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启章：对，里面的地方都是真的，唯独这个“V城”是虚设的。对我来说这是有必要的，怎么说呢，用处可能不是非常实在，但是在我写作心理上是有用的，就是我可以比较放开去写，不用这么实在。
木叶：就像犯罪一样，既要杀了人，还要有不在场的证明。
董启章：有点像。就像用笔名这样子，一个不同的称谓。
木叶：你给香港取一个笔名。
董启章：对，我给它一个笔名，有点不同的身份，事实上又是同一个地方。所以有距离，但是又知道是什么样的地方。
木叶：香港除了西西的“我城”，还可能让人牵牵扯扯（或附会）想到张爱玲笔下的“倾城”、黄碧云笔下的“失城”，你觉得你这个V城和“我城”等等有什么不同？
董启章：她这个有个人感情，我城，我的城。V是有点区隔的，有距离感的，这个V是没意义的，但你也可以说“维多利亚”，有意义的，但是维多利亚的意义实际上已经变得非常模糊了，所以你可以说这只是一个标志。
木叶：我注意到1997香港回归那年你结婚，那其实是很微妙的一年，有很多人迁走，当然更多人选择留下来。你在事后的那种心情，或者说你在文字的表达上有没有变化？我们很难说它像1949或者是某个节点，但是对香港人来讲影响较大。比如说龙应台写《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她的感觉和一些大陆人的感觉是非常不同的。
董启章：当然，1997年我除了结婚还出了《地图集》，然后我就跑开，实际上在回归当天我是不在香港的。我是在度蜜月，在布拉格。
木叶：香港回归十周年的时候，金庸接受采访，就说到香港人“还是怕老婆不怕政府”。这十几年以来香港的文学、政治，或者说日常生活的变化，你从审美的、文学的眼光来看呢？
董启章：我觉得过了十几年，香港的本土意识反而更强了，非常奇怪，以前在英国人的统治下，当然也有反抗的声音，但是没有这么本土，对家园的感觉……反而是1997以后，过了十年，尤其最近好几年，像旧区重建这些问题，出现新的本土论述，而且都是年轻人提出来的，差不多是30岁，就是“80后”。这个符号很有趣，在内地一些语境里的意思跟香港的意思可能是相反的，在内地“80后”往往是说在物质比较丰裕的时代长大的孩子，自由、个性、物质化、不负责任、享受人生，可能各式各样都不是很正面的。但是，后来用到香港里的这批年轻人，当然不是指香港普遍的年轻人，而是指香港这几年从事社会抗争的年轻人或文化青年，就用来说这批人是反抗政府、反建制的，他们主张寻找本土的身份。
木叶：就是说他们的政治意识很强？
董启章：对，但他们不是从大的题目，比如说普选，大家都在说，香港什么时候才有特首的普选，立法局、议员的普选，这是大的政治议题，这些年轻人当然也会有立场，但是他们主要的工作不是争这些东西，而是在这些地区里面，这些旧区重建时，他们帮居民去反抗，去维护旧的社区作为他们的家园。所以2009年底到2010年初的时候，有一个香港近十几年最大的抗争，就是反高铁，因为香港政府要建这个高铁，一直连到深圳，香港回大陆很方便。他们就出来反抗，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是觉得高铁本身就不好，另外一个是因为建这个东西要拆掉很多屋，很重要的是拆掉了一个叫菜园村的小村，在新界的，因为要建这个高铁，要拆它，把村民赶走，当然会给他们赔偿，但是这些居民觉得他们在那里种菜，过着好好的生活，现在政府要拆掉他们的家园，他们就不愿意。本来是不关这些年轻人的事，他们（大多）是城市人，不是世世代代住在那里，但是他们非常认同地跑进去，跟着这些村民组织起来，反抗。
木叶：你刚才提到的事有政治性，大陆的作家经常会被问到你是否敢于反抗，你写作的时候会考虑政治的因素吗？
董启章：后来会，实际上《学习年代》已经有一点回应。当然一个作家的回应是怎么样的，我还在寻找，还不太知道。这些活动有时候我会去参与一下，当然这不是一个作家写作的事情，是我个人的事情。我常会想我写作的时候，怎么去回应这样的事情，是不是直接写它，或者是怎么写它？
木叶：像法国萨特他们那些人是走上街头的，但是有些人就不一定。
董启章：对，我的意思就是，我也在探索自己作为一个作家，怎么样可以参与或者是回应这样的事。其实在写作的部分，也不是这么简单，我直接去写也有危险，或者是有偏执，自己的立场十分鲜明的时候，可能会影响你的作品或者是文学性，这应是我往后在写这个下半部时要处理的一个最重大的问题。
木叶：王安忆写了《天香》，他写的是上海一五几几年至一六几几年的历史，有些人在说他在写摩登上海的前史(《长恨歌》是写20世纪的故事)。联系到王德威对你的“城市考古学”也感兴趣，你写了香港，写了更广阔的一个地域，甚至是自然史的概念，我想知道你这方面的雄心何在？
董启章：第一是时间性上，我觉得可以把“考古学”延伸到未来，所以在《学习年代》写到的已经是往后十年，就是二零二几年的时候，所以我的第三部的上半、下半都是未来，是还没有到的，是想像的未来，当然这个未来里面包括很多现在和过去的事情，“考古学”已经不是单纯写以前的，已经超越时间的概念了。
木叶：你的作品总是让我感到真实与虚构的相互较量。如果就地缘和文化基因而言，你有没有思考过“香港本色”和“中国模式”间的对冲或映照？
董启章：没有。我是一个香港作家，也即是一个在香港从香港人的角度书写香港的作家，而我用的语言是中文，一种书写体的中文，一种同时渗入了日常口头广东话和英语影响的中文。我心里没有一个“中国模式”的构想，更没有针对这样的“中国模式”去塑造自己的“香港本色”。如果我的写作当中存在中国文化基因的话，那关乎中文或者华语的传承和地域变化，而我必然是从香港的经验和位置去理解这种传承和变化。
木叶：“尽量写一个不能被影视改编的小说”，你既不在乎有没有导演改编你的小说，也不太在意一般意义上的可读性，那么创作中最牵动你的可能是什么？
董启章：我并非不在意可读性。我从没有刻意把作品写得艰深来为难读者。我不认为我的小说可读性低，我只是觉得读者也应该对自己有要求。只要读者有这个自我要求，也有基本的文学阅读能力，我的作品就并不难读。作为一个作者，我在写作的时候考虑的不是读者如何，而是作品如何。
创作的牵动多种多样，但当中最核心的是至为神秘的东西。这东西不应说出来，又或者，根本说不出来。它只能用作品本身去说。
木叶：有汉学家批当代中国文学，如顾彬；有作家说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如王蒙；当然，有很多人在静静书写。与此同时，商业化与娱乐化的因素，也在注入文学这条大河，你怎么打量当代文学？那些可能令你分神的或激越的是什么？
董启章：文学看似处于最好的时候，正正就是它处于最坏的时候的表征。文学的成功正正就是它的失败。文学正在死亡中。这不是悲观或者乐观的问题。我们已经迈进一个不需要文学的时代。但不需要文学的时代，却依然把一些东西包装成文学出售。所以，很奇怪地，“文学”这种东西还是会存在下去的，只是它的意义和内涵已经完全不同。“文学正在死亡中”的说法也十分奇怪，好像意味着它将死而未死，而把这种将死而未死的状态永远延续下去，似乎是真正的文学所能做的唯一的事情。现在还来做文学创作，必须怀着成为文学最后一人的心情。我们永远不可能成为文学第一人。源远流长的文学史中有那么多的伟大作家和作品，我们绝无可能做到前无古人。在文学将死未死的时代，我们只可以做到后无来者，如果这还可能的话。这是我们现在所能拥有的最后的文学抱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