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风雨也有晴
发布: 2016-10-01 08:45 | 作者: 黎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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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4所全名叫环境试验研究所，许多设备在全国属于一流，甚至独一无二。譬如大型离心机是当时全国最大的，五对核试验装置整球进行离心试验，以模拟弹头进入大气层时产生的“过载”。离心机开起来后，站在二楼环形看台上观看十分壮观而惊险，还有全国最大的噪声试验，有混响室和随机汽笛，可对核装置整体部件进行噪声试验，以模拟弹头进入大气层飞行时候的噪声状况，还有液压振动台，运输模拟台等，此外，静强度试验设备，规模很大的龙门架等，在振动与噪声试验方面，有许多设备、测量仪器是从丹麦引进，丹麦的振动与声学测量设备在世界上是一流的。
1970年初，因工作需要，父亲从四所去221厂出差，正值隆冬季节，寒气袭人，政治气氛更是严肃，青海那边的运动已经开始了一段时间。父亲在图书馆附近碰到同事王庆兰，后者曾经和父亲在同一个科研小组，也同为北航校友。父亲主动去跟她握手，她左顾右看很迟疑，很怕被什么人看见似的，一句话没讲完就匆忙走了。
过后，有人把话传到父亲耳朵里，说“小特务”在背后戳你脊梁：这个家伙还像没事似的，要是在这边，早就把他给抓起来了！
“小特务”并非真特务，因为他常给别人打“小报告”取悦当权者，人们给他起了这个外号。父亲从221厂回到四川不久，四川也开始按221厂的模式搞运动。春节过后，生产全面停止。然后人事大变动，按部队建制分成了班、排、连，所有人员集中住宿。四所军管会领导是部队一把手王树声，接下来904所的运动由王树声全面掌管。
父亲及同事属于排的编制，庄某为排长，庄也是计划科的人，但他之前却是“草联”的人，和父亲的“草红”属于对立派别。王树声给了庄某这个官后，人们称他庄排长，庄排长如鱼得水，自由度很大，排里的人员，计划科的有父亲和王润民；基础科的有张万兴，情报室有殷仁通，以及汽车队的大部分司机，机关政工科的刘玉发等，部队军人吴杨柱是副班长，正班长陈浩泉经常不在本班，只偶尔到班里走走。除了司机班，全部人员集体住宿和搞运动都在阅览室，就在情报室二楼的一个大房间里。虽然是班排级别的连制，但庄排长属于一手遮天的人物，班里一切活动都由庄某统筹安排，所有人都要看他脸色行事。
运动的主题是抓516分子。起初并没有牵扯到父亲头上，庄某不知道为什么看殷仁通不顺眼，于是决定先整他。让他写检查、作交待，因为没有什么大事可整，净些鸡毛蒜皮的琐事，最好弄来弄去一无所获，只好不了了之。殷的事情过去后，接下来，父亲成为班里的批斗对象。
有一天，庄某皮笑肉不笑地向父亲透露：你们草红的头头都是516分子，你好好考虑一下自己的问题吧！这显然是个带有引诱的预警信号，可是后面如何进展，父亲想象不到。庄某让他想好准备写交待材料，但他思来想去也弄不明白自己怎么就成了516分子。他对516的概念一无所知，如果硬着头皮写交待材料，那就只好写“草红”以往的活动情况，什么时间在什么地点开了什么会，会议的大概内容是什么等。
写完材料后交给庄排长。庄看后很不满意，觉得不符合他的要求，于是召集大家开会，然后宣布：先给他端正思想态度，不端正他不肯老实交代！所谓端正态度就是打击气焰，事实上根本无气焰可谈，已经成了班里的批判对象，哪来什么气焰？但如果你不服气，就是自找苦吃。每当这时，父亲总是谦卑地回想，反复剖析自己内心，所谓灵魂深处一闪念，但想来想去仍然想不通自己与516有任何关系。父亲不想无中生有去胡编乱造。于是，庄某再次宣布，说父亲态度顽固，然后大家像是在马路上逮住小偷一样，所有人一齐动手，揪父亲身上的物件，揪住头发，也有搂脖子的，有抓耳朵的，拧胳膊的，谁也不能动手旁观，都在卖力地揪斗。
起初的批斗大同小异，斗不出多少花样，也没有固定分工，有时庄某本人也亲自动手。父亲当时为“草红总”的小队长之一，进牛棚还不够资格，设计部、实验部许多重要人物及有分量的几位“草红总”头目统统被关进牛棚。进了牛棚如果揪斗，需要经过上级层层的批准手续。父亲成了班里的批斗对象后，反而给班排里提供了更大自由度，一切随机而定，想什么时候揪斗，就随时抓来揪斗，不需要什么手续，用不着经过王树声点头。吃的苦处一点也不亚于“牛棚”中关押的“同案犯”。
揪斗父亲的人中有知识分子，有工人和解放军战士，还有汽车司机。常常是为了斗父亲一个人，一伙人最后累得气喘吁吁，屋子里尘土飞扬，每次斗累了就喘口气，端来脸盆水洒洒飞扬的尘土。有了第一回揪斗，紧接着第二次、第三次，以后慢慢形成了规律，大约是每周批斗一到两次。每次揪斗完后，父亲用手巾蘸上温水拧一拧，用半温的手巾擦几把脸，然后继续写材料。其中有一次揪斗的时间比往日要长，斗完后，父亲摸摸头皮，感觉厚厚的软软的像是水肿了一样，头皮像有刀割似的疼痛，只好不断去抚摸，期望能减轻一些痛楚。那种难受劲好多天消失不去。更不知道下一场批斗该如何度过。
父亲从1970年春季开始挨批斗，过了大约半年多时间，斗来斗去斗不出结果，于是改变了方式，由全班批斗改为“小分队突击”，揪斗方式升级后，由小分队的李连长、吴副班长、司机赵在二楼道一个小房间里执行。屋子里有张单人床和一个小方凳子，一进房间，父亲尽量弓腰降低重心，要不然撞到哪里都是流血事件。但父亲没有想到，父亲正了正腰回答一个提问时不合要求，吴某就朝父亲胸口踢了一脚，顿时两眼冒金花，大汗淋漓，一股血腥气味朝着口腔冲上去，不知道内脏什么器官堵了喉咙，半天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揪斗人员将父亲架到另一个房间，父亲坐在一处垒台上，急喘不止，很长时间里定不下神来，大约过了半小时，心跳才逐渐平稳下来。这时候父亲听到隔壁房间传来批判女同事阎某的声音，高呼口号，好像没有动手动脚，父亲心情稍稍平静了些。父亲想，如果像他那样被折磨，那些女同志是根本受不了的。
改为小分队突击之后，父亲睡觉的位置也移动了。原来大家是紧靠着睡大通铺，后来父亲的位置被挪到房间中央部位，头顶上挂着一个瓦数很高的白炽灯，整夜开着长明，一举一动周围的人都能看清楚，大概是怕伤人或者自杀。
关于是否轻生的问题，多年后父亲告诉我，他当时曾反复考虑过，但始终保持着清醒和理智，他从最实际的方向去想：即便再大的磨难，也得咬紧牙关挺过去，家里有老有小，一大家子人需要照顾，决不能不明不白去寻短见。他甚至还天真地想过，自己没有做杀人放火的事，反正也判不了死罪，即便劳改个几年，等放出来回到家乡，父老乡亲们绝不会把他当犯人看，他们知道父亲从小是个什么样的人，一定是被冤枉的。
父亲还说了一句实实在在的话：当一个人感到万念俱灰时，就在心里反复默念“车到山前必有路”，一遍遍强化，千万不能寻短见。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有没有后福不重要，大难不死才是对亲人最好的表示。
是的，坚持活下去就是一种动力。与此相反，父亲有个同事叫陈同城，是四室“草红”的小队长，年纪比父亲略小，在运动初期，还没有批斗到他头上，却在厂区附近的堰塘里溺水自尽。这不是被斗死的，而是被吓死的。其实，陈和父亲一样，压根就不明白什么是516分子，死得很冤枉，也很可惜。
在那段被批斗的时日里，父亲看电影的权利也被剥夺，别的成员去广场看露天电影时，父亲就留在情报楼一楼的门洞里，只给他一个小方凳。父亲找来两块砖头，垫在屁股底下，在昏暗的灯光下继续绞尽脑汁地写各种检查和交待材料。
关于写材料，父亲始终坚持一个原则：自己经历的事可以上纲上线，对别人的事决不添油加醋，绝不杜撰材料添加别人的“罪行”。这是父亲做人的原则。在被批斗的日子里，没有人敢和他多讲话，父亲也不主动跟别人讲话，免得牵连别人。只有班长陈浩泉例外，他能时常平心静气地和父亲讲几句话。陈是个知书达理的人，他知道父亲的大哥是一位当代知名作家，或出于对文人的尊重，也或相信父亲本人的人品，陈班长在批斗时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当一个人处于危难时，有人表现出关心与帮助，受难者总是不会忘怀。父亲把这件事情一直记在心里。多年后的一个夏天，已经七十六岁高龄的父亲回到九院（九十年代初搬迁到绵阳）时没有见到陈本人，特地请另外一位同事代他转达谢意和敬意。
这段来势凶猛的抓516运动自1970年春天开始，一直持续到1971年的9月份，9月中旬，传说林彪出了问题，直到中央正式文件传来，大伙才知道是林彪叛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紧接着，父亲这些批斗对象，包括关在牛棚里的各个头目，全部得到了解放。从此不再揪斗，也不必写什么交待材料。一场旷日持久大抓516分子的运动戛然而止。事情过去后，父亲找了个机会回了一趟山东老家，乡镇社会主义公社也在传达关于“林彪事件”的中央文件。林彪事件后，全国所有遭到迫害的知识分子自此获得了自由，这样的结果出人意料。
父亲从家乡返回904所时，碰到了基础科的同事张万兴，张主动对父亲说：没想到真516把假516给整了。这话也不准确，真516到底是谁？背后隐藏着什么内幕？没有人能完全明白。但毫无疑问，它是整个文革运动中搞逼供最凶，造成冤假错案最多的特殊时期。
运动结束后，父亲给远在南京的大哥黎汝清写了一封长信，语调深沉而悲伤，透露了很多内心的真实想法，收到的回信却很简短，信上说：事情既然已经过去，就不要再去计较，打起精神该咋干还咋干，永远记住，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那封回信给父亲精神上的鼓励很大，父亲决定不去纠缠往事，也打消了离开九院的念头。之后仍然在四所计划科工作，再后来被调到情报室工作，到了1980年，单位人事调整，和几个关系很好的老同事由904所一起搬到位于绵阳梓潼县的九院院部。但这场运动使父亲落下三个毛病：高血压、神经衰弱和脑鸣。一直到去世前，这些毛病跟随了他几十年。
庄某因为惹下太多仇人，运动过后没有人再搭理他，不久就调离了四所回到青海。临走的那天，庄某去车站托运行李，父亲也出现在少数送别的人群中，一言不发地帮他搬运东西，表面上看是不计较运动期间所受的折磨，实则内心里仍非常怨恨。父亲想，送这个人就当是“送瘟神”吧。
在即无人性又缺乏制度约束的荒唐年代，每个人的人格和尊严都可能受到侵犯，红卫兵们是热血青年之一种，随着文革发动而造反崛起，期待着在大风大浪中迅速成长，而后随着运动的局势反转而烟消云散。作为参与者，他们曾直接或间接迫害过无数人，但自身同样不同程度地沦为运动的牺牲品。这段悲哀的历史缩影，是否就像电影《枫》阐述的那样，也揭示了一种命运的轮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