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风雨也有晴
发布: 2016-10-01 08:45 | 作者: 黎江
一段时间后，武斗继续升级，双方成员穿着用钢板做成的盔甲，其功能如同今天的防弹衣，有的手拿盾牌，戴上工地安全帽，手持红樱枪相互攻击，完全回到了野蛮蒙昧时代。后来发展到将汽车改装成土坦克，企图向着对方的据点碾压式前进，行进过程中，在“坦克”上投掷石块远距离进攻。好在一直没动用真枪真炮，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即便如此，总厂也打死了好几个人。
高干子女在武斗中也难逃劫难，有一次，任佳音在从总厂回二现场的途中不慎被“草联”的人抓获，对方人多势众，任佳音没有办法逃脱，被生生打断了一条腿。等到“草红总”派人去医院探望时，他已经浑身缠满绷带，任的妻子闻讯后从北京赶来日夜守护着他。
有一天晚上，保皇派们在楼下完成包围后准备发起总攻。刘文蔚想了个“空城计”的办法，让手下一帮年轻人爬到楼顶把旧报纸全部点燃。这原本是下策，没想到这一招竟然吓唬住对方，他们以为“草红总”在发信号向总厂求援兵。
221厂的武斗持续了一段时间后，在周总理亲自出面干涉下停止。总理的意思是作为国防工业的重要部门不允许搞乱。因此后续运动中，双方收敛了很多，红卫兵们干脆跟着国防科工委的形势走，上面说刘少奇想要反扑，就批判一通刘少奇，说李敏开始批聂荣臻，就跟着贴大字报批判。只要毛主席发表最新指示，大伙就立刻敲锣打鼓上街游行。
221厂很多领导和科学家在文革中不同程度地受到冲击，但作为中国核武器的骨干基地，一直曲折而顽强地支撑着国家的国防荣誉，抗衡着前苏联的核威慑。有一次，押送产品去西北的专列在甘肃境内被当地造反派拦截，解放军士兵全体荷枪实弹冲上去，才把对方逼退。在中苏关系决裂、军事对峙的年代，据传前苏联曾扬言派精锐部队从外蒙顺河西走廊南下，一周时间即可直捣青海金银滩，而美国的间谍卫星和无人驾驶间谍飞机也不间断地在金银滩的上空游弋，后来，根据林彪提出“靠山、隐蔽、分散”建设大三线原则，其它几个核武器基地开始秘密建设。
1969年10月份，根据林彪“一号命令”，九院221厂大部分人搬迁到四川大三线地区，十几个研究所分布于不同县级管辖的山沟里，从分配具体位置来看，大部分属于绵阳地区，如剑阁、江油、梓潼、安县等。原221厂留下一小半人，父亲跟随大部分人搬入九院四所，即904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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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冬季，空七军军长赵登成手拿林彪的尚方宝剑来到221厂任军管会主任。赵登程和副手赵启民掌握了军管大权，221厂开始全面实行军管。对九院而言，这是一个最黑暗的阶段，九院人称这段时期为“二赵时期”。二赵坐镇221后，四川的新基地也由他们统一指挥。两地按照同一个模式搞运动，青海比四川早了几个月左右。
军管期间，无数科研工作者遭到迫害。在221厂的老人中，若提起总厂医院的外科主任陈长贵大夫恐怕无人不知。早在五十年代，陈在北京就是很有名气的外科大夫。在国家组建核工业部的时候被抽调到二机部九院。1960年，221厂要筹建总医院，他义无返顾地来到了大草原。一开始医院没有固定处所，就临时安置在第一道警戒线之外的窑厂。全体医务人员在窑洞式平房里开展内科、外科、妇科、甚至口腔科的的医疗工作。用汽车送一趟病人到西宁要走三个多小时，许多紧急的手术就由陈长贵在简陋的条件下实施。有时手术中停电，就用汽车大灯照亮继续手术。后来，医院搬到一座筒子楼里。陈长贵的主要任务是筹建新医院，同时负责高级领导的保健。第一批参加建厂的许多干部、技术员和工人先后都得到过他的治疗。凡是接受过他的手术的人无不佩服他的高超医术和医德。经过陈长贵和大批医务人员的努力，一个颇具规模的总厂医院建设完成。之后，有许多大夫和护士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分批来到青海。他们年轻、美丽、充满朝气，带着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像所有热血青年一样，在自然条件极其艰苦的大草原上驻扎下来。221厂总医院成为大草原上一道坚实而美丽的风景。
1964年10月终于迎来原子弹试验成功。1966年3月30日，时任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的邓小平视察了221厂，参观了原子弹总装车间和试验场。并在总厂电影院前接见221厂干部和主要功绩人员，一起合影留念。中央领导的到来极大地鼓舞了全体职工。陈长贵和所有221基地同仁一样，都感到无比的幸福和满足。人们看到了自己奋斗的价值。为了进一步安心工作，两年后，陈长贵干脆把全家从北京搬到221厂。夫人调进医院当护士长，孩子进九一中学读初中。
生活对每个人，每个家庭都不尽相同，接下来突如其来的的运动把陈长贵送到了风口浪尖。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贴到家门口，但他仍然默默地工作在医疗岗位上，一如既往地治病救人。疯狂的年代，每个人都被要求站队，陈长贵与所有遭受冲击的人一样站在造反派这边。但对他而言，真正的厄运是221厂实行全面军事管制之后。
军管会一来就开始大抓所谓的“516分子”。赵登成在221厂全体大会上宣告：“草原上的阶级敌人一堆一堆的，一个也不能放过，这次来了要见血，机枪不行就用炮轰！”。但实际情况是，能进221厂的人都是经过多级政审反复严查了祖宗三代，想在其中找几个绝对的坏人没那么简单。紧张的政治气氛下，必须有人为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做出牺牲，于是在派性斗争的残酷背景下，军管会最终将目光投向总厂医院的陈长贵，给他按上了杀人罪名：十年中累计可算出三条人命。
第一条人命案是杀害解放军战士。在部队的一次实弹演习中。一名新战士在投掷手榴弹时慌神，拉弦后没有扔出去，结果手榴弹在身旁爆炸了，一块弹皮打入头颅内。送到医院后陈长贵赶紧手术。但根据X片报告的位置找不到弹片。仔细分析是X光片的大夫把左右写反了。再次紧急开颅已经无力回天。战士死在手术台上；第二条人命是杀害儿童。海晏县的牧民送来一个难产妇女，完成接生后发现孩子是个没有肛门的畸形儿。这样的婴儿本无法生存。在征求家长意见后，陈长贵为孩子进行了整形手术，但没有挽救回孩子的生命。这个案子定性为陈长贵拿贫下中牧的孩子做试验；第三条是谋杀革命造反派：1967年夏天，草原上两派武斗十分激烈。“草红总”和“草革联”展开拉锯战，一次武斗中双方受伤的人都不少，送到医院手术台都不够用了。陈长贵作为主治大夫一台接一台抢救。某分厂一位年轻的技术员腹部被红缨枪刺中，肠子都流了出来，等送上手术台后为时已晚。
三条人命，案情重大。陈长贵被军管会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在总厂体育场召开了万人宣判大会后，陈长贵被押在卡车上绕场一周。他抬起头环视人群，看到了不少熟悉的面孔，里面很多人曾是他的患者。那是一个悲伤的时刻：他神色悲凉地看了看不远处的总厂医院，带着无限眷恋叹了口气，慢慢走向刑场。那个瞬间，人们不忍再看，纷纷掩面向后，随后一声枪响，陈长贵在大庭广众下被枪决。
“二赵”（赵登成、赵启民）在221厂草菅人命，倒行逆施的行为引起了中央部分高层的愤怒。后来随着林彪集团的垮台，二赵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第二年（1971年冬），陈长贵的案件得到了平反。
那是四十多年前发生在221厂的一桩事件。九院人如今分散在全国各地，但只要提起青海老基地，提起文革，总会想起那令人心酸的场面，那场运动让大家失去了一个好医生。一个悬壶济世数十载，任劳任怨挽救过无数人生命的名医最终没得到善报，成为杯具人物。也因此，每当有人提起父亲的遭遇，陈长贵的儿子都觉得无法理解。他神色黯然地仰天问：手术台上死三个人让他偿命，他一辈子救活了多少人怎么不说？
多年后父亲曾给我讲过这段往事以及其他同事遭遇迫害的情景，有运动中被抢毙的，有因陷害而被逼死或株连致死的，还有一批老科学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迫害和冲击。讲完后陷入长久地沉默不语，神情恍然若梦，有种对命运玄机和世事无常的无奈。
记得崔健在他的第三张专辑里有首歌叫《最后的抱怨》，其中有句歌词唱得很通透：我不是在回忆，我也不想再回忆，可那多少年的风总是变换地吹个不停，把多少人的伤害吹成了一次次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