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乡记（兼创作谈）
大约在2007年，我迷上了契诃夫。我翻箱倒柜找出了汝龙翻译的那套十卷本的全集，开始进入那个俄罗斯医师，后来的肺结核患者营造的世界。
作为在1980年代末渡过大学时代的一代人，我有意无意地错过了那个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人的脸孔是如此的清晰，而且迫切。无论是在严寒的冬季，还是春天屋后潮湿的小花园里，一棵开花的苹果树下，我们都可以听见那些人连续发出的叹气。外省的无望的生活，泥泞的道路，几乎遥不可及的彼得堡，莫斯科。有时候汗水从那些人苍白的额上滴落下来，让他们显得那么脆弱。
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并没有彻底弄懂，自己何至于对这个俄罗斯病人如醉如痴。我不知道如果早一点，比如就在那个我迫不及待地跌入米兰昆德拉的复调叙述，抑或是因为马尔克斯而颤栗不已的大学时代，就同他相遇，会不会是一种更大的幸运。
在我慢慢地读完了那个十卷本的最后四卷以后，已是2009年的冬天。最冷的那几天，我走在住家附近的某条街道上。我经历了一场疾病，再加上重庆当地少见的寒风直吹过来，掀起了我大衣沉甸甸的一角。那是某个节日的夜晚，我刚刚从一个朋友的欢宴上撤离，独自一人，我忽然发现，我正在笃定地走进契诃夫的那个世界。
那一天我写下的笔记里，我对自己说：“我发现我找到了精神的故乡，那个故乡就是俄罗斯。”
事实上从三十岁末期到进入四十岁的那几年里，我一直找寻着这样的一个故乡。死亡的阴影已经迫不及待地投射到我身上，让我的找寻变得惶恐，幸好契诃夫在那茫然失措的路途尽头，等到了我。
我终于明白，在二十岁左右的青春时代，说起来，并没有可能同契诃夫真正地相遇的。那时的我急于出发，像一个饥饿者那样，扑向新奇之物，即使误打误撞进了契诃夫的房间，也会无视他闪烁镜片背后的目光。
但是四十岁以后就不同了，我们需要回家。2007年底，在中断了大约11年后，我重拾小说写作，我在一篇名为《流放者归来》的文章里，将那一次的重新上路称为返乡之旅，当时我将我写作的故乡确定为生育我的重庆，我写道：“这奇异的山水之城。从我踏上归途的第一天起，从前的迷惘和忧伤就悄悄地退去。到底是在家里，我的讲述从来没有如此清楚和确定。直到今天我才发现，故乡从来都不曾远离过我。我决定为这座一直在等待着我的城市重新命名，从此就叫它康城。”
而如今，我希望，在我小说里的康城，还可以找到来源于契诃夫的精神。这也是我为什么会执意徘徊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原因。那个时候老旧，安静的气息，也许更有利于我接近我从契诃夫那里学来的内核，也就是人的灵魂，以及挥之不去的忧伤。
在《别人的孩子》和《羞耻》这两个故事里（注：发表于《山花》杂志B版2012年4期），我在那些绵密的字句里，努力要追寻的，不过是这些东西。我讲述了两个出逃者，癌症病患者赵雷，还有肥胖者黄华科，他们从绝望的现实出发，最终却发现只有死路一条。
我希望这样的两个故事，发生于如同我肌肤的康城里，也投射了我对于现实包围的反抗，多少可以安慰你从残酷世界抽身而出以后的遍体鳞伤。
这就是我所说的故乡的意义。一个可以带来休憩和安抚的去处，尽管有时候，这个故乡可怜得只存活于那些明灭的文字中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