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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年代的偶遇—回忆巴金的一段往事

发布: 2015-10-08 18:54 | 作者: 吴文杰



        巴金先生(1904—2005)离开我们已经十年了。
        说起巴金,有一段历史往事跟朋友们说说。由于年深日久,确切的时间、地点、场景等等,许多已经忘却,但我记住了最重要的片段。
        四十多年之前,“文革”狼烟蜂起,全国掀起“破四旧”、“批判封资修(指: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 、“打倒反动学术权威”的狂潮。著名作家巴金首当其冲,“文革”伊始,他就被戴上“反动作家”、“黑老K”等帽子,他的代表作《家》《春》《秋》(《激流三部曲》) 等著名小说遭到激烈批判,巴金本人也受到轮番批斗。 
        为了“大批判”需要,当时巴金被关押在复旦大学六号楼学生宿舍内,由中文系67届部分学生负责看管(当时称“保护性看管”)。大约是1966年9月的一天,那天下午,在六号楼学生宿舍3XX房间(即巴金被“保护性看管”居住的那一间)走廊门口,当时我手里拿着刮胡子的剃刀,边刮边对着看管巴金的那位同学说:“人还没有老,刮胡子刮得血都出来了。”坐在靠寝室门口床铺上的巴金先生听到我的话之后,居然笑了,但又不是大笑,他用手捂住下半个脸,尽量不笑出声来。
        巴金关在复旦的日子里,我几乎天天可以遇到他,有时看到他被两位学生押着去学生食堂吃饭,有时看到傍晚他背着手在学生宿舍走廊里来回散步。但看到巴金笑的模样还是头一回,在这之前巴金先生的脸是和蔼而又是严肃的。那位同学后来大概有事走开了,我乘这个机会走进了巴金住的房间。他坐在床沿,我搬来一张凳子坐在他的对面。我连忙(我得抓紧时间)说:“巴金先生,我十分喜欢读你的作品。能不能问(照理应该用“请教”)你几个问题?”巴金操着浓重的四川话回答说:“好- - 好- -的!”(巴金有比较重的口吃毛病)。
        我问:“《家》这部作品发表之后,真的像你说的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吗?”
        巴金说:“是- -是- -的!那时许多青年人读了《家》之后,离开了自己的旧式家庭,走上了革命道路。这种影响延续了许多年,直到后来还有许多青年为了追求进步和理想,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呢。”
        我又问:“你小说里写的那些人物,是不是实有其人?”(我的问题很幼稚)
        巴金说:“是根据真人真事改变的,又不断充实加工,当然会有许多虚构的成分。”
        “巴金先生,你的写作习惯怎样?写作时列提纲吗?”我问了最后一个问题。
        巴金说:“我写作时不列提纲,写之前只有一个大的框架,基本上是写到哪里算哪里。写作前设想这个人物的结局应该是活下来的,但我写呀写,写到后来把这个人写‘死’了,这样的情况时有发生。”巴金先生的话里似乎不大满意自己的写作习惯。所以他话锋一转,谈到了茅盾先生。他说:“茅盾先生比我做得好。他写作很严谨,写小说,他先要列出大提纲,大提纲下面还有许多小提纲。故事情节的发展和人物的结局在提纲里都已经设计好了。看茅盾先生的小说,就像翻山越岭一样,一座山有一座山的美丽景致。”
        因为怕被“管理人员”发现我在跟巴金说话,所以谈话没有继续下去,我快步离开了3xx房间。
        这件事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但留下的印象却是经久难忘的。在这样一个世道艰危、人性扭曲的年代,一位身陷绝境的大作家跟一位涉世不深的二十几岁的大学生居然能够如此面对面、心对心地交流文学心得,这几乎是一个奇迹,它至今还温暖着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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