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序
下班路过的一个小型购物中心，自经济衰退以来日渐萧条，除了沃尔玛、WHOLE FOODS和TJ MAX一如既往外，倒有一小半铺面陆续关张。于是原本不打眼的一家旧书店，多少醒目起来。书店愈来愈少的网路时代，我不禁好奇这家旧书店如何坚持。在天色暗去时分，走进书店，一进门却看见许多黒胶唱片静静地立在那儿。
二十多年没有听过黒胶唱片了。去年秋天回北京时，与家兄从故居找出的唱片重逢。是1988年夏天从仙台扛回去的，那时年青，能拖着三只箱子上下楼梯、火车和地铁。我翻看了一下，记忆浮现，而装唱片的纸箱落满了尘埃、唱片套多已发黄。
我已没有气力再把这些唱片搬回美国，只挑了些儿时照片和两本少年日记带回来。我本也不曾想再听唱片，虽然偶尔在音乐论坛见网友说起黒胶的声音是多么温暖。不过在书店看到它们，觉得亲切，就走过去看看有些什么。讵料一看之下，竟有许多值得珍藏。一个小时后，我抱着斯特拉文斯基指挥斯特拉文斯基、大卫?奥斯特拉赫在1950年与苏联国家交响乐团合作的贝多芬小提琴协奏曲、阿巴多指挥帕瓦罗蒂担纲的《麦克白》全剧等离去。
那天晚上，因为没有唱机，也就领略不了温暖的声音；但老唱片的岁月感带来温暖的回忆。 上大三时，公寓隔壁屋的系鱼川学长身材瘦小、说话文静，专业是宗教社会学、爱好是听音乐。公寓里七个房客，除了系鱼川和我是文学部的，其他几位是理学部和工学部的，每日在山上做实验很晚才回来，所以晚上多半只有我和系鱼川在。木结构公寓不隔音，入住不久，他专门来问我他听音乐是否吵到我，我答只要不嫌我听音乐吵他就感激不尽了。从此和系鱼川偶有往来，他学梵文、听巴赫与爵士乐，有点腼腆却知道很多我不熟悉的东西。一次他邀我去他屋里喝酒，十平米的房间里， 有一套音响和两三百张唱片。听着萨克斯管喝着加冰威士忌，我暗下买唱机的决心。学生时代银子有限，便时不时去仙台车站外驿前街上一家门面不起眼、新旧唱片兼卖的小店。八十年代中期，一张新唱片近三千日元，旧盘则在千元上下。我当时每月奖学金加打工所得，大约八万左右，日常生活之余，大约两三万，其中能够用于买唱片的不多。因此也常常租唱片，听一两遍，录成卡带。洗唱针、拂尘埃、轻轻放下唱头的景象，也录进记忆。最开心的自然还是买到好盘夹在胳膊底下，穿梭林荫小巷唱着歌回家。
如今已不再唱歌，而是听着音响驱车在中西部小镇平坦笔直的路上。回想半生，坚持不做的事情不少，坚持下来的事情不多，听古典音乐是其一。既然买了唱片，自然需再买唱机。好在如今亚马孙敲几键，不数日UPS寄来。我其实没太多期待：重温旧梦只能在电影里；再说当年改听CD，大多为没了噼啪杂音高兴不已，没几个怀念黑胶。记忆往往不可靠，奇迹在第一时间发生：我从来没有想到，唱片的音色竟然如此迷人，保真效果之好，仿佛乐队在我面前。上次听贝多芬第五交响乐，该也是八十年代的事了，此时听史特考斯基指挥伦敦爱乐演奏的《命运》，直让我屏住气 息、两眼发直、双拳紧握。我一直想写回忆，个人史固然微不足道，却是一个人触摸命运与历史的弯曲小路。然而，过去更像是互不相干的许多片段，被时间之绳串成念珠，周而复始、起点回到终点。如果时间之绳一断，就洒落满地，无从说起。曾经几度开头，却在光阴的断层里停笔。此刻我忽然明白，时间是否有方向，还是去问海德格尔吧。本不必沿着岁月追溯，往事是一张张黑胶唱片，或短或长、或完好如初、或噼啪作响。
几天后，在一个单身老人家的地下室里，购得卡朋特的金曲集（Carpenters, The Singles 1969-1973），第二面的第一曲便是Yesterday Once More。听得至熟的歌，三十年后却听出新意来：“那些我曾深爱的歌/却已再度归来/仿佛失散多年的老友”。当年信以为真，如今知道没有什么会回来，只有这几句是真的：“我一切最好的记忆/清晰地回到我心中/有些竟会让我哭泣”。
望江亭
童年时没有音乐的位置。倒是楼旁“人大三红（由中国人民大学反原党委书记郭影秋的三派“东方红公社”、“人大红卫兵”和“人大红卫队”合并而来）毛泽东思想宣传站”的高音喇叭从早到晚，不由得你不会背毛主席语录。我少年时耳朵就不很敏感，如今有点耳背，不知是否拜每天早晨吼了两年的“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之赐。
我出生时家住北京张自忠路一号。张自忠路如今成了平安大道的东段，原为铁狮子胡同，所以又称铁一号。铁狮子胡同据说就来自铁一号门前一对铁狮子，不过铁狮子早已化成石头狮子了。铁一号在明天启年间住过司礼监王体乾，崇祯时赐予田妃父田弘遇。有清一代，一直是王公府邸。入民国，先是海军部所在，后为段祺瑞执政府。本朝建政后，划归新成立之中国人民大学。大约1956年，在执政府中间围着一个花园的哥特式楼群之西，盖了3幢不中不苏、半土不洋的五层红砖教工宿舍，相当破坏景观。我家在红一楼戊组4号，楼下右侧是一排地窖，每年飘出冬储白菜沤烂的味道。楼后一排平房，高音喇叭就设在屋顶。我开始模糊记事的时候，人大本部早已迁往西郊林园即今日人大所在地，那时动物园以外就算郊区。铁一号执政府旧楼似乎只有些勤杂部门，人员稀少，花园日渐破败，成了孩子们的游乐场。我这一茬出生在人口论挨批后的超生年代，三幢楼里同龄儿童不说上百也有五六十，玩 “官兵捉贼”时两边挑人都得拳头剪子布二十多个回合。我清晰的记忆，恰与文革同步。抄家、批斗、剃阴阳头、绞瘦腿裤乃至跳楼，在五岁到七岁间目睹耳闻。最早见到大堆唱片，是摔碎在马路牙子上。
后来想想不可思议的是，家里没有唱机，却有一张由张君秋先生唱的《望江亭》唱片，而且几经抄家依然完好。好像拿到有唱机的人家听过，我一个字也听不清。母亲告诉我，这是旧京剧，和样板戏完全不一样的。母亲这一支，算是京剧迷，她的一个舅舅，年青时据说梅兰芳的戏场场必到，后来赴台留美，干脆写起梅兰芳来。数十年后，我在海外读到他的著作，才知道他的后半生。母亲到了九十岁时，早已老眼昏 花，然电视上一有京剧，就颤巍巍地凑到离电视一米开外坐下眯起眼睛，谁也不理。今年于魁智和李胜素来芝加哥演出，我特意去听，也是由于他们是母亲晚年喜欢的演员。
我这一代人对旧京剧大多一窍不通，倒是唱着样板戏长大的。时至今日，“小常宝控诉了土匪罪状”依然张口就来、一字不差，悲夫！旧京剧只能哼一句“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是父亲时常摇着他硕大的秃头挂在嘴边的。如今想来，也未尝不是他的一种自我心理暗示或别有怀抱。那一年他不到五十岁，应付批斗外调写检查之余，给我讲故事、带着我在马路边等待并看公共汽车经过。那是我和父亲最亲密的时光，少年之后，渐行渐远；有时充满张力、有时默默挂牵。那是另一段故事，按下不表。
人对音乐、绘画、文学等等的感应，是有先天差异的。以我自身的经验而言，我对绘画一直不大有感觉，一直停留在仿效《三国演义》小儿书的水平。然而对西洋音乐，却是一相遇就被征服了。我的家庭和周围人们多离音乐很远，我生长于乱世从未上过一堂音乐课。最早的接触，是家里一本封面和封底都很破旧的《外国民歌200首》，跟着兄长们唱，很自然地就喜欢。后来就熟到一提哪首歌，就能说出是在第多少页。至今我依然爱唱《鸽子》、《第列泊尔》、《灯光》、《草原》，背的歌词也还是《200首》上的。
大约1968、69年，铁一号大院里的孩子们忽然流行学小提琴，一时间好几家窗口都不时传出吱吱呀呀的声音。家兄也买了一把拉起来，然而小提琴初学时实在不好听，以至不久后我就记住了《琵琶行》里的一句：“呕哑嘲哳难为听”。不过也拜这阵子学小提琴的风气，记不清是在谁家，听到了《梁祝》小提琴协奏曲的唱片，才知道小提琴竟然可以如此动人心弦。
那时谁家有唱机，也算是个贵重物件。那时的唱机，是坐在一台电子管收音机上面的收唱机，名牌有“牡丹”、“红星”、“熊猫”等。“牡丹”是北京收音机厂出的、“红星”、“熊猫”则是南京收音机厂出的。上海的品牌最多，先是“美多”、“飞乐”和“凯歌”，后是“红灯”，但好象在北京不如“牡丹”、“红星”普遍。电子管机就是现在的“胆机”，据说声音很温暖。我不是发烧友，没有认真比较过，然而记忆确是温暖的，即使是黑暗岁月，也不知不觉间蒙上怀旧彩色电影的夕阳色调。
我的文革记忆，多少象《铁皮鼓》里的小男孩，既刻骨铭心又本能拒绝。长大后，出于一种几乎是有意的自我保护，我很少去回想童年。不过人随着年轮增加，近期记忆愈来愈浅，远期记忆却日久弥新。如今我人过中年，往事不请自来，却往往模糊了时间与细节，抹去了无法承受之重——我们这个民族，素来有避重就轻的基因。
执政府的后花园，有一水池，中有喷泉。文革开始后，水池干竭，夏日曝晒后，更连青苔也无。非正常死亡频繁之际，后花园时有吊死的传言。一晚，几个小孩走入花园，忽见前面光闪，照出一截长长的舌头，被吓得惊叫四散。那是院里一些大孩子拿着手电惯行的把戏。
令我又向往又害怕的后花园，其实没去过很多次，却印象深刻。在月黑无灯的夜晚，听王科大讲《巴斯克维尔的猎犬》。他是院里讲福尔摩斯的高手，后来我读福尔摩斯，反而没那么惊怵。又一次，是在后花园听几个比我大的孩子拉小提琴，其中有一个在月光下面色十分苍白，看上去很象女孩的少年，神色忧郁、沉默寡言。之后小朋友告我他就是孙泱的儿子。孙泱生前是人大副校长，文革初起即死于非命，大约由于他是孙维世的长兄吧。此后他的一儿一女无家可归，且是流言的中心。中国的儿童，一向离单纯颇远，文革时尤然。孙泱的女儿，据说很漂亮，当时被风传为“女流氓”，是东城区“九龙一凤”里的凤凰，他的儿子，则被说长得象“二椅子”。然而我的印象里，却是一个好看秀气的少年，琴拉得怎样，则不记得了。我后来再没有见过他，八十年代初，曾经认识一个女孩，告我她和孙冰是朋友，也说起孙冰和弟弟文革里居无定所的情况。
于魁智、李胜素和杨赤在以百老汇演出著名的芝加哥会堂登台，唱的全是旧京剧如《四郎探母》、《贵妃醉酒》，原本在节目单上的《智斗》未唱。观众对这些曲目热情然不热烈，反而是唱民歌和红歌的王宏伟和吕继宏更受欢迎。散场后的冬夜，街道冷清，刚听出的旧京剧味道，迅即消失在风中，那张《望江亭》唱片，也早就不知何在了。
永恒的贝多芬
在静夜里放一张黑胶唱片，独自穿过岁月聆听逝去的大家。有时不仅是音乐，时光也流入心 中。今夜我听了贝多芬的第一和第二交响乐，是卡尔?波姆在1971年和维也纳交响乐团录制的全套贝多芬交响乐的第一张，由德意志留声机公司 （Deutsche Grammophon）出品。这是上星期在一家旧书店的收获之一，第一和第二交响乐的唱片，不似那几部脍炙人口的作品，有许多版本，而这样出色的演奏，还是头回听到。
卡尔?波姆是我很喜欢的奥地利指挥，他的名声多少由于与纳粹德国的合作受到影响，却仍然被公认是上世纪大指挥家之一。他的指挥很内敛节制，注重细节，愈听 愈有余韵。波姆是理查德?施特劳斯的好友，也是他作品最著名的诠释者。歌剧《达芙尼》就是施特劳斯写给波姆并由波姆指挥首演的。这套贝多芬交响乐也是他颇 受好评的名盘，录制时波姆已七十七岁。大指挥家、大演奏家只要身体健康，往往到七八十岁时渐臻化境。
八十年代初读了一些西方现代小说后，便知道罗曼?罗兰并非他那个时代最好的作家。然而罗曼?罗兰和傅雷一道，在毛时代的中国有着巨大影响，说不准比他在法国更为人知。我十一岁初读《约翰?克利斯朵夫》，虽然不曾聆听，却从文字里感受音乐之美。同时印象深刻的是，原来人一生里会有许多次爱情和女朋友。大约两年后，又读到《贝多芬传》，至今不忘的却是傅雷先生序言里的话：“中庸苟且、小智小慧，是我们的致命伤”。于是，我还从未听过贝多芬，却已熟悉了他的生平。
在情窦初开季节，有一阵子我很喜爱《约翰?克利斯朵夫》。恰好朋友家的一套被滞留未还，我就在两三年间把四大本书反复读过三四遍。一直不大清楚，究竟是喜爱一头蓬松乱发、激情四溢的音乐家，还是喜爱罗曼?罗兰笔下那些生动多情的女性，或许是兼而有之吧。十四五岁时我自愿成为宅男，最常发生的事只有去齐家园菜市买菜，其余时间读书幻想，《约翰?克利斯朵夫》便成了青春小说之一种，1975 年日记里的夸张与话多，或许也部分由此而来吧。直到这个世纪，已习惯除了日常生活很少议论时，重温贝多芬，蓦然明白作品里理性与结构的力量才是前人未及处。
我曾在追忆南皮后人张遵骝先生的《遥远的琴声》里写过“而想起他们，我总最先想起大约是1974年的那些夜晚：那台我不知年代的古旧唱机，那些33转唱片，那间摆了书柜又兼作卧室的房间都一尘不染。紧紧拉起窗帘，在一盏25度灯泡台灯的柔 和昏黄的光线里不出一言地聆听萧邦、柴可夫斯基的第一钢琴协奏曲、贝多芬的第五钢琴协奏曲等当时仍属禁忌的音乐。那是我第一次听西方古典音乐，然而我想音乐不在于懂不懂在于感动。在一间清净的房间、远离时代和尘世的一隅，那种浸透全身热泪盈眶的感觉不能忘怀。”那时听古典音乐、打麻将都仿佛做地下工作，要蹑手蹑脚地进去、锁好门关紧窗。音量是万万不敢放很大的，还要时不时留心会被邻居听见。这种经历使我至今可以动作极轻，以致有朋友认为我颇有当特务的潜质。
我后来想起张先生家的机器，是一台当时不多见的落地式收唱机。那“胆机”的声音，在记忆里确实很温暖。张先生即使穿着深蓝毛式制服，气质举止却迥异常人，所谓“民国范儿”自然而然地流出来。今人偶有穿着仿古唐装、油光水亮拈兰花指者，然一不留神就露出痞气或媚相。经过二十多年改造平素在外已谦卑成习惯的张先生，在家里终于恢复放松的状态。招呼兄长和我坐下，他小心地用大拇指托住边缘、中指 托起中央，把唱片放在唱盘上，然后低下头、轻巧熟练地把唱头对准边缘放下来。乐声响起，听者静默，不知不觉间凭住呼吸。听黑胶唱片，从三十八年起便是一件认真的事，和一边开着车一边随意选张CD放完全不同。如今我每次听之前，都要小心捧起、仔细看有无浮尘、用毛刷轻轻擦拭一遍；第二步是打开音响、调好音量，再打开低音炮；最后才放唱片。这一串动作成为一种仪式，而在我看来，即使是欣赏音乐，也正需从仪式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