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是一个大题目，写它肯定是件冒险的事。更何况它除去大，还十分耀眼，到哪里都顶着一圈光环，显着神秘，透着崇高。此外它还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世世代代激励着无数人的心：雄心，爱心，野心，事业心，虚荣心…… 虽说在每一个国家或朝代，艺术常常显得叨陪末座，可它向来比任何宗派、主义、学说、守则生命力都要长，它可以说是青春永葆，弥久日新。政治可以风云变幻，时代可以更替消亡，而艺术几乎是不死的。当玛雅文明从地球上神秘地消失时，它的艺术却一直存活至今。不夸张地说，我们人类的历史全都是由艺术当驿站的，如果没有山顶洞人给我们留下的打磨染色的石块，河姆渡人的古拙陶器，阿尔塔米拉猎人的岩画，埃及的金字塔，希腊的神庙……我们几乎没法了解被岁月泯灭了的遥远古代。只有艺术能给我们留下先人远祖的生活痕迹，悲欣忧乐，甚至是他们的呼吸和指纹。真是这样的，艺术的生命活在每一个种族、每一个时代里。
面对这么个强大、悠久、高级的事物，我能说什么？我是个“搞艺术”的人：一个美术系的毕业生，一个艺术史的研究者，除了对它俯首称臣，赞颂吟俄，还能有什么可说的？
然而，在这样表面平滑合理的逻辑下，我非常个人化的体验却自顾自地走了一条曲折的路线。我们总说事理，事理，可“事”与“理”常常是不同的，假如我们能够抛开既定观念——“理”，而只忠实于自己的内心感受——“事”，我们或许能对公认的事理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来。
我和艺术的关系说起来有些奇怪。我学画多年，可是最终没有做成画家。我曾经很痛苦地努力过，死死地追求过，而在那种情况下，我和艺术绝没有因此而贴近，它在我眼里高耸巍峨，象座隐在云雾中的奇峰峻岭。后来，我搁笔不画了，转而去研究艺术史，由一个当事人变成了旁观者。十几年旁观下来，艺术的形像反而在我眼里渐渐清晰起来。它铅华退尽，迷雾尽散，露出它粗砺的表面和纵横的沟壑，它几乎变成了脚下寻常的顽石和尘土。这正象从仰视山峰到最后爬上山顶的感觉——那感觉可真好。
这个过程花了我多少时间？差不多有三十年。这可真够长的。
于是，我立住脚，回过脸来，往事象废墟一样静静地立在那里，等人凭吊。
我是从小扶着桌子，看父亲画画开始对丹青绘事有兴趣的。我父亲是旧式的知识分子，属于那类面皮白净，聪颖善感的江南才子，惯会对月吟风，写诗作画。绘画不是他挣衣食的本事，只是个业余爱好，但并不妨碍他画得蛮好，作品常送去市、省美展，最高的一次参加了“华东六省市书画展”。他得了块奖牌，还有奖品，是一个绿布面的大画夹。画夹是现代的东西，洋派的，他这个画国画的人用不着，就一直收着。直过了十几年后，父亲让我背了这个画夹进了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四年下来，画夹坏得无影无踪，我的作品没有进过一次美展。
这有点讽刺，科班的比不上业余的，我在父亲前稍微有些狼狈。现在，这点狼狈也和那个画夹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个世界上出奇的事也多，科班比不上业余算个什么事。世界上那些最成功的企业家，哪个是哈佛ＭＢＡ（企业管理学）的高才生？何况我们的社会、环境、观念、人们一直在许多事情上孜孜不倦地帮倒忙。
这么说，其实有些推脱。我没有“画出来”，一些儿怨不得别人，归根结底只能怨自己没有才气。才气是个什么东西呢？我们常放在嘴上说，却未见得就懂它的真意。就我的体会看，才气其实不是什么异秉，竟只是一个心意。你喜欢一件东西，就会找出各种理由躲开其它干扰，一心只想和它相处，浸润其中，毫不厌倦。对于绘画，我缺的就是这点儿心意。任何事情都可以把我从它那里拉开，而且自己还会找出借口来走开。
除去这一点，更重要的是：我和艺术的关系不正常。
如我父亲那样的旧式文人，和艺术的关系倒是很和谐的。那是一种平等关系，好像朋友相处，想起来了，彼此就“碰个头”——拿起笔来画上一阵子，兴致尽了，就搁开，一如晋代的风流文人王子猷的“乘兴而去，兴尽而返”，毫不功利的。在我们中国文化里，丹青绘事是个养性的东西，养性在一个“怡” 字。的确，如我一向看在眼里的那样，像我父亲这么个角色，处在那样一种历史时期，一生中遇到太多的不愉快，却没有一件是叫艺术惹起的。相反，在那些漫长压抑的日子里，绘画是他的一点安慰，是暗淡人生里的一点亮色。在文革期间，父亲曾有过轻生的念头。他没有说，可我幼小的心里感到了。我虽处于他的视线之下，但已经知道每天小心翼翼地观察父亲的脸色。他的脸若是阴着，我的心就提到嗓子里；可是如果见他画画，或琢磨画，我的心就落下来了：父亲的心情是好的。后来，我认识了一位中央工艺美院的老师，他告诉我，文革的时候，他也不想活了，在万念俱灰之时，是贝多芬的音乐救了他一命。他酷爱音乐，家中收藏了许多唱片。
就是这样，在丹青音律中，有一种东西和人的命脉连着。人其实是善于造孽的，层层叠叠，永无尽期，把生命荼毒得不象。可是，我们的命脉在本质上却走着另一条路线，连接着一个极其浩瀚的无意识领域，在非常的情况中，生命的这一面会突然闪现出来，可我们大多数的人没有准备，让它擦肩而过了。而丹青音律很大程度是对那个境界的模仿和追寻，让我们的生命有个追根溯源的通道。试问，自然缤纷的色彩难道不是上帝盈盈的笑意吗？而节奏韵律则根本就是天体宇宙的呼吸了。在这样的无穷之前，个人消失了，没有什么是重要的。我父亲和那个美院老师，一定是在困顿无措，哀哀无告之时，借助丹青音律接通了那个大境界，于是，个人的痛苦被抚慰了：人是多么短暂呢，时局逆境则更是烟云了，漫过来，飘过去，什么也留不下。可自然的美丽永在，花落自有花开时，蓄芳待来年。这一对比，心就平了下来。是吧，父亲，一定是这样吧？
可能我说远了，我想说的是，的确存在着这样一种人和艺术的关系：和平与共的，相濡以沫的，贴心贴意的。
可我和艺术的关系不是。
尽管我在小时候涂一点画，但真正刺激我开始学画，是１９７３年，那是文革之后大学开始招生的头一年。南京艺术学院直接到各个市的中学来挑学生，这个消息象一次强地震，让全校的学生坐立不安。在那个年头，中学生够有多么苦闷啊，如果不是出生特别的好家庭，我们都是要被送到乡下去种田受苦的。逆境让我们早熟，我们过早地越过了游戏的，无功利的童稚阶段，像机警的小兽，露出爪和牙，寻觅各种可能的生存机会。于是，全校的男女，都收拾起害臊腼腆，拥进学校活动室，歌一曲，舞一段，抛头露脚，献丑卖乖。美术没有声音，只贴了一墙的画，我的也在其中，幼稚得不成模样，可并不妨碍自己想入非非。在那个场合，艺术在一个十几岁孩子的眼里，辉煌极了，耀眼极了，它不仅具备通常认可的美和优雅，而且还是体面生活的象征。我挤在人群里，脸色苍白，头晕目眩，觉得自己正面临天堂的入口。那些招生的老师，即使算不得上帝，至少也是上帝的使者，可以定人的生死。一个处在向往中的人，灵魂非常可怜，哆哆嗦嗦，惊恐万状。等这个事情过去，学校恢复了常态后，我和艺术的关系却因这个情境被确定了：它是我的救命草，敲门砖，它得帮我，我得靠它。在后来的很多年里，我在艺术面前诚惶诚恐，完全直不起腰来。
因此我的学画过程一点儿不好玩，一点儿不惬意。我的欲念渴望把它弄成了一桩费心伤神的劳作，利益相关的交易。我心中早已盘算好了：如自己这样祖辈上有过田产人家的子女，在这个社会里是一无是处的，这个社会不信任我，不接纳我，除非我有一技之长。每个朝廷不总是要豢养一些名伶画工吗，借助这样的技能，我或许能让自己在高堂广厦里争上一张小凳坐坐。
我开始真正卖力地学画画了。所幸在我们做中学生的那个年头，学校念书用十分之一的力气就行。我每天一放学就和一个女同学去车站、轮船码头画人物速写。两毛钱一斤的白报纸称了买进来，画过了再当八分钱一斤的废纸称了卖出去。我们画得又多又滥。好在，模特儿不用愁，不用花一个钱，到处都是。那时虽是个荒凉的年头，却也是个朴素的年头，人比现在要老实太多。车站的旅人，老少男女，你说要给画像，人就坐好了让你画，一点也不调皮别扭。至多只有一些女性，事先会红了脸吃吃笑道：“画我？我这个样子？”笑过了还让你画。我记得在车站画过一个乡下姑娘，头发是乱的，皮肤亦粗黑，可是一双眼睛长得实在好看，我从此再没见过形状长得那么美丽的眼睛，而且眼睛后面的那个大脑对这样的美丽浑然不觉，那眼神只一味地天真无辜，憨厚自然。造化的神奇有时突然在粗糙的生活中闪现出来，是要让人目瞪口呆的。
除去练习，我们急需老师指点。当时学校有了一个美术小组，好像也是那次招生后刺激下的产物。美术老师是一个文雅含蓄，不苟言笑的人，可作为一个老师，话少得简直有些不应该。而且小组统共才一星期聚首一回两回，组里又有十多个学生，因此能得到他一句两句的指导简直象拾了宝贝。小组里头男生居多，而且画得好的，都是男生。他们不仅不把我们女生放在眼里，而且人多势众，次次把老师围定了，象是一群公鸡围定了食槽，我们只能在圈外伺机 “啄”上一口。我们女生对他们又是嫉妒又是仰慕，不知该痛恨自己还是痛恨他们。我们焦躁得象营营乱飞的小苍蝇，无计可施，只能一个劲儿地向未知的空间乱扑乱撞。
我的那位同班女生，是个敢打敢冲的角色，她的勇敢也还因为她成份好— —父亲是当时市革委会领导之一。于是由她领着头，我们满世界寻觅老师。找老师真不容易，那时社会的秩序被革命的暴力打散了，阶层断裂、错位、变形，读书人、艺术家象散落的珠子，跌进社会的裂缝和皱折中，我们得细细地，耐心地扒开每一个缝隙去找。那时候我们简直象乞食的游方僧，听到哪里有“ 会画画的”，就一路寻过去“化缘”。我们找到过县文化馆的画工，市剧团画布景的美工，工艺厂的画师……那时又不兴收钱授徒，又没个引见介绍，人见两个女学生孜孜地找上门来，拒绝是有些抹不开脸的，但作为师徒亦是没有一丝情份的，虽然也肯给指点，不过也就是造型上的长短伸缩，我们所谓的学艺术，不过就是学手艺罢了。
当时我们找到的最有身份的一位老师是中央美术学院过去的高才生，是当年美院院长江峰的得意门生，江峰一倒，他也跟着倒了，落难到我们这个城市来（他就是从我们这个城市去的）。自然，他在我们这个地方画名很高，可对头也多，因此轻易不肯与人接交，蚕蛹似的伏在自己的茧子里。全亏了我的女伴，周旋疏通，居然使他答应见见我们，那真是难忘的一幕。
先是他的住处就与众不同，房子倒还是普通的公寓房，外观跟寻常人家一样，可是很少见到内部收拾得如此整齐端正的。最不同凡响的是他家有一个客厅——一间没有床的房间（在我们那个时代，普通人家几乎没有一个房间中不放床）。客厅里除去有沙发（这在那个时代也是奢侈品），还有两只玻璃的大柜子，里面放满了泥塑根雕，墙上挂的不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像（当时“宝像 ”也是家家必备），却是油画风景和人物头像素描。客厅中唯一与外部世界“ 接轨”的东西是一幅毛泽东咏庐山仙人洞的七绝手书丝绣：“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度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显然，这种当时被百姓人家用来表达革命立场的东西，在这里也被主人转化成艺术的欣赏，和客厅中的其它艺术品浑然一体，毫不突兀。我们在那个革命化的时代里，哪里见识过这样的地方呢？这完全是一个小型的美术馆哪！
当我们得知墙上的画和柜子里的雕塑全是这个艺术家的作品时，我们惊讶得面面相觑，同时又自惭形秽得不可收拾，我们几乎不敢正眼打量这客厅的主人。这个三十来岁的艺术家实际上其貌不扬，个头不高，体形消瘦，脸庞狭小，两眼微凸，鼻粱还略有些歪。但一切都不成问题，他的高大不成问题，他的潇洒也不成问题，在我们眼里，他是个真正的、了不起的艺术家。他的客厅足以做成他这个活肖像的镀金边框，他置身其中简直是熠熠生辉呢。可不是，一个和艺术如此打成一片的人，没有问题是超凡脱俗的。敬畏与震撼摄住了我们，我们心跳脸热，可手脚冰凉——我们不知道这是处在非常情绪里心律不齐的表现。总而言之，他是多么另类，多么少见啊，包括他不顶端正的相貌全该是艺术与众不同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