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或民国的法场上，中国人都喜欢围观看杀头。在人群中，总有一些个一边看着，一边发笑的人。那笑是什么呢？中世纪基督教最反对笑，因为笑中有叛逆上帝的智慧，这是禁欲。而佛陀的微笑或狂禅癫僧的大笑，是人性最特殊的一种精神修炼。这是境界。但是民间的笑和宗教中的笑是不一样的。在帝国暴力下，面对血腥场景与悲惨时代的“笑”，是一种丧失羞耻感的苦笑，是一种愚昧与麻木的皮笑肉不笑。而这正是这个民族最典型的表情。不独古代，从近代屠戮革命党、地主、资本家或知识分子，到前些年杀著名的流窜犯二王或罪大恶极的张君……一直到前不久杀杨佳等，无论是冤案还是为民除害，面对一个生灵的灭顶之灾，我们身边也总还是有一些人在边看报边笑的。记得小时候看一张课本上的老照片，是一个肥胖的义和团拳民在笑，他的身边是八国联军正在砍其他拳民的人头。小学老师教育我们说：“看，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我们的同胞在笑，他表现了我们中华民族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
真的是这样吗？不。这是最卑鄙的笑，也是最卑鄙的对笑的诠释。
在书本上，嘲讽之神摩墨斯(Momus)和欢笑之神欧佛洛绪涅(Euphrosyne)都是古希腊诸神谱里一些很小的神祗，地位不高。而在基督教神学体系内，除了早期的诺斯替教派之外，中世纪以后几乎完全不给“笑”留有任何位置。笑甚至是罪过，如艾柯的那本《玫瑰之名》不就是谈的这个问题吗？挪威学者英格维尔特·萨利特·吉尔胡斯写过一本《宗教史中的笑》，其中阐述了自柏拉图哲学、中世纪教会到佛教以来不少笑的典故和研究。笑的理论被分为三大类，即优越论、反差论和释放论。该书开宗明义，就说到了宗教与笑是不可并存的。因为一旦出现笑声，那么所有神圣的秩序都会变得滑稽而松懈，随心所欲。至于法国学者让·诺安那本著名的《笑的历史》，则更是从很通俗的历代笑的故事中阐释了这一现象。他认为笑是这样发生的，即：“血液从右心室经动脉血管流出，造成肺部突然膨胀，反复多次地迫使血液中的空气猛烈地从肺部呼出，由此产生一种响亮而含糊不清的嗓音；同时，膨胀的肺部一边排出空气，一边运动了根隔膜、胸部和喉部的全体肌肉，并由此再使与之相联的脸部肌肉发生运动。就是这种脸部动作，再加上前述的响亮而含混的嗓音，便构成了人们所谓的笑”。
其实，嗓音倒无所谓。因为哑巴也会笑。若是微笑、偷笑或者心里暗自的哂笑等，甚至本来就是无声的。
但中国人面对残酷事件时的笑，大致都不属于宗教范畴。可如果用理论区分之，大概又都包含着优越、反差与释放等三种性质。
大约二十年前，我曾写过一个短篇小说，叫《笑物》。我讲述了一个患有神经官能症的人，因控制不住自己，就总是对什么都发笑的故事。1997年我还曾写过一首短诗叫做《笑》，只有四句：
可曾想象，每一个原子运动的线条
及整个地平线的颠倒，都意味着
谁的嘴角：也许，都是他反唇相讥的
一笑——可曾想象？！……
在越是神圣伟大的东西身边，就越是有鸡零狗碎的渣滓。我相信当初嵇康、方孝孺、秋瑾或谭嗣同死时，看杀头的围观者中很大一部分人都在笑。正如我们现在经常都可以在马路上看见吵架的市侩，堵车的司机或发生纠葛的民工里，围观者中大部分人也都在笑。出了车祸有人在笑，看见抢劫了有人在笑。有人倒霉、受伤、被无辜殴打，有人在笑。再如在现代各种媒体的起哄下，谁谁的隐私又露馅了，谁谁又丢脸了，谁谁又爆料了。于是，民众们随时可以借一小新闻而行大狂欢。此国民生活何其热闹也。而这笑之本质与古法场、文革或战争中的那种笑没有什么区别。因为每个中国人都觉得自己是例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中国人多伟大啊，怎么可能有错呢？错的都是别人。有句话说得好：“中国人绝对不可能认错，谁要是认错，那肯定不是中国人”。的确，我见到过很多人做错事，但几乎没听谁说过“对不起”。就是真的发现错了，那中国人也会有无数的话来解释自己错的原因——理由永远充分极了。譬如说“我拉肚子了，所以没赶上革命”。更关键的是，他们在错的时候一定还会坚持一个表情：笑。
道理中国人都懂，但都是拿来教训别人的。
世俗生活中，相声、贫嘴、地方谐剧、玩世不恭的喜剧与黄段子短信所能给予我们的笑，是放松的笑。因为这里的笑不用正面面对什么，都是侧面的，或反面的幽默。若一到正面时，中国人之笑往往比哭还难看。也许除了外族入侵时的杀头和恐怖会带来愤怒的沉思，其它时间，尤其是看见自己人杀自己人时，看见臣民被凌迟时、失火时、撞车时、打架时、批斗时、潦倒时、变天时、被迫害时、被愚弄时、被屠杀时……总之是“别人”在呻吟或死亡时，只要是事不关己时，那种于生俱来的幸灾乐祸，那种漠然处之的超脱，简直比智障患者更幸福。存在主义者所谓“他人的血”，大约此之谓也。而如果发生在他们自己身上时，他们又会因尴尬而自嘲地说一句：“这就是命，我有什么办法，呵呵……”
大部分中国的现实苦难，表面上是制度问题，骨子里却永远是文化问题。正如“个人主义”这个词，本来是应该指尊重个人（别人），但在汉语里主要被认为是只尊重自己。自古以来，这种伪道家式的“各人自扫门前雪”的文化似乎就很难孕育“兼爱”之心。当初墨子没做到的事，佛陀和基督也没做到。尽管宗教哲学和寺庙表面上在这里大行其道。过去社会主义思潮做不到的，我觉得未来的民主自由等舶来品也未必就能做到。
因为文化就是基因，很难改变。这是一个积满尘土和血迹的死角。
中国人平时都爱说笑。很多人天生就具备调侃的素质，出口就能哗众。但一遇到正事，却往往又最缺乏幽默感。只能在制度与权力之下仰人鼻息，死板，怕负责或假正经。中国社会的个人从来不缺乏欢笑，但却又集体地无幽默。如林语堂在三十年代即撰文《论幽默》，在他看来，老庄与孔子皆幽默，而屈子贾谊之辈则缺幽默。林在文中赞美萧伯纳式的幽默语言方式。后来他在《吾国吾民·幽默》中，有一段话倒是切中要害：“亚洲式的幽默是知足悠闲的产物，而中国所有的知足和悠闲，超乎寻常之量。一个幽默家常常为失败论者，乐于追述自己之失败与困难。而中国人常为神志清楚，性情冷静之失败论者。幽默对卑鄙罪恶常取容忍的态度，他们把嘲笑代替了谴责。”
的确，失败论者往往最懂得藏污纳垢。如过去老话说的：“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不过，除了这个，林语堂的幽默论与我上文说的笑的表象，还是有所不同的。因为无论中西，幽默都是文化与教化的体现，而世俗的笑则是反文化的体现。前者的本质是热情，后者的本质是冷漠。
幽默的人不一定会大笑，大笑的人也往往并不幽默。
中国历史上从来不缺乏仰天大笑的狂人。尤其在被杀头的时候，死囚们往往悲极而喜，以佯狂掩饰恐惧。而能做到金圣叹那种以幽默的文字游戏面对暴政的人，绝对是极少数。铡刀面前，谁都会失色。惟大笑自己“上当受骗”，可以聊慰薄命，似乎看透了什么。其实他什么也没看透。而历史一旦过去，又会有一帮假装潇洒的文人出来评点春秋，写上一点“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书来意淫历史。反正站着说话不腰疼。而“下士闻道大笑之，弗笑，无以为道”的哲学非常得民心。但是有些笑，并不是历史或哲学。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当第一批外国人进入中国的大街，那在锁国时代中对世界茫然不知的人们，就都会像看动物一样地看着这些洋人，发出愚民式的傻笑。这种笑，与他们当年在围观看杀头时的笑，都出自同一张被洗脑后的脸。谄媚时笑，倒霉时也笑。无聊时笑，无知时也笑……甚至回顾那些人整人，人吃人，全民投入恐怖之大罪恶的时代自己的悲惨生活时也会笑，美其名曰乐观主义。实无一点严肃与慈悲之同情心。这个可怜民族的灵魂就剩一张笑皮了。难怪周氏兄弟都曾感叹：这是一个死有余辜，丧尽天良的民族。一点都不值得同情。
我自己也经常笑，又经常皮笑肉不笑地笑不出来。因为，据说懂得笑是一种智慧。此制度、文化与种群的笑基因，已经渗透到中枢神经里，让我控制不住自己。而我在快乐的时候，却总会忽然发现某种久违的荒谬。我隐约感觉着：很多让我们发笑那些东西，原本是该让我们哭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