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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妳不懂

发布: 2016-12-01 17:23 | 作者: 王曉藍



        (編按: 作者王曉藍,美國康州大學終身教授,著名作家聶華苓之女。本文原載臺灣「文訊」2016年9月號;香港「明報」月刊 2016年9月號; 中國「文學」2016秋冬卷,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照片为王晓蓝提供)
         
        王曉藍幼時和母親聶華苓合影。
         
        王曉藍幼時盪鞦韆。
         
        1954年殷海光抱著我在松江路房子門口。
         
        1956年,(右起)外婆、姐姐王曉薇、母親聶華苓、王曉藍。

        五、六十年代的時候,我們家在南京東路和松江路交接口西北角第一條巷子内,右手第二家:松江路124巷3號。我在那屋子裡出生,度過我的童年,一直住到1964年媽媽離開台灣。這棟房子是政府分配給《自由中國》雜誌社的宿舍 。我們家住四間房: 一間客廳,三間臥房﹣外婆一間;媽媽、姐姐和我合住一間,房間裡擺著媽媽的大書桌;我们稱呼「歐巴桑」的客家女佣在簡陋的廚房旁邊有一間只能放一張單人床的小房間;一間連澡缸都沒有的浴室,每天生炭燒熱水,在一個木桶裡洗澡。進門的右邊有兩間房,幾位「自由中國」的單身漢曾住那兒,殷海光、黄中、傅正、陳先生等。右鄰是位部長級姓雷的一家人,有輛黑驕車,從來不跟鄰居打招呼,下了車就走進高牆內的屋子裡,偶爾他們的兒子會出來跟巷子裡的孩子們玩一玩,但是没玩多久就被叫回家。左鄰,姓蔡,有輛軍車,身着軍裝的男主人有時會點點頭給我一個微笑,他們家的男傭,經常從圍牆的那邊伸出頭跟我們家的阿巴桑說些話;當我在院子裡打鞦韆打得太高的時候,他會大聲的說:「小心啊!別盪得太高。」然後高喊:「阿巴桑,快來。」我的上身更往後仰,腿踢得更重,勁兒也使得更大,直到阿巴桑捉住繩子制伏了鞦韆。
        五十年代,松江路的路中央是泥石小山丘。巷頭的斜對街,松江路和南京東路的交接口是一個派出所,我們姐妹俩去學鋼琴時必需經
        過這派出所,我總會往門裡望一望坐在櫃台後的警察,有時聽到警察和市民大聲的爭吵,有時見到警察抓了人帶進所裡。我去學舞的時候,需要朝北走幾條巷子然後過街。那兒有一棟房子,說是一位姓白(白崇禧)的將軍的住家, 聽人說這棟房子裡面很大,有時門前站著警衛,有點神祕。在一個孩子的眼裡,家的四周圍有軍人、將軍、部長和派出所,感到安全。  
        我的童年,《自由中國》無處不在。我的母親就是聶華苓,文藝欄主編。家中的書架上陳列著一排各種不同顏色標誌的雜誌,封面上方方正正的四個字:《自由中國》,特别顯眼。在我出生之前,媽媽就在那兒工作。小時候,媽媽常對我們說:「你們要學會自找樂趣。」 我發現,这四个大字合起来有方形,長方形十四個「口」字——我自找樂趣的發現。寫文章的人難道不是拿筆當口,用文字來說話麼?
        每天,我和姐姐放了學,坐上三輪車,從再興小學沿着和平東路往西走,進入左手一條小巷,停在一棟掛著黄铜黑字的牌子:「自由中國社」的房子前,接媽媽一起回家。我記得,我跑進屋子去叫媽媽,房間裡坐著雷震爺爺和表情嚴肅的幾個男人,其中有我熟悉的殷伯伯(殷海光)和夏伯伯(夏道平),只有媽媽一個女人。「我馬上就出來。」媽媽說。把我打發走了。
        
        1960年八月底,一天傍晚,一位《自由中國》的辦事人員,騎了腳踏车,喘著氣跑進屋子跟媽媽說:「老瞿被一輛大卡車撞了,在台北到木柵的路上…」我好像還記得他說:「屍體掛在欄杆上。」 我很會幻想,在我的腦裡塑造出這位總是很沈默、臉上帶有不少人生經歷所留下的皺紋,為《自由中國》辦理事務的老瞿血淋淋的屍體懸掛在大馬路旁的欄杆上的畫面。小時候,我就知道外公在貴州戰亂中身亡,當年做為長女的母親才10歲;當了空軍的大舅舅在我出生之前,1951年三八婦女節飛機闖山在台灣殉職。從小我就怕血,傷和死。每當见到路上死的小動物,心裡就會難過的抽泣半天。我幻想的老瞿景象在我的腦海裡盤旋,讓我害怕。
        1960年,9月4日,星期天。一清早,我就醒了。姐姐到朋友家去過夜。九歲的我知道星期天是一星期中唯一能多睡一會兒的日子。我得輕輕的起床,不能打擾大人的睡眠,要安安靜靜的等全屋子的人起來之後才能出聲。跟平常一樣,外婆八點起床,媽媽九點也起來了,屋子裡其他的人還沒有動靜。我在阿巴桑的小房間裡。突然,急促的敲門聲加上一聲聲不斷的門鈴,我跟在阿巴桑的身邊去開門,她大聲的用客家話回應:“來了,來了!”門一開,幾個陌生人衝進大門直往屋子裡跑去,外婆和媽媽從房間裡趕出來站在走廊上,聽到這幾個人問:「傅正住在哪間房?」大門口湧進一群警察,把大門緊緊地關在他們身後,繞著牆頂有碎玻璃的圍牆,前後院子每隔幾步路就站著一位穿便衣或穿警裝的人,他們的面部表情和四周的氣氛讓我害怕。「可不可以讓我的小女兒到鄰居家去?」媽媽問。其中一個人回答:「不行!」
         
        傅正的門緊緊地關著,聽到幾聲吼叫,爭吵聲。外婆的房門開著,她痴坐在床沿;媽媽把爸爸從日本帶回來的一架小黑鋼琴從牆角移出來, 放在客廳的中央要我彈琴,她走進臥房的大書桌前,背朝著我坐下來;阿巴桑被告訴她必需留在她的房間裡。我彈一下琴,望一望坐在書桌前的媽媽,鋼琴沒有聲音了,媽媽回過頭對我說:「藍藍,繼續彈。」我又停了,「繼續。」人,不能開口說話,但是鋼琴可以發音。
        緊張、恐怖的氣氛,時間過得特別慢,讓人難喘氣。我只顧及關注著媽媽不尋常的背影,她從來沒有在書桌前這樣痴呆地坐這麼長的時間。我踮著腳,輕輕的走到外婆的房間,外婆找了一條毛線,打了個結,跟我玩勾線的遊戲,我小聲的問外婆:「他們在做什麼?」外婆回答:「妳太小,不懂。」
        近中午時刻,走廊有了動靜,我馬上跑到房門口,看到傅正的門開了。裡面走出一批人,後面跟著傅正。他喊了一聲:「聶伯母!」外婆和媽媽從房間裡走出來。傅正把手中的一串鑰匙交給外婆,有一個人把這串鑰匙接過去,抖了一抖才交到外婆的手中。傅正手裡拿著幾本書,對外婆說:「聶伯母,他們要找我去談一談,這幾本書我帶在身邊看,過幾天我就會回來。」望著他們在出大門前把他的雙手銬在身後,我跑到大門口望著這些人把傅正帶出巷口,我跟在他們的後面跑到巷口,望着他们带着傅正過街,往南京東路的方向走去,我想:「他們要把他帶進派出所麼?」他們沒有進派出所,繼續往前走,一直到我看不見他們的背影。我的問號:「為甚麼?」在那一刻產生了。四周的鄰居在巷口圍觀。家裡的氣氛出奇地沈悶,媽媽的表情不尋常的憂慮。鄰居的男工趴在圍牆上跟阿巴桑說:「頭一天晚上就看到有人在你們的牆外向裡望,一夜都有人站在外面。」我馬上跑去把這個「消息」告訴媽媽。
        傍晚,騎著腳踏車,滿身汗,慌張表情的熟人,《自由中國》的程濟寬來報信:“雷先生被抓走了,馬之驌也給抓走了﹣﹣在他家;還有劉子英都被抓走了!《自由中國》社被抄了。」媽媽沈重的聲音:「傅正也給抓走了!」一片寧靜。我躲到一角,眼前是一群面部兇狠的便衣及警裝人員環繞著身材高大、很有氣派的雷爺爺,和善的馬之驌,以及在和平東路二段那條巷子裡的《自由中國》社,那幢房子裡見過的許多人的面孔一一浮現…第二天一早,三輪車照時的來接我們姐妹去上學,學校照常的升國旗,唱國歌:「三民主義,吾黨所宗,以建民國,以進大同…」,做體操。放了學回到家,一眼看到放在茶几上的報紙的頭條新聞:「雷震等四人涉嫌叛亂…」標題的黑字特別深,字也特別大,那些熟悉的人的名字特別顯眼 。問號刻在我的心裡:好人為甚麼被扣上手銬?他們犯了甚麼罪?我眼裡雄偉的雷震爺爺為什麼被捕?什麼是「叛亂」?我太小,不懂。
        媽媽把一疊從外國寄來的信件往爐子的火燄上扔。為甚麼媽媽沒有了工作?她為甚麼愈來愈沈默?愁容越來越深? 但是,在週末,她總是帶我們上西門町看場電影,上裁縫店,吃碗河粉和一隻大雞腿。我聽媽媽對外婆說:「他們要跟蹤我,就讓他們跟吧!」常常在我們穿過西門町中華商場附近的鐵道時,我回頭看到跟蹤我們的人。
        媽媽背痛,躺在床上一個多月。傅正那間房間的門緊緊的關著。家裡的來人少了,雷爺爺的女兒雷美莉常到家裡來。我很羨幕她,她已經長大。媽媽埋頭寫作,賺錢養家,借錢送我們上學。我不肯繼續學鋼琴,也不再彈琴。 
        巷子裡的孩子們,開始組隊玩一種遊戲。兩隊人,手臂是刀,砍殺對方,碰到對方的肢體,他就死了。我是孩子頭,一個女孩帶著幾位比我小的男孩,對方是個跟我差不多年齡的男孩。追,躲,閃,進攻,巷子裡和松江路上的石泥丘成了孩子們的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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