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一个国家，从什么路线进入至关重要，这关系到旅客对这个国家的第一感受。飞机落地后，我走出机舱，并没有看见意想中的大玻璃外面的机场风景，而是立即走向一个封闭的门，门后面的黑色金属框子缓缓移动、对位，门打开了，露出一个车厢，旅客纷纷进入，门关闭后，阴暗的电车向着一个盒子般的阴郁建筑驶去，这令我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个自动生产线上的罐头，疲惫漫长的旅途，我从昆明出发，已经在机舱以及中转候机厅呆了10个小时。这样的进入日本的方式令我有点沮丧，没有到了一个新地方而松了一口气的感受，好象自己一直被航空公司制造着，现在罐装完毕，被送到了出厂的运输线上，前途未卜。
海关关员职业性地和蔼，发现我的入境登记表填漏了几处，他耐心地等着我修改，并不是让我退回去重新填写。这样的表格我永远填不对，要么填错了航班号，要么忘记了签名。瞥见玻璃上贴着个纸条，用中文写着：请把护照上的塑料封套取掉。中国护照上并没有塑料封套，如此专门提示，一定是许多人自行为自己的护照配了封套。精心呵护，护照得来可是非常不容易。“去那边干什么？”曾经把大家吓得瑟瑟发抖。负责维持秩序的人小跑着，已经50多岁的的样子，讲着简单的汉语，后来我发现，小跑着去做事情在日本司空见惯。慢吞吞的，在中国，就是工作的时候也是如此，尊严的保持总是比工作更重要，而且更加慢吞吞的。在行旅提取处，我发现所有的箱子都被立起来，等距放好，而且所有箱子或者别的行旅都提手向上，以便乘客立刻可以方便提走。前来接我的朋友已经来到日本十多年，我提及这个细节，他只是哦了一声，似乎并不值得大惊小怪，难道不是这样吗？但这个细节对我这种经常旅行的人太重要了，我习惯于行旅总是胡乱地扔到运输带上，而且提手朝着转盘里面，令你很难拿到。
在巴士车站，又看到小跑着工作的人，你只是把箱子一放，他就立即提过去放到行旅箱去了，给你一张提取箱子的票。而中国的经验是，这些事情你自己得做，通常也没有票，因此旅途停车的时候，会担心会不会有人把自己的箱子提走。其实也很少发生，但心里总是不塌实。巴士开动起来，终于走出了那个漫长无比的由各种材料制造的叫做航空公司的庞大建筑，来到了日本里面。四月底，樱花开得已经谢了，隐约还可以辨认出曾经繁华。东京给我荒凉、冷漠的印象，因为汽车很高，又经常走上高架桥，我总是看见东京的秃顶。银灰色的水泥建筑物在上半部空无一物，水泥玻璃构成的物质总是给我空无一物的感觉。被雨水洗刷得干干净净，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没有丝毫绿色，就是有，也被忽略了。好像窗帘也都是灰色的，令人绝望。看不见中国建筑物上的那种铁栅栏，也看不见一个花盆，偶尔有个阳台上晾着衣物，也是冷色，与灰色的主调一致，估计室内也是冷调子的吧。道路上看不见人影，这个国家不是有一亿多人吗，怎么一个也看不见，似乎在我到来的时候都疏散了。汽车像幽灵一样无声地行使着，没有人按喇叭，这么安静的汽车令人怀疑那是亡灵在驾驶。中国真是震耳欲聋的国家啊，如果你一声不响，你就不再存在。车速慢下来，司机抱歉道，也许前面出了交通事故，要耽误您的时间了，这样的抱歉相当新鲜，中国的司机不会这样报告的。司机在中国，那就是一车的老大。在我少年时代，司机与官员一样被人们敬畏巴结，他们按着喇叭闯进任何地方。汽车是一种权力，每辆车都给人“部长级”的感觉，只要掌握了方向盘，你就可以对一切按喇叭，对长者，对妇女、对孩子们……后来我和藤冈朝子在谷中区狭窄的小街上走，没有人行道，她在街心大摇大摆，我一直担心汽车不高兴，我已经被中国汽车普遍地对步行者的不耐烦吓怕，已经养成自觉为汽车让路的习惯，后来发现这是完全多余的，汽车很谦卑，对行人必恭必敬。许多路口的指示牌写着，步行者优先，令我这个热爱步行的人感动。大巴穿过一些隧道，发现隧道的表面已经涂上了厚厚的黑垢，因汽油燃烧长期散发的废气所导致，中国的汽车隧道里还没有积聚起这种东西，这是历史悠久的工业社会的结果。我忽然想到自己的肺，也就是这样的隧道啊。
我住在早稻田。宾馆豪华到无聊，到处都散发着世界宾馆的特殊气味，并不是睡眠的好地方。这是我曾经参加过的世界各种诗歌节所住过的最豪华的酒店，没有什么在日本的感觉，与昆明的酒店大同小异。不同的是更为精致，抽水马桶上有个装置，便后一嵌按纽，一股温热的水流就喷出来，为你冲洗，周到得令人便秘。早稻田使我想起水田。日本的许多地名都很有诗意，但大多已经名不副实。早稻田没有一根水稻，全是水泥建筑物，大学区、商店、街道、小区、广告牌、自动售货机、脸色苍白的学生……干净、整齐、一切都收拾得井井有条，刚刚消毒完毕的样子，像是一个巨大的住院部。无数的电线杆子，直径不同的电缆去向复杂地交缠在电线杆上，像是某个无边无际的怪物手臂上的黑色血管。街道也是一根管子，汽车不停地从谁的嘴里被吞吐着。街道下面的地铁也是管子，吞吐量更大，在高峰时期，人群从出口泻喷出来，像是失禁的肛门。汽车不像在中国那么骄横、炫耀、强烈、冲突，一切都要为它让路。汽车似乎已经成为自然的一部分，人们把汽车处理得就像自己家饲养的马匹，经常看到它们穿着塑料衣服躺在停车棚里睡觉。建筑物的上部荒凉得就像物理学公式，下面，接近地面的地方，则绿化得相当好，花园绿地什么的就不必说了，每家的门前，栏杆边上、旮旯、墙与墙之间的间隙，都小打小闹见缝插针地养着各种花草，但不是直接在土地上乱长，地面已经一尘不染了，泥巴全被水泥焊死了，植物是种用花盆或者塑料盒子里瓶子，等距地排列着，整齐得就像是米达尺上的刻度，植物们倒也花枝招展，但如此整齐规矩的排列，使它们看起来就像是植物实验室的样品。一方面是现代社会的种种规则，一方面又是东方人崇拜自然的传统，花草要养但又不能逾越各种规则的遵守，因此花草都被养在各种框框内，扭曲无奈的样子，令人看着心痛，似乎这些来自自然界的战士是在与工业文明的僵硬抗争着，做着牺牲。经常遇到镜子，在电梯里，一抬头，忽然看到自己变形夸张的脸呈现其中。在日本，镜子是一个神，著名的八尺镜是神社的供物之一。镜子被挂在各式各样的地方，车场、商店、神社、电梯、道路转弯处，摩托车的把手上……再加上无数来自建筑物和汽车上的玻璃，也时时反映出周围的事物，令人经常原形毕露，无处遁身。每个人似乎都是别人的镜子，令人时常自我检点。在神社里，镜子被置于神坛上，看着祭祀者，作为神的眼睛，这是否意味着人皆是妖，意味着对人的不信任感呢？在中国，人们也把镜子作为照妖镜使用，但这是挂在自己家的门口，妖是外来的东西。日本也许还保持着古代对于神灵世界的畏惧感，许多非常现代的公寓大楼，已经水泥得一塌糊涂了，但在墙角旮旯里，还保留着某些标志，忽然看到，时间会忽然倒退到过去的传统世界，令人行事小心，别指望神不知鬼不觉。时常看见行人停下来，彼此点头哈腰。如果需要你让路的话，对方也是浅浅地鞠躬而过，那鞠躬已经不是刻意为之，犹如一阵微风。在中国，点头哈腰是一个贬义词，人们以谦卑为耻，尤其是在1966年以后，昂首挺胸，目中无人成为国民的普遍姿态。罗兰·巴特解释了日本的鞠躬，他的意思是，鞠躬不意味着人格高低或者什么含义，色即是空，“两个人只有自我刻写的性质，并不表示屈从和拜倒”。“我们”则把这种姿势的内涵看得过于丰富，看成人格，尊严、人格等等的隐喻。“就象一种独裁主义的宗教”“使一切事物无不沉浸在意义里”。他说的这个“我们”指的是西方人，作为中国读者我却有很强的认同感，一时竟以为他是个中国作家。“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啊啊，一百多年过去，我们真的是很西方了。一开始，我还很为日本的这种彬彬有礼受宠若惊，很是感动，后来我发现，那就是一个表面形式，游戏规则，并非什么肝胆相照。在中国，人们大大咧咧，有时候相当无礼，但如果一旦要是彬彬起来，那也许就是心仪或者别有所图了。
在商业中心就不同了，很像中国，混乱、生动，年轻一代生龙活虎，扮着酷，酷的程度和中国也差不多，只是中国在技术上还没有那么丰富大胆而已，比如通过手术把舌头分成两半。我想起在电影中看过的日本人经常剖腹自杀。身体好像被视为祭品。荒木经纬的照片中那些被绳索捆绑的裸女，大约也是一种身体的祭祀吧？在日本，我经常想到身体。身体似乎比文化更重要。在一个卫生间里面，男子小便槽的上方贴着一个告示，“再向前一步”。这是一个直接针对身体的命令，没有任何解释。在中国，扮酷主要是面子上的，象征性的，自我解释、辩护。更重视所指而不是能指，直接拿身体开刀通常不并被接受。在地铁出口这些地方，才感觉到日本的人口密集。但在东京的大多数街区，却很少看见人。在公共场合，人们只要空间足够，总是处于等距状态，很少挨在一起。在百货公司门口等待的人，等距地站着。公共场合坐椅子上的人，等距地正襟危坐。公共汽车站等候汽车的人，每人相距一米左右，好像到处都标着一米线。等车就是等车，等车就得有个等车的样子，等车是一个任务。没有人随随便便地蹲着或躺着或吃东西，甚至都不东张西望。就是等在斑马线前的红绿灯下也是如此，似乎整个城市都是一个正在工作的大公司。等候地铁的人，站在画好的线条内，等距地排成一只只即将与车门连接的小分队，插队是完全不可想象的。站在第一位的，总是仿佛负有使命似的，衣冠楚楚、目不斜视，两腿分开站稳，一副严阵以待的样子。有个早晨我乘电车在阳光中飞驰，经过车站的时候，看见对面站台排队候车的人，就像是一队队整装待发的士兵。坐有坐相，站有站相。日本也许是一个高度紧张的国家，因为地质结构不稳定，经常发生地震，人们随时处于戒备状态。东京的阳台上为什么一个花盆也没有，据说是因为担心地震的时候掉下来砸到人。日本似乎有一种对大地的不信任感、危机感。各种公共场合的警示牌所用的词汇也给人紧张感，例如：防犯、遠慮、責任、禁止、緊急、非常、急便、準備中、避難、演習、配置、自衛……据说日本的学校每月举行一次防火演习，每季度一次防震演习。每个家庭都备有压缩防灾包，里边有压缩饼干、纯净水、保暖衣、手电筒和雨披。我记忆中唯一一次演习是在三十年前，据说美国人就要从越南打入云南，学校组织我们到郊区象征性地躲了一下，我们屁股朝天地趴着田地里，偷吃了些农民种的蚕豆就回来了。日本人给我一种把一切都工作化的印象，人们做什么都是工作，就是娱乐的放松也是在为了下一步继续工作而准备。在我住的酒店里，打扫房间的是白发苍苍的老太太。经常可以看到70岁以上的人还在工作。我在一家咖啡店里看到端茶送水的侍应生是老态度龙钟的祖母，很是震惊。她们其实并不是为了挣钱，70岁还可以工作是非常自豪的，老人们不喜欢享受闲暇的幸福，工作令他们充实，令他们获得存在感。据说，日本全社会从上到下都有一个信念，我自己要拼命，如果不拼命这个国家就完了。与大地比较，也许人们更信任自己的身体，身体在日本有着更重要的地位。人与人之间总是等距，也许是预留紧急事态发生时的行动空间，自我保护吧，我不知道，也许是偏见。在中国，人对大地是信任的。苏东坡说“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在大陆上，“天地无德”，灾难只是存在的必然，是人生必须顺应者，阴与阳之变化的不同状态而已，并不是生命的大敌。天地之大德曰生，对大地的信任启发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在中国，日常生活中的自由散漫、漫不经心是很常见的，工作总是与玩混在一起，这也许是人们没有那种来自大地的危机感和忧患意识，大地被视为天堂所在，人们与大地的关系是天人合一，不是“生活在别处”，李白说“大块假我以文章”，大地不是孕育灾难、罪孽的地狱，而是天堂所在，是归属，是回家，因此，玩的意识也就顺理成章。工作也是一种玩。工作并不是人生的目标，诗意、风流儒雅、吃喝玩乐才是生活的意义所在。玩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核心，玩这个字的另一半是个元字，元就是开始。在中国，称一个人“工作狂”是略带贬义的，而“好玩的人”受到大家欢迎。虽然在现代，国家意识形态一直在强调努力工作的重要性，但“玩”的传统依然根深蒂固。日本人看起来似乎有很强的方向感、目地性，犹如无数终点不同的直线，做什么事就是做什么事。我看到在东京一条街道上工人们修理路段的场面，那完全是在挖战壕修工事的样子，指挥的、转移行人的、开每个人各司其职，全副武装地穿着工作服，全神贯注地干活，没有任何一个人发呆或者干无关的事情。日语有一个词叫做“猛烈社员”或者“猛烈职员”，就是“工作狂”的意思。在一个公园里，我看到清洁工跪在地上清扫地面。在中国，同样的场面，许多时候总是漫不经心正在玩耍的样子，而且要顾及到自己的面子，除非万不得已，决不会轻易跪下工作。下跪首先不是被理解为纯粹的人体动作，而是人的尊严。有的人穿了工作服，有的人却穿便服，抽烟、聊天、接电话、蹲着看同事干活、看不相干的街景；如果街上出事，可以丢下活计去参观一阵，干活的场景就像在休息或者郊游时候的家庭聚会。但事情也依然一件件地做完了，我经常不知道那些巨大的工程是怎么完成的。
诗人谷川俊太郎正在距离东京200公里的长野县拍电影。他已经是７５岁的老人了，他在日本是家喻户晓的大诗人，获奖无数，诺贝尔文学奖已经频送秋波。诗集可以卖到百万册以上，已经出版了80部诗集和诗选集。他既创作诗歌，也写散文和批评，还搞翻译、搞摄影、做音乐、戏剧、电影等等，同时也创作了大量的童话作品，出版了“绘本”（给少儿看的类似连环画那样的读物）近300部。听说我来日本，他竟然换乘汽车、特快电车奔波2个半小时回到东京，与我见面，令我十分感动。我们于２００２年相识，当时他首次访问中国。在昆明，我们成为忘年之交。昆明他去了两次。他总是风尘仆仆，两脚从不离开大地，一位行者。记得那年我们去访问昆明郊区的一个寺庙，回来的时候天色已晚，谷川先生忽然要求自己驾驶汽车，于是他在坎坷不平的乡村公路上驾车奔驰起来。他不知道的是，这是我第一次看到70岁以上的人驾驶汽车，在中国这太稀罕了。曾经有个70岁的人申请驾驶执照，在报纸上成为新闻。他刚刚出版的诗集是关于云的，荒木经纬的照片，他的诗，每片云一首诗。他一生做了无数的事情，一刻不停地做着各种事情。我们见面问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在做什么事情。他做的事情可以说是大海。如此“赶紧做”“拼命做”的文人，在中国恐怕不多见。作家们崇拜的是“一本书主义”，像鲁迅那样的作家，可是凤毛麟角。谷川是日本最杰出的现代诗人，享誉世界诗坛，早已著作等身、德高望重，位至极尊。在中国，这样的大人物也许只是重要场合偶尔露面了吧。而谷川先生却在遥远的拍摄营地，和年轻人住集体宿舍，执导一部叫做《我是海鸥》的电影。我和旅日的中国诗人田原在他家附近的一个咖啡店里等他，迟到了十分钟，老人家已经发来短信抱歉。风尘仆仆地出现了，穿着野外活动的行装，挎着包，目光如炬，完全是个老兵的样子。我们到了一家普通人喜欢光顾的老牌饭馆，吃日式的午餐，生鱼、米饭和汤都用碗盛在同一个盒子里，像是送来的外卖，日本的食物给我快的感觉，好像吃本身并不是目的，只是为了劳动和工作才要糊口。日本在某些方面与西方文化有相通的地方，比如，都非常重视工作和劳动纯粹性。中国当代有个口号叫做“勤劳致富”，如果勤劳而不致富只是自给自足呢？致富并非劳动本身的唯一目的，劳动本身就是一种幸福、乐趣。西方的为上帝而工作或者日本的“工作狂”也许是一种幸福感吧？如果七十岁以上，财富已经足够，继续工作难道不是很纯粹的劳动么，值得国家深思。这家饭馆的口感不错，只是在原始材料上稍做加工，远远没有出味。味但离道甚远。想起在一条小街道上，我看见一家小店的关门告示，这家小店是卖中国料理的，告示说，20年来，谢谢大家的多年光顾，现在我要到中国学习料理去了，什么时候回来不知道。含泪告别大家。这种饭馆就是吃饭，如果聊天的话，一般是在酒馆，日本的各种小店，功能分得很清楚。甚至还有这样的小酒店，只能男子入内，女性要进去的话，必须有男子陪同。这样的小酒店只是卖酒和小食，吃饭你得到别的地方去。我们很快吃完，就到谷川家去。路上经过一个出售陶器的小店，摆设得像是一个小博物馆，那些作品看起来不太自然，奇形怪状，给我乖张巧妙的印象，好像都是狷者或者狂者的作品。谷川家是东京最古老的住户之一，建于１９２８年。谷川先生的父亲谷川彻三，是日本著名哲学家和文艺批评家。母亲谷川多喜子是政治家之女，谷川俊太郎的外公为当时的国国会议员和议长，可谓钟鸣鼎食。我们脱了鞋子，走进谷川俊太郎出生的房间。想到诗歌大师７５年前就在这儿出生，我几乎听见一串婴啼。屋内朴素、简洁，干净，患着洁癖的样子，似乎并不是为了居住，而是为了观赏。相当安静，有一种深居简出的气氛。客厅里有电视机和一台骑马式的健身机。房间的两面是落地窗和玻璃拉门，光线充足，可以看见外面的庭院。春天，青草萋萋，童年种下的枫树已经高大。谷川说，小时候，在他家的院子里就可以看见富士山，家的周围都是田野。我“哦”了一声，看过去，一切都已经被水泥东京挡住了。童年时代的邻居都搬走了，只剩着两三家，在故乡的原址上，谷川先生其实是个陌生人。安静，偶尔听到有人穿过房间去接电话，那是他雇的秘书，一位中年女性，幽灵般的送上茶和点心，不知不觉地在某处消失了。父亲留下了许多房间，大部分已经成为谷川先生的图书馆。儿子已经自立，女儿在美国，妻子离异，现在只有谷川先生一人居住。有只猫进来看了一眼。坐了片刻，我们告辞，谷川还要赶回长野县去，一个剧组在等着他。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