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听说Edward W.Said（中译名：爱德华.W.萨义德）是在2004年的开罗。当时，我在埃及旅行，走过了卢克索、阿斯旺和亚历山大城后，我又回到首都，然后遇到一个匈牙利裔、有社会学硕士文凭的美国女人，当时，这女人正以狂热的激情阅读着Edward.W.Said，并以同样的激情向我推荐了这位在西方知识阶层里极具影响力的文学与文化批评家。
开罗，是Edward.W.Said的第二故乡，在他的故乡流浪的同时读他的作品，不一定契合所谓的“文化的局外者”身份，但听起来颇符合嬉皮的波希米亚人的审美。
从埃及回来，我就一直惦记Edward Said，直到今年，才总算等来大陆对他的热点关注。最近，他的中文版《知识分子论》随同另一本书《公共空间中的知识分子》一起进入公众视野。东方的知识分子观与西方的知识分子观，既为对碰，又能互补，倒是有意思的阅读。不过，一说到知识分子这个词，就避开不了它的西方渊源，所以《公共空间中的知识分子》中相当大的篇幅都留给了对西方知识分子的诠释。并非纯粹的东方解读。而我们的文明里，真的存在过知识分子吗？如果以萨义德的标准来看，即使有也是凤毛麟角的。我们的士大夫总是要被收编了才能明确自己的使命。但是，纳入体制内的知识分子还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吗？
萨义德当然要否定的。《知识分子论》的观点，虽然不算系统（而系统这个词也是他所反对的），但也很明晰。核心词语，在我的理解里，是这几个：质疑和批评；流亡和边缘；独立和业余；文化的局外者。笼统而言，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不能忘记自己追求自由公平正义，为弱势群体发言的立场，警惕陈腐语言所造成的心灵麻木和被动以及独立思考被集体性思考所取代。知识分子的存在价值在于质疑和批评世间的不合理，为了维护它自身的独立精神，不要惧怕流亡与边缘身份，不能轻易被政府和集团所收编。同时，作为当下的知识分子，专业性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狭隘视野也是要回避的，他该保持一颗不受权威所左右，不受奖赏的业余的良心。在这个国与国之间龃龉不断，战火纷飞的时代，当下的知识分子还应自觉地做一个文化的局外者，以超然的态度去对待民族和文化，避免客观普世的价值败于“我们”这一充满民族情感意味的词汇下。正如，不久以前才盛行于网络的一句话：爱国，多少邪恶假汝名以行之。
《知识分子论》共包括六章，每一章都相对独立完整地阐述了知识分子这个概念的某个属性或特质。在六章之外，还附录了两篇作者本人的访谈录。萨义德的著作很多，出生于耶路撒冷的作家本人最关心的是以巴勒斯坦为核心的中东半岛的问题。除此以外，他还是一个在文学和音乐方面都有很高造诣的人，同时，是一名钢琴家。要对这位当代西方文化名人有所了解，在我看来，最好的入门是这本只有一百多页的《知识分子论》。而此书的语言，也是难得地流畅。
其中的一篇访谈录，当萨义德被问到为何长期执著于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时候，他是如此回答的：“我是流亡在外的人，我想在这里流亡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我的个性和禀赋偏好孤独，我可以跟人应对，但不擅与群众相处，一直与人打交道这事我做不来；政治生涯包括了太多妥协，我也做不来。”回答更多是解释他为何只停留在一个书斋里的知识分子定位里而不是直接介入政治。介入与否，其实，与良心无关，更多在于气质个性。
严格来说，萨义德这本《知识分子论》并未超出常识的范围，但无论是民主进步的西方国家，还是步履蹒跚在发展中国家这个概念的中国，常识一直都是欠缺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人曾进行过一轮轰轰烈烈的常识的回归运动。之后，我们或许都以为它早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可是，这一年来，国内所经历的诸多大事，从纷纷扰扰的散发舆论逐渐演变成不受控制、失去理性的燎原之火并蔓延全国后，我明白，我们的国家和大多数的国人，距离常识生活，还遥远得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