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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忆老《今天》

发布: 2018-3-06 17:24 | 作者: 万之



        后来我才知道北岛在朋友圈子里有个绰号叫“老木头”,因为他给人的印象比较严肃,老成持重,甚至有些木讷。我现在还能记得我们初次见面时北岛那副严肃的样子,给我感觉是这次见面有点像“领导找你谈话”。他家不大,进门后先是一间会客吃饭兼用的房间,但北岛没让我坐这间“客厅”,而是把我直接让到一间里屋,看上去是他父母的卧室,他把父母“请”到“客厅”里,然后关上门和我“密谈”。他问了我的经历,又对我那篇小说做了中肯的评价,然后告诉我他和几个朋友创办了一份文学刊物《今天》,当场还送了我一本。他问我愿不愿意把我的小说也交给他们发表,还希望我参加《今天》做些编辑工作。他的语气严肃,目光凝重,显然是在告诉我这件事的政治风险。我倒没有犹豫,欣然同意了。这篇小说就是后来发表在《今天》第二期上的“瓷像”,也是我第一次公开发表文学作品。我答应得那么痛快,并不说明我是一个勇敢的人,有大无畏的气概,而是因为当时我并不觉得有什么太大危险。当时北京的政治环境类似文革初期,西单墙那边大字报小字报无头状子油印刊物已经贴了一大片。在大学里,学生们也都跃跃欲试,中文系的学生更是自办诗社和油印诗集等忙得不亦乐乎。在这种大气候中人是不会觉得有什么特别大风险的。所以,我一直觉得,那些参加过一两次大规模运动,比如七六年或八九年的天安门运动,然后就自以为是英雄的人,就觉得自己很“辉煌”的人,往往是让人可笑的。参加大规模群众运动其实是无需多少勇气的,只有那些在大众普遍沉默时敢起来孤军奋斗的人,才是真正让人钦佩的勇士。
        过了几天,北岛就带我去参加了一次《今天》编辑部的会议。我先到他家,然后两人骑着自行车一起去。那时我对北京还不熟悉,只记得北岛带着我在北京的那种小胡同里七拐八拐,转了很久,那感觉就好象是他还不信任我,怕我记住地址,直到把我都转晕了,不知自己到了什么地方,他才带我进了一个像贫民窟一样的大杂院,进了杂院深处一个昏暗的房间。房间里已经有了六七个人,都是男的,没有一个胖子,一个个都是面黄肌瘦营养不良的样子。北岛把我介绍给大家,大家都用审慎的目光看着我这个陌生人。我记得那时《今天》编辑部还没有发生第一次分裂,分裂应该是这次会议以后的事情,因为在座的人除了我后来再也忘不了的芒克和黄锐,还有一个叫张鹏志的。我对这个名字有特别印象是因为后来我总以为那个名噪一时的作家张承志就是从《今天》分裂出去的张鹏志,直到后来见到张承志本人我才知道这是个误会。 这次编辑部会议谈了些什么我记不清了,好像是谈了第二期稿件的事情。我还记得在座的人除了北岛、芒克和黄锐,其他几个人也都在上大学。后来分裂出去的人就是那些上大学的人。因此,他们的那种不同立场看来也不是偶然的。他们愿意保持更纯粹的作家和学者的身份,反对《今天》和西单民主墙的其他政治性民运刊物联合行动,因此宣布退出了。后来我也知道,其实这几个人自己并不搞文学创作,主要从事学术研究,有一个人后来还在美国拿了博士,在波士顿工作。一九九二年我和北岛到纽约 开会,一批参加过西单民主墙活动的老朋友如刘青、胡平等人搞了个聚会,这位前《今天》元老也从波士顿赶到纽约来参加了。
        
        三 
        参加那次编辑部会议之后,我算是比较正式地进入了《今天》的圈子,并且也正好填补了由于那几位前人的退出而留下的空白。我的那位季姓同学是那种七七级扩招的走读生,不住校,每天回家,正好成了我和北岛之间保持联系的联络员,有什么事情北岛就托她通知我。不过,照顾到我还在上大学读书,编辑部的杂务,诸如油印装订以及到外面去叫卖张贴杂志等北岛一般也不叫我去做。只有重大一些的活动,比如在紫竹院和圆明园举办的诗歌朗诵会,他才通知我去参加。因此,当时我和设在刘念春家的编辑部的其他人接触确实不太多,编辑部那边的很多事情我也不很清楚。我只是周末没课的时候偶尔去编辑部看看,如果赶上大家正一起吃大锅面,也会来上一两碗,仅此而已。在编辑部里,后来只有徐晓和我交往更多一些,大概也是因为只有我们两人是读中文系的大学生,有很多共同话题。她好像天生有当编辑办刊物搞出版的才能,除了参与《今天》,还为北京师范大学学生会主办刊物《初航》,然后又主编过全国高校的联合刊物《这一代》。现在有人在回忆文章中说我当时正式担任了编委,是七个编委之一,我自己倒记得不那么清楚。在我记忆中,当时的《今天》编辑部并没有明确的架构,对外时的说法只有北岛主编和芒克副主编这一点比较明确,其他人大多是做点实事就算个成员, 从来也没有人来正式任命你什么职务,谁是编委谁不是编委说不清楚。出于个人安全 考虑刊物上也从来不登编委和编务人员的名字,作者则几乎都用笔名,只有联络人刘念春的名字和地址是公开的。有些事情大家的分工还比较明确,比如黄锐可以算美术编辑负责设计封面插图、周郿英、鄂复明管财务和发行,赵一凡做文字数据方面的工作等等。还有些事情,比如联系打字印刷装订外出叫卖和张贴刊物以及到邮局寄送杂志 甚至跑腿采买等等,那就是谁能出力谁出力了。我记得这些事不光主编副主编北岛和芒克要做,徐晓做得也比较多,为了印封面跑印刷厂,还四处奔走联络打字。这些人都该算是编委吧。此外,还有两个重要人物当然是我们不能忘记的,一个是作为《今天》对外联络人并提供出自己的住房作编辑部的刘念春,另一个是为《今天》撰稿也为我们的作品讨论会提供场地的赵南,在我记忆中,他们至少在名义上都算是编委或编辑,我看到的一些回忆文章没有算上他们,这是不够准确的。
        总的来说,正如很多人的回忆文章中已经提到的,最初我在《今天》这个圈子里并不活跃,出头露面的事做得不多,应该说是“二线人物”。“二线人物”这个说法 并不是我的凭空想象,也有其历史出处:一九七九年十月一日,因为《星星画会》在美术馆外街头花园展览的画被当局没收一事,民主墙各个刊物组织的联席会议按当初一家有难各方支持的协议,举行了一次游行示威。《星星画会》的召集人黄锐、马德生等本来就是《今天》成员,是同胞兄弟,更有唇齿相依之感,所以《今天》是游行主力,正副主编北岛和芒克都去打头阵了。但是北岛没派人通知我去参加,他后来对我说,不知道这次游行会有什么结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节举行民众自发的抗议游行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很可能惹恼当局,他和芒克都是做好被捕准备的,那样的话,总得有人留下来继续出版《今天》,因此要把一些人安排在“二线”。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留下没去游行的这些“二线”人物除了我,好象还有徐晓、老周和老鄂等人。阿城当时是《星星画会》成员,游行也去了,但是被安排在队伍后尾,没有打头阵,也是做了“二线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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