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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诗遭冤记

发布: 2016-4-20 07:03 | 作者: 俞竹筠



        半世纪前,伟大的手一挥,红卫兵横空出世,折腾得中国神州大地一片狼藉。那年,我25岁,在江苏省如皋县一所乡村中学任教。别看穷乡僻壤小地方,红色风暴刮得不比京华大都市差劲。
        文革伊始,我看到那些根正苗红的人,臂上缠着红袖章,穿着解放服,走起路来雄纠纠、气昂昂,威风凛凛,着实羡慕。可恨我先天不足,家庭出身地主,哥哥又在台湾,这糟糕的“黑五类”之首和复杂的社会关系,非但让你抬不起头来夹着尾巴做人,还终日胆战心惊地接受审查。阿弥陀佛,谢天谢地,审查结果,只发现我平时静开言慢开口,未发现我有什么反动言行,从造反派头头瞧我阴转多云的脸色判断,一时还不至于编入“牛鬼蛇神”序列。
        我有个爱好,常喜欢在旧报纸上挥毫泼墨,练练丹青。可当时随便哪天的报纸都有伟大的领袖套红头像和红字语录,你练字时涂黑了,“大不敬”是小,“侮辱伟大领袖”那就吃不了兜着走了。邻近学校就有人因此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先例。想练字,只能在学生用过的数学本上写写毛泽东语录或诗词。
        造反派整天忙个不亦乐乎,见我逍遥起来,觉得便宜了我,突然间想到何不起用我当写字的机器?于是,我奉命依样画葫芦,抄写“炮轰”、“火烧”之类的大字报,美其名曰:“重在政治表现”。抄呀抄,抄得我头昏眼花还得抄、抄、抄……不过,苦中有乐,倒也遂了我练练毛笔字的心愿。
        老是抄那些火药味特浓、无限上纲上线的东西,也有腻烦的时候。累了,我想起自己的一段隐情,愁绪万端,百感交集,鬼使神差般在大字报上写起诗来:
        常恐秋节至,焜黄华叶衰。
        百川东流去,何时复西归?
        少年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写毕,我为自己那龙飞凤舞的字体自鸣得意。突然,一种不祥的预感向我袭来,未等墨迹干了,我便揉成一团,扔进墙角落的废纸篓里。
        这下惹了大祸。不知谁告的密,说我有意识将《长歌行》的前四句抹掉了: “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诋毁万众一歌:《朵朵葵花向太阳》。第二天,校园里贴满了我的大字报,从墙上一直贴到我宿舍门上,我的名字被用红笔打上叉叉,我的罪行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在伺机反攻倒算”。一张张大字报勒令我深刻反省、彻底交待写那首诗的动机、目的和反动罪行。
        再尖酸刻薄的字眼和语句我都见过,抄也抄腻了,我无所谓,并不急于答辩。不就是节抄一首脍炙人口的古诗吗?千百年来,多少人传诵它、节抄它,也没听说过有毒有罪!这不是搞文字狱是什么?!难道清代雍乾年间的冤案再度重演?!
        造反派头头们见我不动声色,脸色又从多云转阴了。他们认定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挖出一颗深埋在革命队伍里的定时炸弹!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我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了,斗争逐步升级:从学习班到“牛棚”、从文攻到武对,无休无止的批斗,没完没了的检查,只差坐渣滓洞的老虎凳,喝白公馆的辣椒水了。目的就是一个,逼我承认“妄想蒋介石反攻大陆,阴谋变天”。他们中的一位小头头还绘声绘色地诱供:“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让我给你说白了吧!……”他秉承上面旨意道:“跟随国民党蒋介石逃到台湾的亲哥哥呀,你们什么时候反攻大陆呢?现在大陆正在文化大革命,乱成一团,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快来吧……”
        我感到问题的严重性,这不是要我自己承认是现行反革命、是特务吗?我一介文弱书生,1957年反右以来,我一直谨其言,慎其行,哪敢做件错事、说句错话!他们加的“莫须有”罪名,真是天方夜谭!这是天大的冤枉,死也不会承认的。
        任凭你唇焦舌燥地如何申辩,任凭你呼天抢地喊冤屈,你的亲哥哥在台湾,你的家庭出身是地主,蒋介石又在叫嚷反攻大陆,纵有千张嘴万条舌,千行泪万滴血,也难以让人相信,你写这首诗是不带任何目的,写来消愁解闷的。
        头头们见我死不承认,便连人带材料将我转往县红卫兵造反司令部关起来。这一关,一年多,县里成立三结合领导班子后,有位老公安接管了我的案子。
        我重新将自己那段埋藏已久的隐情说了出来:我的未婚妻黄春华与我同是扬州人、同年同乡同学,自幼青梅竹马,形影不离。那年她考上南京邮电学院,我考上南通师专,她哭着要和我换学校上。后来我去南京师院进修本科,她又笑着每个礼拜天帮我补习英文。目前,她在上海吴淞口某保密单位实习,与我一东一西,为了她的政治前途,我不想拖累她,准备断了这份情,一时又下不了狠心,故而借诗解闷。“焜黄华叶衰”就指她。
        这样的解释难以令他相信,我说有日记为凭。他们听说我记日记,立即派人陪我回学校宿舍去取。
        他们原指望在我的日记中查出三反言论,印证我写那首诗的动机、目的,结果大失所望。倒是我的那段罗曼蒂克史让他们读得津津有味,私下传阅开来。
        几个月后,那本日记又回到我的身边,我发现已被人传抄过。还我的人说了一句:“别的没有什么,就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情调浓了些,看看挺过瘾的。”
        有关对那首诗的追查,也就不了了之。从关我的那天算起,我平白无辜地被整整关了一年六个月零八天。
        1987年底,大哥从台北绕道香港归来,合家团聚。席间,我将这件事讲给他听,他连连笑道:
        “奇谈,奇谈。欲加其罪,何患无辞?荒唐,荒唐。我不是从台湾回来了吗?我回来不但探亲,还要投资,造福桑梓。都是炎黄子孙嘛,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两岸终是一家亲,要统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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