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家长辈：忆秦牧叔叔
发布: 2017-5-25 19:08 | 作者: 苏炜
那真是我们孩提时代真正的“福地”呀。那么宽敞洁净的沙发厅堂，长长的阳台走廊外面有那么多不同季节成熟的果树——杨桃、黄皮、番石榴什么的。特别是，不抽烟却爱吃零食的秦牧叔叔，家里永远备有那么多天南地北叫不出名字的好吃零食，而且又是那样乐于和我们这群馋猴儿分享。现在想来都觉得脸红，那时候，我们这群高高低低的嫩豆芽儿，只要嘴馋，实在憋不住（其实是知道害羞的），就悄悄相约，壮着胆子去敲秦牧叔叔的家门。打开门，笑盈盈迎候我们的总是“细吴姨”紫风，秦牧叔叔不管在写作或读书，也会放下纸笔从房内走出来，捧出各种简直要让我们大呼小叫的新奇零食：北京蜜饯，湖北孝感麻糖，上海怪味豆……等等等等，一边陪我们吃着，一边听我们唧唧呱呱的说话。我们的小手又脏又黑，“细吴姨”便教我们用一张小纸夹着零食，再小小心心的往嘴里送。那一刻，这几只野猴子，简直完成了从类猿人到文明人的进化过程。我们自然早已知道秦牧叔叔是全国闻名的大作家，但更知道他喜欢孩子，也喜欢我们，所以在他面前反而会更加有恃无恐。只要“讲卫生”的“细吴姨”背过身去，我和妹妹伸过脏手就去抓吃的，秦牧叔叔便朝我们使眼色，扮鬼脸。当然，不仅仅是吃。秦牧叔叔会告诉我们许多闻所未闻的新鲜事儿。比如浮在水面上可以睡下一个孩子的“皇莲”，大如小猪小狗的古巴牛蛙；还有，他们茶几的磁盘上就泡着一截神奇的南美枯木，果然没几天，那枯木上就吱溜溜地长出了绿叶子来。那一年秦牧叔叔出访古巴归来向我们娓娓言及的域外见闻（还有他送给父亲的巨如小棒槌的雪茄烟），更成了我从小就立下的“环游世界”梦想、并在成年后一一付诸实施的第一个动因。那时候，我们几个孩子已经参加了学校和少年之家的“话剧组”或者“舞蹈队”，讨吃之余，便乐孜孜的给秦牧叔叔和大、细吴姨表演节目：站在板凳上朗诵诗，翻筋斗，跳一小段芭蕾舞什么的。每次，秦牧叔叔一家子不但看得入神，而且会加以仔细评论，给予优胜鼓励（以后，江平大吴姨还把我带到他们的机关，参加那儿的演剧表演）。那时我们并没有意识到，秦牧叔叔对我们的疼爱和关注，其实与他在儿童文学领域里的勤奋耕耘密切相关，他是随时把我们当作观察、了解的具体对象呢。今天在各种“秦牧儿童文学作品选本”里常常收入的那篇《小敏的耳朵》，借小孩会“动耳朵”谈动物进化的科学道理，写的就是我的堂外甥志敏表演的动耳朵的故事。这是我们家的孩子走入秦牧叔叔笔底世界的第一个“模特”原型。
今天想来，日常忙碌而个性安静的秦牧叔叔，在写作、读书之余，显然很享受来到我们家中，被一大群孩子呱啦呱啦围伴着大呼小叫的乐趣；同时他们一家子，也随即成为我们这个大家庭里几乎所有大事从不缺席的一员。——先是设法为我们家的经济拮据解困。从六十年代初一直到文革前夕，经秦牧叔叔的举荐介绍，我父亲长期为香港中华书局撰写古典文学的普及小册子，以稿费补贴家用。我从小就知道，父亲在日常繁忙的行政工作之余，正和时在高中、同样热爱古典文学的大姐合作，熬更抵夜地“写书”，那可是万万不能惊扰的事情（成年后我才知道，原来这样一、两万字的小册子，父亲和大姐当年足足写作和出版了三十多本！）。我在家里排行老七，下面一个妹妹，上面都是姐姐，与两个哥哥的年岁距离很大。所以从小到大对我最感窘困的事情之一，就是我要么破衣烂衫，要么就得穿姐姐们留下来的女装旧衣服。记忆中我身上穿过的最漂亮、并且最合身的衣服及鞋子（比如我小时候为电视台主持少儿节目时常常穿的一身“海军装”），都是穿的秦牧叔叔的外甥日华哥哥留下来的。三年困难时期的大饥荒之中，我们这一大家子的境况窘迫更是可想而知。我日後听说，没有孩子的秦牧叔叔夫妇曾经和我父母认真商量，想把我或我妹妹过继给他们作儿女。据说我父母当时也同意了，后因祖母的坚决反对而作罢。我从来没有向秦牧叔叔和紫风姨求证过此事，但从小到大，秦牧叔叔夫妇对我和我妹妹始终有一种特别的亲情，却是我们多少年来一直真切感受到的。
记得，小学三年级“和解放军叔叔联欢”，每个同学都朗读自己的题为《我的理想》的作文。那个年代的男孩子，最大的理想不是当解放军，就是做工程师或者“革命的工人阶级”。我的朗读却吓了老师、同学们一大跳：我说，我的理想，是长大了要当一名作家。“当作家？你才几岁呀？”“你怎么想到要当一个作家呢？”“解放军叔叔”都觉得好奇，抚摸着我八岁的小脑袋问。我告诉他们：我要当一个秦牧一样的作家！“秦牧？秦牧是谁？”“秦牧是南方的巴金！”我说得有鼻子有眼。这是我听父亲说的，据说是日本作家井上靖的评价。“噢噢，这个愣头青，还要当秦牧呢！”这个话题，从学校传回到家里，又从父母传给了秦牧叔叔夫妇。我至今还清晰记得，在他家的厅堂里，围着小圆茶几，秦牧叔叔和细吴姨一边笑吟吟用小纸片为我夹送着零食，一边认真地跟我谈话。秦牧叔叔说：想当作家不是坏事，但如果为了当作家就不喜欢学算术、练数学，那就不好了。细吴姨说：你还小，长大有许多事情可以做，还是不要这么早就决定自己只能当作家吧。可是，我的“决定”，从那时候开始就再没有改变过。“当作家”的梦想，也许首先与“家学渊源”相关（父亲也算一个老文人，家里的文学气氛一直很浓），但秦牧叔叔，显然是近在眼前的第一个典范。这些天，为着睽别故土多年后自己的一本小书将要在国内出版而撰写后记，不期然地回顾、清点了自己小半生的经历。我发觉，覆盖在自己人生履迹中的第一个长辈的身影，竟然是重叠的：那是我的父亲，以及秦牧叔叔。或者这么说，秦牧叔叔在我早年的成长历程中，一直担当的是一位精神上的父亲的角色。
惊变
当文革狂澜骤起的时刻，我正在远地上寄宿中学。晴天一声霹雳：秦牧叔叔成为广东第一个被“抛出来”的“牛鬼蛇神”，报纸上，忽然连篇累牍登的都是“揪出广东的邓拓秦牧”的大批判文章。秦牧叔叔那本刚刚出版就送给过父亲的《艺海拾贝》，被逐字逐句地和邓拓的《燕山夜话》作比对，然后是各种吓人的大罪名。我的心突突乱跳，每天留心着报上各种批斗秦牧的消息，又唯恐他人知道自己与“广东邓拓”的特殊关系。——因为我得悉，连同我和姐姐到此地上寄宿中学，我们的行李置装费都是秦牧叔叔夫妇垫付的（文革大难后，父亲被发还扣压多年的工资，第一件事就是还当年向秦牧叔叔借的五十块钱。叔叔不肯收，父亲说：这是我平生向别人借过的唯一一笔钱，我在牢狱中都担心自己能不能活着出去偿还，这是老天有眼，你不能不收）。学校随后停课，我回到广州已是一九六六年七、八月，“批斗秦牧”的狂潮已过，住区街上、墙上还四处残留着各种“打倒”、“火烧”的大标语。曾被标语、横幅密密覆盖的秦牧叔叔的家，此时已是人去楼空了。家里的气氛非常诡异，父母亲对我们只字不提“秦牧”，许多刚刚发生的故事，是姐姐悄悄告诉我的——
一夜之间，我们家所在的街区成为全广州文革风潮的聚焦点。“批斗广东邓拓秦牧”的各种节目——群众集会，机关揪斗会，抄家，戴高帽游街等等等等，在街上轮番上演，高音喇叭和标语口号无时无刻不在耳边狂啸轰炸。我很难想象，平日温言细语的秦牧叔叔一家，怎么可能应对得了这样突如其来的霹雳雷暴。姐姐说，有几次看见秦牧叔叔被围斗的人群簇拥着下楼，脸上的神色倒是非常平静的。正在这时候，大、细吴姨的老母亲（我们叫她伯婆）连忧带病，突发急症去世了。在那个满街写着“红色恐怖万岁！”的年代，革命专政的铁拳，是要贯彻到医院与殡仪馆的。秦叔叔此时已被关押，紫风姨和江萍姨的艰难处境，也就不难想象。我母亲也姓吴，和大、细吴姨可以算是同乡。我日后听说，伯婆的后事，是母亲冒称吴家的亲戚，帮助两姐妹一起料理的。文革年间那么多的惊涛骇浪，我母亲一直和大、细吴姨相依相随。母亲临危不乱、大而化之的个性，恰好成为个性温婉的姐妹俩在万般艰难之时的一点依傍。（记得在少年反叛时期，我对“肚子里墨水不多”的母亲常常不太尊重，大、细吴姨曾多次正色批评我：你应该知道，你有一个多么了不起的母亲！）所以这些年来，她们总是以姐妹相称，真是有一口好汤好饭，都要想着彼此分享。以至外界友人常常诧异于我们两家异乎寻常的亲密关系，一直以为我们真的是秦牧一家的近亲，我们两家人，也都含笑默然相认。我日后知道，在风暴骤起的时刻，两家的正常交往完全被中断了。在五十年代早期就有过冤狱历练的父亲，为秦牧叔叔一家的处境忧心如焚，曾托人悄悄约紫风姨在中山医学院高干病区见面，给她提出三条建议：
一、尽速要求搬家，启明二马路这个家天天被批斗骚扰，一定不能住下去了。二、转告觉夫，千万千万把心放宽，让时间解决问题，无论如何不能寻短见。三、你们姐妹俩千万不能乱了分寸，保住身体健康第一。你要以家属的身份经常要求和秦牧见面，传递讯息，让秦牧随时感觉到和外界的联系。这次“秘密见面”，后来却被秦牧叔叔家一位非常“革命”的亲戚以大字报在机关检举揭发，“与反党分子秦牧秘密串联、狼狈为奸”，一直成为我父亲文革冤狱中的重要罪名之一。
大、细吴姨随后果然很快搬家了，搬到一个连我们孩子都打听不到的偏僻地方。我曾经一个人悄悄回到1号楼那个我从前那么熟悉的住宅。那时候，这个往日的钟鸣鼎食之家已成为一个造反派的总部，大门洞开，厅堂空空如也，墙上墨迹斑斑。我从杂乱的纸张标语之间辨认出的唯一一件旧物——那张当日我和妹妹围坐着讨吃零食的圆圆的矮茶几，不知为什么没有搬走，现在冷落在墙角，堆放油印机之类的杂物。二楼宽敞的长走廊现在反而成了“总部”的“中心”，排满了集会用的长条凳。廊外那些杨桃树和番石榴树，依然繁茂地伸展着枝丫，只是树下的少年人，已经没有任何攀枝摘果的兴致了。这座日后被“公家”派过许多用途的空宅，多少年来一直是我和全家人心事萦绕、时时回望的处所。它记录着两家人一段相濡以沫的岁月，也留下了一个多难世纪的无尽沧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