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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中的血红碎片

发布: 2016-5-15 17:48 | 作者: 胡仄佳



        大串联
        那次少年出游时,我才十一岁。
        在毛泽东“我的一张大字报”鼓动下,全中国人的热血沸腾起来的时代,人响应号召起来在各阶层造反。全国性的“大串联”像火一样烧遍中国大地,红卫兵便能煽风点火到处传播“革命种子”。事后才看出有心人趁机理直气壮免费游遍全中国,还有很多热血青年效仿红军当年的万里长征,沿同样路线通走一遍。但那是成年人和青年的“壮举”,像我这么大的孩子很难跑那么远。倒是比我大两岁的大哥,不知从什么地方弄了军装军用皮带穿上,叉腰照了几张典型的红卫兵像后,自觉是成人了,野心勃勃想到北京去串联。那阵子所有北上南下的火车,都免费满载各地红卫兵去串联造反。不论任何组织和个人,只要着一身红卫兵装束,就可以理直气壮的奔向自己想去的地方,有劲挤得上火车,忍得住饥渴和上不了厕所的难处就行。
        混乱中,我大哥独自跑到成都火车站,挤上了辆将往北开的火车,又被车上的成人揪着衣领硬赶了下车来,说他太小。气急之下,大哥回家来自己拉大旗成立了“瑞金红卫兵敢闯战斗队”,同院的七个小孩就是全部人马。成立红卫兵组织无需任何人批准,打出名号扯起大旗就是山头,更何况我们的红卫兵没有任何批斗目标,目的倒很明确就是敢闯要去串联,要自己步行到什么地方走一趟,去哪里好?成都附近的大邑县成了目标。
        并非没去过大邑县,市艺术馆组织过好几次集体参观,我们这群孩子都跟着去玩过。可这次我们想自己走去,那种豪情换句话说是天不怕地不怕的顶着红卫兵胆子非去不可。
        豪不犹豫的,父母们同意我们去步行,还帮我们做了面大红旗,再塞给各自的孩子一点钱,我们每人都背了个有一两件衣服的小包准备工作完毕。糟糕的是这帮小孩中就我一个女孩,年龄最小但死犟,死活要跟着这帮男孩子步行。再不会看哥哥们脸色的我,也知他们烦我,带上我实在是无奈。
        出发那天的清晨,满城晓雾,革命反革命的人还都在睡懒觉,父母们把我们送到院门止步,似乎没担心我们这帮孩子会有安全问题。浮躁得象小公鸡似的我们,恨不能一路喧哗出城。大哥领头高举大旗,在父母面前我们着排队雄赳赳出发了,但还没走出成都老南门大旗已沉重不堪,只好卷起来由我哥他们扛着走。
        大邑县离成都市直线距离不过百里远,中间隔着双流新津两县,对我们这群小孩来说,路很远。在当时既没地图也无没成年人同行,一帮“青勾子娃娃”就这么出走,在今天想来很不可思议,那是中国现代史上难得的一段奇异短促时光,全国性的武斗,深入中国各阶层的生死混乱争斗还未全面撕开血口。在那短暂时间里,四川内陆的城乡还安定,人心深处的恶还未被全部释放出来。再说中央政府毛泽东号召支持的大串联,令所有城镇乡下都成立了红卫兵接待站,由当地政府提供免费吃住给来往的红卫兵,有饭吃有地方睡觉的方式,恍若回到了人民公社吃大食堂的年代。
        成都城外柏油公路上车辆不多,一队队的红卫兵们来来往往,多数身着时髦的旧军衣戴军帽扎着军用皮带,我们戴着自做的红袖章还是平民打扮。看单个或成群结队的红卫兵们在公路上走动忽聚忽散,红袖章红旗黄军装的颜色,点缀在麦苗儿青青菜花儿黄的川西平原上,果然有宣传画上所画的那样有种清新动人的青春质朴美。
        川西平原上竹林葱茏那是农家林盘,经过时总有鼻涕长流浑身稀脏的孩子追赶出来,冲我们口齿不清地叫:
        “红卫兵叔叔泱泱(孃孃的地方方言音),给张传单嘛!”有的孩子还跟我们跑一段路。我们这帮“红卫兵”哪有传单可散发,却骄傲被鼻涕孩子当作大人看,那几步路走出得意自豪感来。现在回想,那些小孩不过四五岁大,没上过学肯定也不识字,他们要传单干啥?农民父母指使自家的小孩出来跟红卫兵要五颜六色的传单,恐怕是用来糊墙点火包东西甚至当成揩屁股纸?出产丰饶的四川农民生活其实清苦,买不起草纸用的农家常见,路上用过的农民厕所顶多有半截竹篾巴墙象征性挡人视线,茅坑里细竹片小石块的作用一目了然。
        走,走走走走走,从早到晚不停地走,头一天还新鲜感十足,走得精精神神的。第二天就开始有人掉队了,掉队的居然还不是我而是大雄。在我哥他们带领下大家不管不顾继续往前走,根本没考虑丢下他怎么办?直到几个说北方话的大红卫兵快步超过我们时,顺便捎来信息:
        “你们是不是有小伙伴掉队啦?他坐“专车”赶上来了!”回头一看,大熊被拉粪的农民收拣,放在臭烘烘的大粪桶头上,叉开脚像骑马。看得我们笑都笑不出来的暗暗嫉妒。这天走得过了头,总共约走了四十多里路,白头没怎么休息,天快黑尽了还没走到目的地。又累又饿的我开始边走边哭,白天大雄掉队我哥他们都没管,此时更不会有谁来背我哄我。走不动是自己的事,谁让我死皮赖脸要跟来?明白苦是自找的,只能硬着头皮走下去。
        夏天四川乡下的暗夜纯净温和,村落人家都少有电灯,农家的油灯如豆如萤火虫光,天不黑尽还舍不得点亮。习惯上,川西农民晚上七八点不会回家吃晚饭的,借残余天光,农民们还要打草鞋铡猪草着实再忙一阵。本来朦胧夜行比白天凉快,如果还有点食物下肚撑着人没那么累的话,行走在晚风飘然。半睡的昏黑中我失去了方向感,高一脚低一脚的,勉强跟着脚下深灰色宽带子似的公路移动,路延伸向前几米就模糊不清了。
        走着,偶尔能听见农民呼哧呼哧挑着沉重的担子,由远而近的与我们同行几步,又消失在黑暗中。每次我都醒来哭兮兮问黑暗中的人:
        “红卫兵接待站还有多远?”
        川西农民没有精确的距离概念,他们的回答总是马马虎虎的随便:
        “不远不远,里把路(一华里)就到了!”
        结果我们为了这“里把路”,打起精神不知又走了多久?直走得东倒西歪,终于走到镇接待站那刻,双腿僵硬得连浅浅的门坎都迈不过了,登记了找到房间爬上床就睡得人事不醒。两天后我们就这样走到了大邑县,进“地主庄园”随便看看,又胡乱在街上逛了一圈,买点吃食就该说往回走的话了。
        按原路回到双流县黄水乡接待站那晚,这是我们步行的最后一夜,第二天就能回家的念头兴奋又担心,睡不着觉生怕哥哥们早晨起床出发忘了叫醒我。同房间还有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女孩也是成都人。我们的故事相同,同是硬跟大男孩们出来步行串联,被男孩们讨厌却又甩不掉的包袱。临睡前我们说好第二天两人死活要粘在一起走,万一被哥哥们丢掉了的话我们好歹是个伴。就这样可怜巴巴的,两个小女孩自定了必被遗弃的结果。
        迷糊到天亮,两人急忙跳起来跑到接待站门口,问管登记的人我们的哥哥们是不是已经走了?接待站管理人是当地农民,根本没听清我们问题,顺口说他们早走了。心里早有被人丢弃预算的我们惊慌地狂追出去,沿公路不断追啊走,好在大方向正确懵懂走回成都走回了家,回到院子里才发现我是孤独先行者!
        原来我们大清早慌张离开接待站时,两拨成都男孩们还在接待站的床上呼呼睡大觉呢!记忆基本上空白了当时到底是怎麽走回成都的,只记得我的口袋里还有最后两毛钱,经过一个小乡场时,买了两块油炸窝子油糕五分钱一块,每人吃了一块,剩下一毛钱没敢花。进了成都南门后,那女孩子怯生生问我要了五分钱,要打公用电话到水电局门房跟她父亲。她从未打过电话,不知号码盘往那个方向拨。
        事后想来诧异,十一岁的小丫头,鸡嫌狗不要的跟哥哥们来回走了几天,自找没趣的累了饿了哭了也没人理会。来回一百多里路胡乱走下来,最后还把自己弄丢。凄惶中拣了个更不谙世事的难友,居然一路平安带着她回了成都,勇气十足但荒唐得不可思议?
        我,我哥哥们和我们同时代的少男少女,荷尔蒙充沛,精力过剩,满脑子到世界上乱闯念头。幸运的是我们平安回了家,渺小的生命没有莫名其妙消失在那荒诞年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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