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羽，北京四中七零届三连五排（按当时名称）学生。一九六八年进北京四中，一九七零年离校后当小学教师。一九七七年进北京广播学院读书，毕业后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任节目主持人、编辑和记者。自一九八八年起至今，在北京电影学院青年电影制片厂任编辑、编剧和导演。导演电影故事片和电视剧，获得多种国际国内奖项与荣誉。
一九六八年初我进入北京四中时只有十三岁。所谓“进入”，是由于那时已取消了入学考试和男女分校的规定，我们这些“七零届初中生”，连男带女，按居住区域就近分配到这所全国闻名的重点中学。当然，我自认为即使没有“文革”也能考进来，因为我在小学成绩突出，又是少先队大队长，原来的理想就是考四中。虽说就近入学已无昔日的荣耀，可迈进四中大门那一刻还是挺激动的。
辅导员们的精神向导
朱学勤认为中国存在着可以冠名为“六八年人”、“六八年思潮”、“民间思想部落”或“思想型红卫兵”等称谓的文化现象。他写道，“一九六八年前后，在上海，我曾与一些重点高中的高中生有过交往。他们与现在电视、电影、小说中描述的红卫兵很不一样，至少不是打砸抢一类，而是较早发生对文化革命的怀疑，由此怀疑又开始启动思考，发展为青年学生中一种半公开、半地下的民间思潮。……后来据我了解，当年在北京有过更为自觉的思考。在内地其它省会级城市，也有过零零散散的村落。”“他们以非知识分子的身份激烈辩论在正常年代通常是由知识分子讨论的那些问题，有时竟会争得面红耳赤，通宵达旦；……他们以热血书写的思想而不是在纸面罗列的讲义，给我上了一堂真正的思想史课程。”（朱学勤《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以我的所见所闻，可以印证这样的描述。
第一次走进四中校园，到处是西北风撕扯翻卷的大字报碎片。而高年级学生和老师们却文质彬彬、几乎没有社会上革命造反的火药味，我恍如回到“文革”前父辈知识分子的生活环境，感到很亲切。虽有“新四中公社”等群众组织在，但很少在校内搞政治活动，只看过他们的合唱团演出的《红卫兵组歌》、《长征组歌》、《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之类的诗歌联唱。在那短暂时期，政治空气并不怎么浓烈，学校已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进行“复课闹革命”，似乎有了“正常”的教学秩序。
承继了“文革”前四中的传统，我们七零届和六九届以及后来的七一届各班，都有“老三届”的学生做辅导员，正是这些辅导员和他们的同学，把我带入一种全新的精神境界。我很崇拜这些辅导员，他们博览群书，谈吐不凡，善于独立思考；他们在讨论或辩论时，或慷慨激昂，或沉潜深邃，或妙语连珠；他们是理想主义者，或崇尚理性，或性情浪漫，或以天下为己任，或独善其身。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阅读和讨论的内容，譬如德国古典哲学、国际共运史、世界局势、“文革”内幕以及西方文学名著，令我们这些渴求知识的少年如沐春风，为之陶醉。在思想禁锢的年代，应该说那是我们启蒙的开端。辅导员及其同学们就像大哥哥，他们取代了老师，成为我们的精神向导。
我清楚地记得“老三届”一位同学的文章第一句便是：“法国大革命这个真正的金刚力士……”，读得我热血沸腾。他们传阅的一位高干子弟的文章则开宗明义写道：“中国共产党被左倾机会主义者把持了……”，使我产生了强烈的历史感。
潘廷宏在老校长室给我耐心讲解政治经济学基础知识，还画了图示。刘志民每天下课后仰靠在窗边的课桌椅上，啃着大部头理论书籍，低年级新生常扔石子骚扰他。有一天，我去郭世杰家，他讲述了美国宇航员登月之举，以及尼克松就职演说提到的“那个蓝色的小球”。“上山下乡”前，他送我一本具有史料价值的《文化革命大事记》，我至今依然珍藏着。王小平登台讲解“反右”和彭德怀事件。廖致杰听说我家藏书幸免于难，趁夜色专程来翻阅品评。娄宾用复写纸传抄“九大”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讲话以及各种内部文件。王文光读遍了巴尔扎克全部的中文译作，认为其笔下的人物仍活在今天。在我看来，常去他宿舍的曹一凡就长得颇像某个插图中的人物。我常常倾听高一学生在宿舍的高谈阔论，有柏铮、金铮、祝文、褚维春、高中等。马凯每天都打乒乓球，登台为我们讲解马丁·路德·金和美国黑人运动。唐华谱写了许多歌曲，我们排练后去中央电视台（当时的北京电视台）直播演出。还有一位高手常给我讲解康德、黑格尔、费希特的哲学，穿着打扮像农民，言谈举止像大师，个不高，圆头圆脸，可惜我忘了他的名字……
“清理阶级队伍”
一九六八年上半年暂时的平静，很快就被“清理阶级队伍”打破了，一大批教师成了“阶级敌人”。
在我记忆中，留下某些难忘的画面：学生们冲进校长室质问杨滨为什么搞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她气得脸色铁青，一言不发；刘铁岭在全校大会上批判自己的“反动日记”态度平和；一位中年女教师用剪刀铰断自己的喉咙，惨死在大礼堂后面的夹道里；不久前还登台演唱毛泽东诗词的音乐教师曹会澄穿着破工作服，神情黯淡地砌墙垒砖；有一次，我们在长安街游行，把“打倒刘少奇！”错喊成“打倒廖锡瑞（语文教师）！”让别校的游行队伍莫名其妙；二十多位中老年教师（阶级异己分子）关在“牛棚”里，由红卫兵小将日夜轮流看管，饮食、起居、劳动、学习、批斗、“早请示晚汇报”……
不久，一些学生也受到迫害。我们旁听过对刘源源（刘少奇之子）的班级批判会，刘源源站在讲台旁，面对发言和口号声似乎无动于衷。后听说他挨了打，红卫兵团长张杰（其父是总参军械部某处处长）通过关系把他藏在白洋淀。八届十二中全会刚结束，军代表向全校传达说，周恩来把刘源源兄弟姐妹几人找到中南海谈话，告诉他们还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我们还参加过批斗傅亮（彭真之子）、薄熙成（薄一波之子）、孔丹（孔原之子）等干部子弟的全校大会，他们的“罪名”是“对文革不满”，一共二、三十人，一律“喷气式”……
我还有两位校友也是邻居，一位是电影导演陈凯歌（北影导演陈怀恺之子），一九六六年几个红卫兵抄家，罚他面壁而站。另一位是同龄同学刘平梨，他父亲是老红军、“八一厂”创始人之一，母亲是“三八式”干部、北影的医生。刘平梨把江青三、四十年代的轶事讲给一位要好的同学，结果被揭发出来，打成“反动学生”，在全校批斗并劳动改造。最尴尬的是学校指令我代表学生上台发言批判，我不愿意，老师说：“你是跟刘平梨亲还是跟毛主席亲？”吓得我只好遵命。上台前，站在一旁的刘平梨笑眯眯对我说：“快点儿念啊！让我少站会儿。”他一贯是乐天派，从来不生我的气，至今仍是我的好朋友。
赵京兴案
最为惊心动魄的是遇罗克、赵京兴案。一九六八年，初三学生赵京兴在校园贴出大字报《我为什么不去上山下乡？》声称要利用宝贵的青年时代饱览群书，将来完成历史赋予他的使命。虽然我自己对“上山下乡”充满了浪漫想象，却由衷地理解并赞同赵京兴的选择。首先我认为年轻时应该多读书，尽管当时社会舆论鼓吹实践重于读书，甚至“知识越多越反动”；再者我认同使命感：“天生我材必有用”。
一九七零年“一打三反”时，公安局逮捕了遇罗克，作为他的密友和同案犯，赵京兴被关进了学校的“牛棚”。巧合的是，我不仅是“牛棚”的看管，还参加了学校“专案组”，专门负责对他的批判，也就是说，无论在北京市任何地方批斗赵京兴，我都要跟着登台作批判发言。这样，我与赵京兴“朝夕相处”，对他有了较深入的了解。
赵京兴当时十七八岁，已是饱学之士，文、史、哲、政、经无所不通。他不仅协助遇罗克办报，并撰写了八万字的《哲学批判》和三十万字的《社会主义批判》。他还对一九六六年以来的“两报一刊”社论逐一写了批判文章。
他在日记本扉页上题词自勉：“卡尔，努力吧！”他在被关押的小屋墙上挂着条幅：“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我经常向赵京兴请教各种学术问题；他则欣然指点，侃侃而谈，让我受益匪浅。有时批斗回来，赵京兴会告诉我今天批判稿写得怎么样，哪些地方批得好，哪些地方应该怎样批才深刻，我简直就是在他的“指导”下撰写批判他的发言稿的！
不久运动升级了，遇罗克被枪决，专案组对赵京兴封锁消息，据说是有利于审讯。一天晚上，我们严阵以待，等来了三个中年便衣警察。他们说奉谢富治命令而来，一进门便厉声喝道：“站起来！你叫赵京兴吗？”赵站起来从容回答：“我是赵京兴。”警察问：“你对你的言论反悔吗？”“不反悔！”警察说：“你被捕了！”两个人上来给赵京兴戴上手铐，押进停在校门口的黑色大型高级吉姆轿车，扬长而去。随后，赵京兴经常在警察的押解下被批斗，我就像他的影子一样，每次都陪他登台发言，不过他从未再看过我一眼，也没再跟我讲过一句话。这类批斗会比从前多了一项内容，就是在会前会后有一拨人在小屋里或卡车上毒打他，拳打脚踢外加扇耳光，赵京兴总是默默忍受着。最后他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处三十年徒刑；同时被判的还有一位名叫闻佳的美女，气质高雅，清丽脱俗，令观者无不动容。
七十年代末一个夏日傍晚，我在故宫筒子河边见到赵京兴，他正与三两个朋友散步，谈笑风生。我犹豫再三，没好意思跟他打招呼，至今引为憾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