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六七岁时发明：一边哼音乐，一边插入几声汽车喇叭。这两种声音叠加在一起，于我，就意味着大都市。如今梦想成真，我被大都市的各种噪音（特别是无所不在的电钻声）折磨得发疯，彻夜难眠，这才好歹明白，所谓大都市与那农业帝国的孩子的口头创意无关。
六十年代初的北京，静得像个大村庄，早上居然能听见公鸡打鸣。那是住一层的弓家因地制宜，在大院围墙内辟出一小块自留地，除了种瓜种豆，还养了一笼鸡，有只孤傲的公鸡每天报晓，把我吵醒。公鸡打鸣如歌手练声——听众提心吊胆跟着沿云梯爬升，骤停，悬在半空。弓家还养了只火鸡，摇晃脖上肉垂发出咯咯喉音，像得了哮喘病的老头。它健硕且驯顺，让我们这帮孩子轮流骑在背上，昂首阔步。
我翻身，刚想睡个回龙觉，成群麻雀呼啦啦落在房顶，叽叽喳喳，啄着铁皮排水管，发出空洞的回声。其中一只叫声最亮，翅膀扑腾最欢。冬天，锅炉房工人开始添煤加温，热水顺暖气管道哗哗循环流动，伴随着嘶嘶的排气声及冷暖气流撞击时噼啪的爆裂声。我似乎置身于一个庞大的消化排泄系统中。
楼下出现人声。脚步纷杂却清晰可辨：男重女轻，劳力者浊，劳心者稳，老人滞中有间歇，孩子则多变，有的活蹦乱跳，有的拖着地走——费鞋。自行车声被清晨的寂静放大：辐条呼啸带风，轮胎飞沙走石，链条铿锵蹭着链套，铃声响起，洪钟般震耳欲聋。
我又翻了个身。再往远处细听，马打着响鼻，铁蹄在柏油路上打滑；车把式大声喝斥，鞭梢劈开空气，车辕在颠动中吱嘎作响。一辆14路公共汽车驶过，马达轰鸣，突突喷吐尾气，开关门时挚动器发出叹息，售票员懒洋洋地报站：“刘海儿胡同到了——”
大约7点25分，班主任李老师穿过三不老胡同。他瘦高挑儿，腰板笔直，目不斜视，大步流星向前迈进，黑皮鞋橐橐作响。他清清嗓子，一扭头，呸地吐出一口浓痰。一听见李老师的脚步声和吐痰声，我慌忙爬起来。
二
若生病或装病，我会继续赖在床上。大约8点半，邮递员小李骑车送报送信。他捏闸下车，一脚踢起支架，懒洋洋喊道：“XXX挂号信，拿图章。”
太阳升起来。叫卖吆喝声此起彼伏，不绝如缕。北京的吆喝声特别，显然与胡同的深度宽度和弯度有关，要想让商业信息家喻户晓，非得把吆喝抻长拉宽外加七拐八弯才行。北京人语速快，咬字含混，吆喝是对北京话的纠偏：把音调放慢拖长，穿糖葫芦般给每个字应有的重视——清脆圆润，合辙押韵。关键还得底气足，有穿透力，换气不换声，平起，一翻身高八度，站稳了别掉下来，拉长韵尾——张恨水在《市声拾趣》中写道：“我也走过不少的南北码头，所听到的小贩吆唤声，没有任何一地能赛过北平的。北平小贩的吆唤声，复杂而谐和，无论其是昼是夜，是寒是暑，都能给予听者一种深刻的印象。”
“有破烂儿的我买，有破鞋烂袜子的我买——”这是收废品的，用倒装句显示了一种底层的自信，这自信可随时转化为帝国的自信：“有原子弹的我买——”
还有透着北京人抖机灵耍贫嘴的功夫。比如，卖蟠桃的吆喝：“这不是大姑娘扎的，也不是二姑娘绣的，这是三姑娘逛花园一脚踩下一个扁盖儿桃——”
“ 臭豆腐，酱豆腐，王致和的臭豆腐——”广告语简单明了，品牌和存货清单全齐了。北京人讲话“卖什么吆喝什么”，这原始交易代表北京人纯朴的一面，童叟无欺，最多吹点儿小牛，那本是广告的功用嘛：“这冰人儿的西瓜脆沙瓤儿——”“萝卜赛梨，辣了管换——”“喝了蜜的大柿子——”
吆喝往往配有乐器，比如：卖烧饼麻花的用木梆子，耍猴儿的用大锣，收购破烂儿的用小皮鼓，卖冰镇酸梅汤用两个小铜碗，上下一掂铜音串串，叫“冰盏儿”。 还有剃头的用“大音叉”，用铁板在中间一拨，那铮铮颤音先把人弄懵了，就势按那儿，不管头发长短，先剃成秃瓢再说。“磨剪子来戗菜刀——”磨刀人的用“铁头”，即五片铁皮串在一起，哗啦作响，这玩意儿有个雅号“惊闺”。
楼下传来最令人激动的吆喝声：“冰棍，三分一根儿，五分一根儿——”那三分的是红果、小豆冰棍，五分的是牛奶冰棍。我兜里只有两分钱，估计和卖冰棍老太太讨价还价，能弄一根缺棍或半化的红果冰棍。
刚从收音机听完侯宝林的相声《服务态度》，我跟一凡就跳进刘海胡同副食店，模仿相声中的段子唱起来：“买卖买卖和气生财，上柜台来笑颜开，休要发困莫发呆，像你这买卖怎能不发财……”没唱完，就让人给轰了出来。
三
最想进入我们生活的是蚊子，防不胜防，人类用扇子、蚊香和滴滴畏试图保持距离，没用。夏夜充满蚊子的轰鸣。蚊子拐弯声特别，有金属硬度，夹杂着幽怨与威胁，放大一万倍，估摸就跟火箭追踪目标的呼啸一样。各种蚊香应运而生，可蚊子很快就适应了，甚至像瘾君子，在云雾中飘飘欲仙，发出陶醉般的叹息。当年《北京晚报》有幅漫画：床下放了四个点燃的蚊香，把人薰死了，一只蚊子照样叮在鼻子上。
我手持蝇拍，在罗儿胡同副食店门口，借助一块臭鱼头打苍蝇。打死一只，用竹夹子捏起，放进玻璃瓶，数了数，只完成任务的三分之二，按学校规定，每人每天要打死至少50只苍蝇。那群苍蝇嗡嗡叫，低空飞行，就像日本的神风特攻队冲向那鱼头，不惜粉身碎骨。
夏天是蛐蛐和蝉的天下。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默在诗中这样写道：“蟋蟀疯狂地踏着缝纫机”。就是这些小裁缝缝补着我童年的日日夜夜，让我梦魂萦绕。我在护国寺的百花深处买了只蛐蛐，放在小瓦罐里，用葎草探子引它开牙，它自以为得胜时振翅高歌。有一天罐子没盖好，蛐蛐不见了，我急得翻箱倒柜，而它一直藏在我家某个角落，疯狂地踏着缝纫机。
小暑后，蝉蛹出土，鸣声四起。蝉，学名金蝉，俗称知了。法布尔在《昆虫记》中写道：“蝉翼后的空腔里，带着一种像钹一般的乐器。它还不满足，还要在胸部安置一种响板，以增强声音的强度，蝉为了满足对音乐的嗜好，确实作了很大的牺牲。因为有这种响板，使得生命器官都无处安置，只好把它们压紧到最小的角落里。”其实它们纯粹是噪音制造者。把北京吵得天翻地覆，天越热越来劲儿，让人心烦意乱。我跟楼里的孩子们一起去粘知了。先把面粉淘洗成面筋，置于竹竿顶端，再由善爬树的攀到大树杈上。被粘住的知了浑身颤抖，不再鼓噪。
一到中秋，知了退出舞台，蝈蝈粉墨登场。卖蝈蝈的小贩出现在街头，不用吆喝，那叫声就是最好的广告。与知了相比，蝈蝈叫声十分悦耳。蝈蝈长得就顺眼，像外星人——蓝脸粉肚紫翅膀。被关在竹篾编的笼子，它们心满意足，直到唱彻漫天大雪。
四
加入少先队后，我最高只混到小队副（一道杠臂章），这近乎耻辱，连我弟弟都当上中队长（两道杠）。幸运的是我被选为鼓手，让我欣喜若狂。这显然与我热爱的苏联电影《少年鼓手的命运》有关：鼓手谢廖沙的父亲是个工程师，因丢失了机密文件被捕入狱。特务伪装成老红军战士，乘虚而入。最终被谢廖沙识破，勇敢地和敌人展开斗争……
我敲的是那种军乐队小鼓，用皮带斜挎身上，两手各持一鼓槌，白手套白衬衣白长裤外加红领巾——少年鼓手赵振开，多么光荣的称号。敲鼓看似简单，只有内行才知其难度，那鼓点复杂多变而清脆利索，像匹骏马奔驰。我的问题是协调能力差，顾此失彼，倒像是两头拉磨的瘸驴。在谢廖沙精神的引导下，我苦练基本功，平时没鼓槌，我就用铅笔或手指代替，成了魔症，在课桌上门上玻璃窗上簸箕上，甚至在公共汽车车身上，咚咚哒啦哒啦咚——差不多练了仨礼拜，两头瘸驴总算离开磨盘，但还是磕磕绊绊。
伴随着鼓点声，我紧跟谢廖沙提高了阶级警惕性。我发现满大街都是形迹可疑的人，我们楼简直就是特务大本营。为了鼓手的骄傲，我决不轻易跟任何潜在的敌人打招呼。有一天，我在护国寺遇见被打成右派的庞家大哥，只见他东张西望，神色慌张，肯定是等着与台湾特务接头。我躲在树后，又尾随他穿过胡同。在楼梯上，我发现他的屁股兜鼓囊囊的，八成是手枪……
队列仪式还剩下一周，我练得更苦了，连做梦都在敲鼓。两头瘸驴终于合二为一，小跑起来，但毕竟还不是奔马。
队列仪式那天，待我挎上小鼓整装待发，骤然一阵鼓声，再细听，原来是心跳。一声令下，我和另外三个鼓手敲鼓前进，走向舞台。在舞台阶梯上，我的小鼓从挂钩脱落，砰然落地，引来全场哄堂大笑。我手忙脚乱拾起小鼓，一阵猛捶，把其它小鼓引入歧途，大乱。一个鼓手的命运就此结束。
五
三不老胡同1号正对面是一个小纺织厂，本来没什么动静。只记得11岁那年，厂内贴出大字报，揭发车间主任耍流氓。我跟楼里的几个孩子混进去看热闹。那时字还认不全，即使认得也不解其意，比如“乳房”，让我好生琢磨：这秘密房子，到底藏在人体什么地方？
六十年代中期，在“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下，纺织厂开始扩张，新建的厂房挤压街道，堆满泥沙，骑车走路得绕道而行。厂房把所有天窗打开，等于用一百个高音喇叭向我们喊话。夏天热，一开窗户，在家说话得大叫大喊。每周五厂休，静得反倒让人不知所从，难以入睡，盼着人家赶快开工。这还嫌不够，在纺织机噪音之上，厂里两派组织各自竖起高音喇叭，用更高的频率呼革命口号。
一凡开始学日文，边学边翻译日文资料。他告诉我，噪音是按分贝计算的，按国际标准，这个纺织厂的噪音在90到100分贝以上，轻则听力受损，重则失聪。一凡写了封投诉信，可往哪儿寄？弄不好说你干扰革命大方向。好在失聪的首批牺牲者是小脚侦缉队的老太太们，本来就耳背，这回干脆什么也听不见了：我们放声高歌，朗诵诗文，激烈辩论。噪音成了我们的保护屏障。
文革初一天夜里，我和同学骑车穿过平安里。夜深人静，突然街上出现十几头毛驴，在一个农民驱赶下往西行进。同学告诉我，每天都有这么一群毛驴，半夜从东郊大红门进北京，目的地是动物园。我愣住，问到底干什么。他笑着说，送到那儿就地屠宰，第二天喂虎豹豺狼。此后很久，我一到半夜就辗转反侧，倾听那毛驴凌乱的蹄声。它们一定预感到厄运将至，就像少年鼓手，调整步伐，抱着赴死的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