，小姑跟小姑丈从温州坐长途车赶来吊丧。从寺后巷口，我听到哭声，小姑人没到，哭声就远远地到了，等到了离巷口不到百米的医院太平房，弄堂里全是她的哭声，她是又哭又叫的，每一段哭总带着悲痛的尾音“哪——”，台州人的尾音带“啊——”，小姑用的是温州方言音。很快她哭不出声了，差不多昏了过去，被我娘一把抱住不放。小姑脸呈菜色，听小姑丈说，小姑晕车，一路上吐得一塌糊涂。傍晚，陈家院里摆了十来桌落丧酒，当中有几位温州朋友，小姑跟他们一会儿说着温州话，一会儿翻译成台州话。我那时想，小姑出嫁没几年，这温州话倒学得滚瓜烂熟了，她真聪明。在我听来，温州话就像外国话。
处理好丧事，小姑在娘家小住一阵。很快，奶奶家没什么好吃的东西，连油都舍不得放。我见小姑丈似乎难咽下口的样子，又不好过分表露出来。他饭食大，每回胡乱扒下饭菜，就抽身出去遛达了。他是闲不住的人，也不关心日常生活，也不讲究繁琐的礼节。而见到好动的我，特别是爱玩小花样的我，他顿时来了兴致，双眼放光。我牵了狗提了粪勺，他也跟来了。我俩到田边朝一只只鼠洞灌水，又在田间小道上掀石板，逮了满篓子的硕大的活鼠。我正为如何活杀如何“烹饪”鼠肉犯愁时，不想小姑丈已拿来剪刀在捋袖子了。这种活他操弄起来熟门熟路，又让我到地里偷了一大把大蒜，一会儿陈家院里院外满是鼠肉飘香，连周边的邻居也赶来了，拿着筷子抢吃鼠肉，只有我的三位姑妈不吃，说吃鼠肉就是吃人肉，是酸几几的。等到小姑丈拍了拍鼓胀起来的肚皮，打着饱嗝出来，正撞了小姑，被她拉到门外，两人从悄声到大声，吵了。我偷听到，小姑在责备小姑丈，说是爷爷刚走了，不该有这种高兴样。
一晃又过去了20年，小姑还是没有孩子。两人回台州定居，小姑丈每月有千来元的退休金，小姑有几百元的失土农民保险金。听说，小姑嫁到温州后，碰到家属工也做不成了，干脆开早餐店，包括豆浆也是现磨。这种事她从不跟我这个侄子提起。回到台州后，她又闲不住了，帮人做家政。她是值得我尊敬的前辈。
小姑至今无子女，我不想再问这事了。她见了我的孩子，喜欢得不得了，我的孩子叫她姑婆。
二姑
“老大娇，老末娇，就是别生在半山腰”，这句老话说的是排行中间的女儿最没人疼。可三个姑妈中，我们陈家人常说长在“半山腰”的二姑最有福气。虽然在洞房夜作为新娘子的她发现新姑爷，即我的二姑丈脸长麻子，但二姑脑子很快转过弯来，嫁男人在于过长久巴实的日子，不在乎相貌。她与二姑丈恩恩爱爱，又因是居民户口，三个子女一帆风顺地给招进大集体单位，这样的生活被陈家人津津乐道。
二姑长得像我奶奶，天庭饱满，性格温顺，属于大家闺秀型。我奶奶说，“老二是慢性子，就是大虫跑到了她脚后跟，她还在慢吞吞地系鞋带”。“大虫”，乃老虎也。令人惋惜的是三个姑妈中，数二姑命短，大概活了60来岁，得了绝症，在病床上绵了一年多，最终随二姑丈去了。她生病期间，我去探望过她，她嘱家人上菜场给我弄好吃的。总之，还把我当小侄子来待。躺在床上的她跟我说笑话，说着说着，腹痛袭来，额头蹦出了几颗豆大的汗珠，我赶忙让她打住。她忍着痛挤出一丝笑说，看来那半段笑话只好日后再讲了。不想等我出差回来，这么一个乐观豁达的二姑却没了。二姑丈是撑船人，爱酒，回到家一日两餐也离不开，屋角堆有几只空酒坛。二姑下厨弄两三只下酒菜，二姑丈慢吞吞地吃喝着，说些跑码头的奇闻趣事，顺便也让我这个难得来走亲戚的小内侄也开开洋荤。他爱钓鳗鳖。那时台州的江河和池塘里长有鳗鳖。他上菜场买几两猪肝，切成无数碎块，作诱饵。日暮时归来，肩背钓竿篓，一手提来一只沉沉的竹鱼篓，里面全是挤头探脑的鳗鳖。这么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因为嗜酒，患有高血压，不料却一头栽在塘岸。听到噩耗，我唏嘘不已。
二姑嫁到海门，大概是上世纪60年代初。成家没久，她的户口也给迁走了，从城关农民随夫转成居民，听说那几年户口政策比较松动。有年夏天，8岁的我来到海门码头，一位脖子挂毛巾的妇女拉着装竹筐的手拉车，框内装了满满的煤，正是二姑，双脚蹬地双手用力把一车的煤呼哧呼哧地从栈桥拉到呈斜坡形的岸边，途中有百米，一些煤粉洒落了下来。原来二姑在当码头搬运工。她笑道是家属工。二姑不愿坐家吃闲饭……
我奶奶健在时，常跟我提起二姑的婚姻。老人家说，能做夫妻是上天注定的。那个年代，子女的婚姻由父母或媒人来穿针引线。奶奶说，定了亲的男女平常不能往来，到了洞房夜才见“庐山真面目”，如果发现对方不是聋子跛子麻子就谢天谢地了。后来稍稍有了“开化”，容许相亲时，女方借着嫂子端茶的机会从门帘或板壁缝中觑上几眼。不料，二姑却没能窥破“天机”。说起那天相亲，陈家上辈人都说跟演戏似的，陈家人全都走了眼。当时准姑爷带了他的两兄弟，三人手腕上清一色地戴了一只亮锃锃的上海牌手表，这是当年最时尚的。陈家屋里，亮起一盏昏黄的油灯，光影朦胧，而三只手表太晃眼了，吸走了陈家人的眼球，加上三兄弟长相相近，又在屋里走来走去的，像武打片中的三人无影螳螂阵，时聚时分，不时叠加成一人，又分出三人，到底哪位是真姑爷，活活乱了二姑的“芳心”。等到媒人再次上门征询意见，陈家人应承了下来。到了洞房夜，二姑这才差点晕倒了，姑爷分明是麻子。
婚后的二姑不嫌麻子的二姑丈，过日子要紧。我每回到二姑家，见他俩没拌嘴没红脸。无论在海门，还是回黄岩陈家“省亲”，二姑满脸春风，插科打诨，给一屋子的人带来笑声。我常跟她说：“二姑啊，你把我肚肠都笑断，快溜到地上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