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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收拾一下心情吧，看看海晏县西海镇究竟在哪里？它不是满街摊位的繁华集镇，不是过往商客的驿站，却是卧虎藏龙之地。就地形与地貌而言，这片土地基本属于丘陵起伏地带，既无崇山峻岭也无剑突之峰。海拔3300公尺，属于高寒地区。苍蝇蚊子蟑螂之类害虫几乎绝迹，但牧草丰盛，有小芦苇，茅草、长叶荻子和不知名的杂草，其间夹杂着一些小野花，真是一片大自然恩赐的天然牧场。遗憾的是，翠绿时间短，黄的时间长而又长。阳光映射下，尽显金银之色。正应了金银滩的美名。50年代后期，这里被选为核武器研制基地，从此成为戒备森严，密不外宣的神秘之处。上海电影制片厂曾在五十年代初拍摄过一部故事片《金银滩》，公映几年后在全国影院下线，从此销声匿迹，目的就是为了保密。
到了夏天，金银滩十分美丽壮观，绿茵茵的草原上马莲花盛开，遍地的牦牛和绵羊悠闲地吃草。每年夏天有三、四个月，其余时间是白雪覆盖或荒原一片。对于习惯内地生活的人来说，这里并非易居之地。初到金银滩的人会有不同程度的高原反应。日常生活也极度不适应，譬如水烧到90度就开，没有高压锅很难做熟饭。尤其是几乎没有任何物产资源，所有的日常生活供应都要依靠内地运送。
1959年初，首先是基建队伍神不知鬼不觉驻扎下来，开始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后续进者有几万人之多，其中有全国各地的专业军人两千多名，民工七千余人，建筑工人两千多名，经过实干劳作，五年后，221厂已经形成规模，包括地上和地下建筑、分厂和总厂建筑。主办公楼、大量的集体宿舍楼等，基层科研人员和工人大部分为单职工。还有邮电楼、银行、情报资料楼、程控电话室（与北京直通）、医院、学校、夜大、大食堂、小食堂等，各分厂根据工作性质有不同的建设，为第一颗原子弹研制和试验成功提供了基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保障。
总厂电影院建得非常漂亮，即使在北京，当时像这样的影剧院也不多见。正门朝南，门前有一个平坦的大广场，拾级而上进入大门，接着入前厅，然后分为东西两道门进入正厅。分上下两层座位，座位是5合板铁架活动座椅，呈阶梯状，两层可容纳一千多人。两旁有很大的休息厅，舞台很宽敞，有几道垂地的绒质幕布，灯光照明也是当时最先进的。有了这些基础生活和娱乐设施，才有了后来的“草原大会战”。
原子弹研制是项庞大的工程。需要协作的单位太多，工作性质不同，加上涉及的专业面太广，栋梁之才不可少，而砖石沙瓦同样不无可。像朱光亚、王淦昌、邓稼先、陈能宽、彭桓武等均是科学界的重量级人物，为596计划的实施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们构成了军事科学史上熠熠生辉的星座。正因为有了他们和千千万万科研工作者的努力，中国才有力地打破了西方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提高了国际地位。历史不会忘记他们。
1967年氢弹试验成功后，221基地人员结构重新进行调整。不少人被调往四川的新基地，那里有相对更好的科研及生活条件。不少干部子女撤出大草原，分批回到城市。理论研究人员不再频繁出入基地。只有部分部分工程技术人员及专业军人留下来，有许多单位子弟接班当了工人。221厂渐渐转型为生产基地。文革结束后，随着国际形势好转及核试验的减少，221厂开始承担其它火箭和导弹的组装任务。但因为地处恶劣自然环境，1987年中央正式决定撤消221厂，在大草原存在了三十多年的第一个核武器基地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此后，大部分人转移到新基地，少数退休职工住到西宁，其他职工在全国各地均得到安置，主要去向有合肥、烟台、潍坊、淄博、廊坊等。后来221厂所有建筑无偿交接给当地政府，成为海北藏族自治州的首府选址，自此，一个焕然一新的西海镇出现在金银滩上，作为教育基地向大众开放。
据说在221厂工作过的人有时做梦都会回到那片美丽的大草原。
今天的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九院）坐落在绵阳市涪江旁边，依山傍水，景色宜人，给人繁荣美好的印象，这里生活着老一辈核武人及他们的后代。时代加速度变化，九十年代末，关于“两弹一星”的纪录片开始在全国各媒体公开播出，九院以往神秘的过去渐渐被大众所熟知。巴蜀大地的灵气滋润着这片土地，这个大型科研单位早已和地方人文气息融合贯通在一起。
父亲退休后被不少外单位请去做顾问，继续发挥着自己的余热，到了晚年，回顾那些行旅倥偬的岁月，虽然对往事看得淡然，但唯一无法释怀的就是文革中的遭遇。那大概是一种亲历磨难者才有的感受：扩日持久的运动摧残了太多人的心灵，即便你性情通达坦荡，但在内心深处对某些事物仍留有自己的看法。
其实我曾见过那个当年做为主要力量迫害过父亲的庄某。那是八十年代初一个夏日的午后，已经参加工作的哥哥带着我去院机关俱乐部看录像，在通往广场的斜坡马路上，哥哥见到那个人和另外一个叔叔在路边说话，属于无意中碰上，但我不知道哥哥怎么认出那个人的。不知道他为什么回四川，可能出差或是别的。我当时机械地跟在哥身后，我看见他弯腰捡起一块砖头。哥并没有说什么，但我也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子，那时我不懂太多关于大人的事，但我明白只要哥动手，我会毫不犹豫把石子朝那个人头顶砸去。但就在那一刻，和那个人讲话的叔叔用严厉而复杂的目光扫视了我们一眼，后来，哥就把砖头扔掉了。我清晰地看见那个人的眼睛里掠过一道惊恐的光芒。
那位用目光谴责我们的叔叔是跟父亲关系不错的同事，叫吴继良，也是九院早期的科研工作者。前面讲过，九院工作者除了本职工作的压力，还承受着常人难以知晓的保密压力，吴是组长，因为他的家庭成分偏高，因此对于保密问题特别小心谨慎。有段时间他患上一种神经方面的疾病，后来人们知道叫“强迫性官能症”。起因是有次他因故没能参加一个技术性报告会，过后他借父亲的保密本看会议纪要，第二天把本子还回。但过了几天，他一直怀疑到底还了没有，便去找父亲，父亲说还了，吴点点头就走了。过了几天，吴某还是不放心，又来找父亲，用急促的东北口音申明来意，他问：那天借你的保密本到底还了没有？你可别骗我。父亲说，真的还了。吴点点头走了，但过了一个星期他又找父亲，这次是请父亲务必按他设计的方法说。你按我的意思说三遍。他恳求说。父亲没有表露出厌烦，免得加重他的疑虑，于是就一字一顿地说：你、借、我的、保密本、已经、还给、我啦！连续重复了三遍。吴某每一遍都仔细聆听，总算放心了。
时移世易，每个渺小的个人都被历史的洪流不断裹挟向前，每个人都受到时间空间的限制和世俗的限制，唯一不变的是人间总会有爱的存在。想到这些，让人既怅然又心生希望。
一场巨大的伤痛往往需要漫长的时间来疗伤，几十年前的反思文学做了意识形态内的初步反思，很多深层次的真相仍隐藏在历史深处，因困缚于体制隐而不见。而新的思想需要有新的阐述，完成一次有意义的认知嬗变。期盼着会有那么一天，所有心存善良的人们能重新审视那段历史，也给后代一个清晰完整的符合人性逻辑的诠释。
当我们聆听崔健的重型摇滚音乐，可以在《宽容》《一块红布》《盒子》《红旗下的蛋》等歌中感受到他对狂热年代的批判和隐喻，获得某种心灵的释放，杨乐使用了另一种叙述方式，殊途同归。音乐的能量可以抵挡一切。单纯听杨乐宁静淡泊的演唱，表面上已经没有了多少愤怒，他平淡如水的歌声似乎荡尽了世间尘埃和一切是非善恶与得失。他用音乐擦亮了那些朴素的词语，譬如：真诚、善良、坚强、快乐、智慧，这些寻常词在杨毅简单的旋律中重新发出光芒，透出温暖的力量。听杨乐，是一种无言的感动，让人在最艰难的时刻也对未来抱以希望。
把往事写出来，将往事唱出来，让看不见的看见，听不见的听见。
让被遗忘的抵抗遗忘吧。
2016年7月
（感谢网友九院子弟bob945 提供部分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