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真而富远见的西化，先看造型的西化，造型的西化，先在艺术收藏：俄国的西化实在是一路认真过来的。十八九世纪，圣彼得堡派出的搜罗者早经穿行欧陆，遍布世界，还价，付钱，然后忙着给俄罗斯朝廷打包装运了。是为皇家的豪奢与体面么？容我再引约翰· 伯格的话：“所有古代艺术的问题，都是政治问题”所谓超级大国的梦，俄国人从那时就开始做了起来。
俄国是年轻的。中国的元末明初，那里大抵是蛮荒之国，从十二世纪末到十六世纪，东正教壁画是俄罗斯唯一的图像文明，虽则古朴，到底不及拜占庭。乾隆年间，圣彼得堡初建，皇家文化自十八世纪初全盘西化，西欧现代知识系统渐次输入俄土，至叶卡捷琳娜时代，皇室鼎力扶持文艺，冬宫启动世界范围的艺术收藏。没有这一切，文化俄罗斯是不可想象的。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穆索尔斯基，苏利科夫，就是这西化进入十九世纪中晚期的果实。
北临滴血教堂，南面艺术广场，俄罗斯美术馆的宫廷式殿宇建于1893年。这里存着列宾与苏利科夫的另一半作品。列宾是个好人，在善与美之间无可奈何：瞧见美丽的意大利绘画，他衷心叹道，艺术就该服从艺术；在一件描绘俄罗斯穷村姑的三流作品前，他看了又看，哭起来，说是最好的艺术，描绘人性。苏里科夫的善良如野兽般怔忪醒豁，与眼泪和智力绝缘，所有令西方人害怕的俄罗斯性格，在他画中犹如地火浓浆。早年，他毅然同情的角色全是历史的反派：近卫军谋反事败乃因对抗彼得大帝的改革；莫洛卓娃是宗教改革的著名死敌，缅希科夫被贬则是美妻为帝王霸占，兼以小人谗言，于是落难。在后期作品中，他欢欣草民的生命之力，颂赞帝师的远征，为古昔霸业而激狂，最后，被大盗的盛怒惊动了——他一出手即震撼俄国画坛，没人指他为反革命张目；他以同等的热情描绘祖国的名将和江洋大盗，亦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言，在高的意义上，理所固然：终其生，他佩服顽强不屈的人，这剧烈的佩服，在他初期与后期，往来于悲剧和喜剧的两端。
西化的逻辑终于是自由的逻辑，当英法式的自由观遭遇俄罗斯心肠与脾气，于是有俄罗斯文学、绘画与音乐。我不佩服所谓俄罗斯文艺是“批判现实主义”的世纪饶舌。从别林斯基、赫尔岑到托尔斯泰的喋喋诅咒，只因性格与脾气，他们呼吸着十九世纪的自由空气，是一群当道歌哭，喜怒有术的人：当莱蒙托夫疯狂攻击害死普希金的黑暗年代，克雷洛夫正在画牧歌般的俄罗斯清晨；当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痛说祖国与人民的骄傲，同期，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已写出阴沉的《死屋手记》；列宾在纤夫的苦脸上证实了自己的善良，凭这善良，他在日后画了无数上流社会的雅人；十九世纪末，《复活》中的聂赫留朵夫语无伦次而凿凿有据，断言沙俄帝国无可救药，不久，1902年，列宾不知为了什么高兴的缘故，画出一生中最庞大的画面《国务会议》，沙皇尼古拉，包括所有托尔斯泰痛恨的大臣以真人尺寸在画中围坐开会，悬挂《国务会议》的四周墙面全是每位大臣的油画草图，二十几位高官甘愿穿起全套行头，斜跨绶带，为画家作模特，听任列宾画出各人的昏聩和老态——其时列宾六十开外，技巧娴熟到飞扬跋扈的地步——那是他的批判么？当1917年帝国崩溃，皇帝被枪毙，这位老实人，托尔斯泰的近于仆人般的老友，选择流亡，忠于朝廷，如宋末明末的耿耿遗民。
将近百年，这帮俄国佬怎样地辩论、争吵、亲吻、写信、绝交、要好，终于，泪流满面了。流亡巴黎的赫尔岑与同乡们热烈拥抱后，挂着泪痕，忽然问：“那么，今晚有牡蛎吗？”我大约记得托尔斯泰与列宾的对话，话题是为那幅《库列斯克省的祈祷行列》。如以赛亚准确地形容，托尔斯泰这位想当刺猬的老狐狸，疑惑而严厉地问道：你究竟什么意思呢？是谴责、揭示这些教徒的愚昧，还是认同甚至欣赏他们？列宾笑眯眯地说：“不，既不是这样，也不是那样。”
多好的回答！多么正确！在托尔斯泰最妙的段落中，如列宾所言：既不是这样，也不是那样。结果托尔斯泰怎样描述这次对话呢，他写道：我不明白这位画家的回答，可是他脸上的表情分明是对我的愚蠢表示怜悯。
那时节，黑麦通通结了穗，虽然那穗还没有长满，轻飘飘的，一片浅绿色的麦浪在风中波动；那时节，早种的荞麦已经发芽，盖没了地面；那时节，堆积在田里的干粪堆在日落时发散出和繍线菊混合的气味；在低地河边的草原像一片大海似地伸展着，等待着镰刀……丰收在望，明朗的，炎热的夏日和短促的，多露的夜，一同到来了。
自彼得堡返回莫斯科的夜车，大约九点始发。听着隆隆车轮声，趁了迟迟向晚的北国夕照，我在车厢连接处呆看铁路两边的林野，直看到暮色昏沉。这次不能去俄罗斯乡村了，窗外春夏之交的农田正当以上描述的时节。快速掠过的树丛间隙，村落、牧场、庄稼、草垛……比列维坦风景画更忧郁，更壮阔。城里人告诉我，今日俄罗斯乡村为变革所遗弃，农民仍然贫困。一百多年前，为农民的穷苦所煎熬，老托尔斯泰几乎疯了。可是每写到乡巴佬，除了取之不竭的妇人之仁，他所沉溺的快感其实是在文学：
“你们过得好不好？”聂赫留朵夫说。“我们过的是什么日子呀！我们的生活糟透了，”健谈的老人仿佛感到愉快似地拖长声音说“那你们吃什么？”“吃什么？我们的吃食好得很。头一道菜是面包加克瓦斯，第二道菜是克瓦斯加面包，”老太婆笑着说，露出蛀掉一半的牙齿……那个瘦女人，手里毫不费力地抱着面无血色、头上戴着用碎布缝成的小圆帽的娃娃。娃娃的显得苍老的小脸上老是露出一副古怪的笑容，不住地活动着他那使劲弯着的大拇指……“你过得怎么样？”他问。“我过得怎么样？我在要饭哟，”阿尼霞说着，哭起来。那个面容苍老的娃娃满脸笑容，扭动着他那像蚯蚓般的瘦腿。
在我落户的山村，在我枕下的《复活》中，我同时听见声调愉快而拖长的诉苦，看见扭曲的拇指和蚯蚓般的腿。草屋里，我们的头一道菜是米饭加辣椒，第二道菜是辣椒加米饭，饭后，我有托尔斯泰。我即将到亚斯纳亚· 波利亚纳，我猜那里的田野哺育了托尔斯泰的慈悲与强健：
农妇们把耙掮在肩上，花枝招展，高声喧笑着，跟在大车后面走。一个粗野的，未经训练的女声蓦地唱起歌来，独自唱完了一支歌，随即五十个不同的健康有力的声音，有的粗犷，有的尖细，又从头合唱起这支歌。妇人们唱着歌开始走近列文了，他感到好像一片乌云欢声雷动地临近了。乌云逼近了，笼罩他，而他躺着的草堆，以及近旁的草堆、大车、整个草场和辽远的田野，一切都好像震撼着，合着那狂野的快乐的歌声的节拍，歌声里掺杂着呼喊、口哨和拍掌。
从莫斯科到图拉，天气大好，逾两小时。图拉市大广场站着列宁石像，石像对着三座古老的东正教教堂，昔年城堡墙下的园圃竖着小小的马克思雕像。全城景象凋敝，如改革开放前中国东北的市镇。沙俄时代这里即是兵工业重地，卫国战争期间屡遭轰炸。出城，又是广袤的绿野，行不及半小时，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到了，时在上午九点。庄园尚未开放，公路右侧的入口竖着两座旧门楼，路左是一小村，带回廊的木屋、铁皮屋顶的仓房、荒草中被弃置的老式拖拉机，我看见苏维埃公社的遗风了。村庄深处，雄鸡啼叫，艳阳照着空旷的公路，四外鸟雀啁啾，初夏的温热的草木，清香扑鼻——当年托尔斯泰一家人从这条大道坐马车去莫斯科，要走多久啊，这里完全是乡下。
庄园入口的长栏杆收起了，朝里一望，委实吃惊：如果不被公路隔开，放眼展望，亚斯纳亚· 波利亚纳每一方位伸向大地边际，望不见尽头。正前方长长的林荫道，右侧森林，左侧大湖，远岸漫坡散布的田舍，都望不到边，惟在蔚蓝天幕下密密层层展开初夏的苍翠与浓荫——在欧美走访过几座私人庄园或带着田庄的旧时贵族宅邸，大归大，多少有目力所及的范围。 眼下，仅一望托尔斯泰在亚斯纳亚· 波利亚纳的私产，他在我心中豁然变了一个人，不再是文学家，而是不折不扣的大地主，他一辈子的优越与苦恼，此刻被这万物滋长的土地，大规模证实了。
沿着林荫道由南向北走，道旁高高的白桦树顶须得全然仰面才能望见。战时德军占领这里，住在托尔斯泰家，砍伐树木，取暖过冬。郭沫若《访苏纪行》写道：1945年夏，西线战事尚酣，斯大林亲自电令在收复的亚斯纳亚· 波利亚纳主道两侧立即栽种白桦。那么，这一路高及苍穹的美树即是六十五年前的功德了。在被目光渐渐缩小的林荫尽头，犹如穿过碧绿的小洞，远远闪烁着那幢白房子，即是地主的家，从入口走去，总有一里路模样吧。途径花房，有点荒芜了，结着未熟透的番茄，稍一止步，飞蝇嗡嗡，林中到处凝着几乎呛人的树叶的芬芳。故居围满访客，交涉良久，不识俄语，很久我们才明白必须分批进入，先被放行的一群俄国青年已在背阴的门廊下从筐子里取橡胶鞋包裹脚面。
这故居外观朴素，朴素到无可描述。我先已在《国家地理》杂志1986年托尔斯泰专刊中看见过这幢白房子，格外记得那枚在露台上拍摄的照片：铺着白布的桌上放满托尔斯泰的早餐，面包、香肠、蜜罐、汤、咖啡、水果……他吃得真多啊，我想。从隔窗外看那十余平米的露台，年久失修，木地板搁着几张躺椅，此外空无一物，惟见稀疏的藤叶攀沿窗框：所有故居都被主人遗弃了。当年，俄国人不作兴开什么研讨会的，这露台，曾经目击盛世的文学。列宾对主人的愚蠢表示怜悯，就在这里么？高尔基惊异地发现，从托尔斯泰嘴里常听他清清楚楚说出再地道不过的乡俚村语，尤其是令雅人害臊的粗野脏话。
更密集的树林在故居背后围拢而展开了。老天！从未见过这么多双人合抱的巨树，最低的枝杈高达六七米，我像置身由树顶笼罩的苍穹。等在庞大凉爽的浓荫中，林中小径持续有人返回，说是穿过林子那一端，即是主人的墓。造访计划总会临时更改，原先设想是从故居出来后寻访那座草墓，现在既是等着，俄人行事又那样地慢而认真，看来只得提前了——也在那期杂志的图片中，我预先看见了托尔斯泰的坟。没有墓碑、台座，没有任何装饰，只一垅狭长的草泥，隐在林下。还有比这更朴素而谦逊的一座坟么？关于落葬地点的传说更早读到过，记不确了，似乎是主人幼年听长辈说起林中的绿棍子，及长，嘱咐家人，死后葬在那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