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竭力煽动对《刘志丹》的批判，一起株连万人的大冤案由此发端。
首先起而反对的是时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的阎红彦。阎红彦早年曾在刘志丹的领导下从事革命工作。1956年，作者向他采访时，他们就西北革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当面发生过争论。收到小说《刘志丹》第五稿样书后，阎红彦立即给书作者写了一封信，说这部小说涉及到西北革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需要由中央作结论，一个作者是负不了责任的，不同意作品出版。
1962年7月下旬至9月下旬,中共中央连续在北戴河、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的预备会议、正式会议。毛泽东在几次会上一再强调“要重提阶级斗争”。
就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阎红彦看到《工人日报》、《中国青年》已开始发表小说《刘志丹》，就一面向全国总工会、团中央提出停止刊载，一面将此事及他的意见报告给康生。一贯专以整人为能事的康生如获至宝，立即要中宣部通知各报刊不准刊发小说《刘志丹》。8月24日，康生又写信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说小说《刘志丹》“不是一个单纯的文艺写作的问题，看来是带有政治倾向性的”，并要中央书记处处理此事。康生承认自己根本没有看过小说稿，但他却武断地说：“我一看小说就完全是为高岗翻案的”。
8月26日，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在北京召开。9月6日、7日会议转入批判彭德怀的所谓“翻案风”(当时彭德怀向中央递交了长篇申诉书，毛泽东认为这是搞翻案活动，不能给他平反)。9月8日，阎红彦在西南组会上再次提出小说《刘志丹》问题，说在当前国内国外的气候下，各路人马都借机出动闹“翻案”，小说《刘志丹》“是利用宣传刘志丹来宣传高岗”。康生则不失时机地说出了点睛之语：“现在的中心问题，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来宣传高岗?”他们的发言在全会“总72号”简报上登出，引起了爆炸性轰动，也为正在批判的“翻案风”提供了又一支靶子。
为扩大事态，康生竟是如此地不择手段；作品已出第六稿，他却下令工人出版社将第五稿印六百本、被习仲勋否定的第三稿印三百本送中央会议审查。阴谋家的险恶，善意的人们是难以想象的。正如作者日后所说：“当初我还以为这种先定案、后求证的做法是出于误会，没想到竟是一个大阴谋”。
在会上，康生竭力煽动对《刘志丹》进行批判。他硬说小说《刘志丹》“是为高岗翻案”，“把刘志丹写得比毛主席还高明，还先知”，“把陕甘写成井岗山甚至高于井岗山”。他诬蔑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组成了反党集团，小说《刘志丹》就是他们篡党篡国的纲领。在康生的煽动下，会议在批判彭德怀的过程中对小说《刘志丹》也展开了批判。在批判中，把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打成了“反党集团”，而且还升级为“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西北反党集团”，说小说就是他们的“反党纲领”。
9月24日，八届十中全会召开的第一天。正当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时，康生写了一张纸条递给他：“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泽东在会上念了这张纸条，并接着说，近来出现了好些利用文艺作品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事。用写小说来反党反人民，这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不论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康生还提议，彭德怀、习仲勋等五人不必再出席全会，国庆节也不上天安门。
9月27日，全会决定成立由康生负责的专案委员会， 对习仲勋等人的问题进行审查。会后，还在党内传达了此案。
经过半年多的审查,1963年5月,审查小组写出《对＜刘志丹＞一书的审查报告》,认为“小说夸大和歪曲了西北根据地的地位和作用,为高岗翻案,是‘习仲勋反党集团’的纲领”。1966年5月，又炮制出一份审查报告，进而诬指写《刘志丹》一书是“习仲勋反党集团”蓄谋已久的。他们还先后给《刘志丹》一书罗织了四大罪状：一、书中人物罗炎基本上是高岗，是为高岗翻案；二、刘志丹搞武装斗争，做农民工作，建立根据地，是剽窃毛泽东思想；三、书中把陕北写得太好，是与中央苏区分庭抗礼；四、小说中的人物许钟就是习仲勋，是为习仲勋篡党制造舆论。
在专案审查的过程中，康生利用手中之权借机大整一批党政军干部。他也曾公开说过：“打这本书，就是为打西北山头。”西北五省大批省级干部曾被调到北京“学习”，许多人被诬陷为“习仲勋反党集团”的成员。康生甚至还追查到《工人日报》党组、全国总工会党组以至中宣部。
直到“文革”爆发，专案审查尚未结束。“文革”期间，康生伙同林彪、江青等人为非作歹，小说《刘志丹》冤案更变本加厉。康生曾把专案的有关材料交给造反学生，指示他们到处揪人。1967年1月3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同年第一期姚文元的文章《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诬陷周扬“伙同一小撮反党野心家，积极支持并鼓励为反党分子高岗翻案的反党小说《刘志丹》出版。”从此，《刘志丹》一书被点名批判。同时，此案有关人员遭到更进一步的迫害。原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被撤销职务，1965年下放到洛阳矿山机器厂当副厂长，“文革”期间被关押八年；原国家经委副主任贾拓夫，这位1952年由毛泽东点名调任政务院财经委副主任、曾被毛泽东誉为“党内的贾宝玉”、“陕北才子”的传奇人物，亦被撤职下放，1967年5月7日被迫害致死；1968年5月，刘景范被以“现行反革命罪”逮捕入狱；
作者李建彤于1968年1月遭关押，1970年被开除党籍，接受劳动改造；1968年1月，时任劳动部部长的马文端也被关押，“习、贾、刘反党集团”一转眼就被说成了“习、马、刘反党集团”。在陕甘宁老区，更是有上万人的基层干部和群众被打成这一集团的“黑爪牙”。更有甚者，康生、江青诬蔑电影《红河激浪》是“《刘志丹》小说的变种”，又株连迫害了近千人。
小说《刘志丹》的插图，为黑白木刻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冤案终得以昭雪平反。
“文革”结束后，文艺界的拔乱反正也逐渐起步。本着有错必纠的原则，中共中央坚决为一些受迫害的文艺作品及其作者平反昭雪。小说《刘志丹》一案，由于牵扯面广、株连人多，又是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定的案，平反工作自然格外费时。
1978年5月27日至6月5日，中国文联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在京召开。经中共中央批准，会议宣布在“文革”期间一度停止了活动的中国文联、中国作协等文艺团体正式恢复工作，《文艺报》立即复刊。12月5日，《文艺报》编辑部联合《文学评论》编辑部召开文艺作品落实政策座谈会。会议提议要为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李建彤的《刘志丹》和吴晗的《海瑞罢官》等作品和作者平反。12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加快为受迫害的作家和作品平反的步伐》。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从中央到地方都加快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中央组织部对小说《刘志丹》一案进行了复查。1979年7月14日，中央组织部向中央递交《关于为小说(刘志丹＞平反的报告》。报告指出：《刘志丹》(送审样书)不是反党小说，而是一部比较好的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描写革命斗争历史的小说；《刘志丹》小说的创作过程是正常的，没有什么阴谋，没有根据说习仲勋等在此书创作过程中结成“秘密反党集团”；习仲勋等同志关心这部小说的创作，对如何修改好这部小说发表过意见，是完全正当的，根本谈不上是什么反党阴谋集团活动；从案件前后经过看，所谓利用写《刘志丹》小说进行反党活动一案，是康生制造的一起大冤案；“文化大革命”中，康生伙同林彪、“四人帮”更变本加厉，搞出一起株连甚广的现代文字狱，为此，凡因小说《刘志丹》案受到迫害、诬陷和株连的一切人员，都应恢复名誉，给予平反。8月4日，中共中央向全党批转了这一报告。
小说《刘志丹》在成书二十三年后的1979年10月由工人出版社正式出版。
(摘自《时代潮》2001年11期 作者：方海兴）
附件：小说《刘志丹》与习仲勋蒙冤
2002年，一位中央领导在看望病危的习仲勋时，曾评价他“英雄一世，坎坷一生”。在习仲勋一生所遇到的挫折与坎坷中，小说《刘志丹》冤案就是最大的一个。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习仲勋因所谓“《刘志丹》小说问题”，遭康生诬陷，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受到残酷迫害，被审查、关押、监护前后长达16年之久。那么，习仲勋是怎么与小说《刘志丹》联系起来的呢？
50年代中期，刘志丹的弟媳、原陕甘宁边区政府代理主席刘景范的夫人李建彤准备写小说《刘志丹》，习仲勋知道后忧心忡忡。他深知陕北根据地党的历史问题是十分复杂的，即使1942年底在延安由中共中央西北局专门召开过高级干部会议，对过去的历史问题作了决议，但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现在要写关于刘志丹的传记小说，势必涉及当时各个方面有关人士，写不好就会重新引起纠葛。时任监察部副部长的刘景范对习仲勋说：“陕北的干部死的死，坏的坏，《刘志丹》这本书，你不支持谁支持？”中宣部有位负责同志也赞成李建彤的创作。刘志丹的老战友、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的马锡五，也劝说习仲勋支持李建彤写小说《刘志丹》。在他们的劝说下，习仲勋改变了以前的态度，就说：你们出版一下也可以嘛！但习仲勋并未向组织出版这部书稿的工人出版社讲过什么意见。
工人出版社从1956年开始就抓这部书的出版，李建彤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先后走访了300多位老同志。到1959年冬，李建彤写出了《刘志丹》小说第三稿，送给习仲勋审阅。当时正值庐山会议后全国反右倾运动时期，政治气氛相当紧张。习仲勋感到不仅书中涉及的一些问题会在当事人中引起纠纷，而且也与当时多事的政治环境不相适应，因而对她的小说提了一些意见，建议她按照片断来写，不要写成大部头。然而，李建彤并未接受习仲勋的意见。到1961年春夏之交，她又送来了小说第四稿的清样。习仲勋自己工作很忙，就让秘书帮着审稿。
秘书被小说中刘志丹的精神所深深打动，所提出的问题无非是技术性的问题。习仲勋先后两次召集李建彤、马锡五和工人出版社两位编辑进行座谈。马锡五也是陕北革命早期领导人之一，熟悉当年实际情况，又是保安（志丹）县人，曾任陕甘省苏维埃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当时是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习仲勋特别强调了写这本小说的目的主要在于教育青年一代，主要笔墨用在写毛泽东思想，把刘志丹的个人经历写成全国的缩影与毛泽东思想的缩影。这是习仲勋根据他的切身体会，为了避免引起党内再次发生纠纷，并使这部小说能更全面、更准确地反映刘志丹贯彻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正确路线而提出的。
1962年7、8月间，在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前夕，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看到《刘志丹》小说送审稿时，持有不同意见。他认为，小说中涉及的西北历史问题，很多与事实不符，不赞成出版这本书。同时，阎红彦又看到了《工人日报》和《中国青年报》刊载的小说《刘志丹》部分章节。阎红彦也是陕北革命早期领导之一，他一面向全总和团中央建议停止刊载，一方面报告康生。康生得知这一情况后，虽则他并没有看过这部小说，却立即断定：“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文艺写作问题，看来是带有政治倾向性的。”
这一时期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期。康生认为小说《刘志丹》是为高岗翻案。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康生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条子，说：“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泽东在会上念了康生写的条子，康生借此作为毛主席的语录，对习仲勋等人上纲上线。出席全会的同志一时无法明白事情真相，习仲勋只好向周恩来总理请假：“我最好不参加会议，让我好好想想问题，花点时间准备一下，检查我的错误。”正当习仲勋陷于极度苦恼之中的时候，周恩来与陈毅受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委托来找习仲勋谈话。周恩来握着习仲勋的手说：“党中央、毛主席是信任你的，让你代表政府做了许多工作，即使出了《刘志丹》小说这个问题，错了就改嘛。我们还是好朋友，千万不要有一念之差。”习仲勋感动得热泪盈眶，他向周恩来表示：“总理，您放心，这点我不会。我准备回农村去做个农民，革命也不是为了做官，种地同样可以革命。”1965年，习仲勋被下放到洛阳矿山机械厂当副厂长，李建彤则被开除党籍监督劳动。“文革”爆发后，康生更不会放过习仲勋。1967年1月4日，习仲勋被揪到西安接受批斗，此后身陷囹圄。
其实毛泽东并未看过小说《刘志丹》，他对这部小说也并没有什么成见。毛泽东曾讲过：“仲勋同志是个好同志，为党做了很多工作，他有什么问题！那本小说还没有出版嘛，我的一句话，把问题弄大了。我那次说的话是泛指。”但是康生并不肯善罢甘休。周恩来的处境也不好，但是他对习仲勋十分关心。看到习仲勋在西安被揪斗的照片后，他批评说：“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你们为什么随便把习仲勋抓到西安！这样做是给文化大革命抹黑，也是给我们国家抹黑。”周恩来下令把习仲勋军事管制起来，实际上是把他保护起来。1968年1月3日，周恩来派飞机把习仲勋从西安接回北京，交给北京卫戍区监护。
1974年12月21日，毛泽东对小说《刘志丹》一案做了指示：“此案审查已久，不必再拖了，建议宣布释放，免予追究。”康生等人阳奉阴违，并不执行，拖了将近五个月时间后才向习仲勋宣布：《刘志丹》一案是“人民内部矛盾，恢复文化大革命以前的结论”，“即习仲勋犯有严重错误”。1979年6月，中组部向中央递交了关于为《刘志丹》案平反的报告，认为《刘志丹》小说的创作过程是正常的，没有什么阴谋，没有根据说习仲勋、刘景范、李建彤在此书创作过程中结成秘密反党集团，根本谈不上是什么反党阴谋集团活动。从案件前后经过看，所谓利用《刘志丹》小说进行反党活动一案，是康生制造的一起大冤案。报告提出，因小说《刘志丹》案而受到迫害、诬陷和株连的一切人员，都应该恢复名誉。一个月后，中共中央向全党转发了这个报告。
长期的革命实践，让习仲勋对事物具有一种敏锐的观察力，尤其是对“左”倾现象的觉察，触角十分灵敏。习仲勋在80年代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期间，一次和《人民日报》社长秦川在中南海散步。习仲勋突然对秦川说：“我这个人呀，一辈子没有整过人，一辈子没有犯‘左’的错误。”一辈子不整人，一辈子不犯“左”的错误，这是习仲勋对于自己一生的最好概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