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柏林走路》给了我很深的触动：散文不再是一种老套天真的抒情文体，它描述经历，而又赋予转瞬即逝的现实以流传的生命。它给出了一种新的创作观念，如何做到文体的新和内容的新。无疑，排在第一位的是思辨色彩，只有它能够自觉地摒弃传统散文带来的可笑抒情。它尤其不是小说家或者诗人的剩余产品！
我第一次去香港访书，正是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推出也斯作品集不久，统一竖长形的小册子，分为散文集、小说集、论文集、诗集四辑，共15种。我买下《山光水影》和《街巷人物》两本散文集，因为对描述人物场景比较感兴趣。而在当今的城市作家中，这样的题材相当于基本功的展示吧！这两本书映证了我读《在柏林走路》的一个直觉：也斯是把描写城市中的平常事物，街巷、人物、山光、水影，作为文字速写，这既是一种兴趣，也是一种目的。《街巷人物》附录此书初版本的“前记”，言为心声，抄录如下：
我常想把我遇到的人物和风景记下来。写东西帮助我学习观看、寻找事物的意思。我接触的多是平凡的人物，寻常的风景，于我有道理，便提笔写下来了。风景可能只是小巷风景，不是名胜，即使离岛山水，也有生活的磨蚀了……
为什么总想写人物呢？也许因为人使我想得最多。人是这么奇妙，又这么可叹……吸引我们去写某个人，或者是他身上某种素质，或者是身上见出不同社会的影响，我总想多观察、多聆听不同的人。
这篇“前记”写于1980年，这样的写作自觉，而后有《在柏林走路》，良有以也。因此才会有文字的不同，思想的不同。在2002年版的《街巷人物》“小序”中，也斯提到，1970-1978年中是他全心投入写作的日子，创作、评论、翻译，在报纸上写了很长时间的专栏，“70年代的风气还好”，“写什么都可以”。今天的香港或许还是如此，但从中可以看出这个人在一个报刊媒体高度发达、撰稿人称为“写稿佬”的环境里，如何使自己的作品（哪怕同样也是专栏）远离了急速生产带来的粗糙和肤浅。今天重读他写于70年代的专栏文章，不会有过时之感，并不是题材的不同，并不是因为他没有关注某件社会不公的事件而呼吁正义，或者因为香港的未来命运而质问当局，而是他同样是关注街上发生对事情，同样是写专栏，但是他让自己的文字拥有了文学的永恒性。我为什么会对这本小册子念念不忘，是因为这十多年来，也正是报刊媒体迅猛发达的黄金岁月，期间不论多少专栏写手，但专栏这种文体确实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是也斯让我对投入这个潮流有所警惕，无论是从写作的内容还是技巧，哪怕仅仅是叙述的语气——对，那种轻佻的、玩世不恭的、充满匀称笑点的语气，或者是大义凛然充满道德感的语气，都不曾被我接受，我欣赏的永远是那种纯粹的，甚至老实的叙述。
谨将读《在柏林走路》的一点感触写在这里，或许倒是值得今天的写作者深思的。
也斯真名梁秉钧，他生于广东新会，在香港长大，先后任教于香港大学和岭南大学。据李国威为《山光水影》作序提到，也斯的父亲早逝，他的童年并不愉快。但《母亲》一文中透露出也斯生命中重要角色所给予他的种种影响，其中不无文学艺术的延伸和启发。那是一位隐忍、宽容，善于忘记人性斑斑黑暗、善于发现平常生活慰藉的女性。他创作署名的特点是写诗用梁秉钧，写散文小说评论用也斯。我读到《在柏林走路》后不久，才意外地知道他的第一本诗集《雷声与蝉鸣》——靠近香港总是这样，远在内地时几年才会听到的名字，总是时不时的跳脱出来，古苍梧，唐诺，陈辉扬，等等。也斯和他的《雷声与蝉鸣》就是这样逐渐清晰起来。这本诗集1978年8月由香港大拇指半月刊出版，294页，收六七十年代所写的诗共83首。作为青年时代的产品，《雷声与蝉鸣》不可避免地有“少作”和“习作”的痕迹，作品的“未完成”之感明显。但这些诗，放在六七十年代的香港乃至中文写作范围来看，都不容忽视，它的现代、先锋、纯粹的西方口感——不妨想想，台湾夹杂了传统的现代诗——是何等的先知先觉，又结出了果。
我最喜欢这本诗集第三辑“香港”中的《中午在鲗鱼涌》。此诗写于1974年6月，早在那时，梁秉钧已经有意识地“描述”城市，在这一辑中非常明显。《中午在鲗鱼涌》写的是都市里的孤寂，人生中的闲暇，人性的愉悦和最简单的祈求。但同时也是文学中最重要的母题：都市的残酷冷漠，人的挫败、无望和渺小感。
有时工作使我疲倦
中午便到外面的路上走走
我看见生果档上鲜红色的樱桃
嗅到烟草公司的烟草味
门前工人们穿着蓝色上衣
一群人围在食档旁
一个孩子用盐水草绑着一只蟹
带它上街
我看见人们在赶路
在殡仪馆对面
花档的人在剪花
在篮球场
有人跃起投一个球
一辆汽车响着喇叭驶过去
有时我走到码头看海
学习坚硬如一块铁锚
有时那里有船
又是那是风暴
海上只剩下白头的浪
人们在卸货
推一辆重车沿着轨道走
把木箱和纸盒
缓缓推到目的地
有时我在拱门停下来
以为听见有人唤我
有时抬头看一幢灰黄的建筑物
有时那是天空
有时工作使我疲倦
有时那只是情绪
有时走过路上
细看一个磨剪刀的老人
有时只是双脚摆动
像一把生锈的剪刀
下雨的日子淋一段路
有时希望遇见一把伞
有时只是
继续淋下去
烟突冒烟
婴儿啼哭
路边的纸屑随雨水冲下沟渠
总有修了太久的路
荒置的地盆
有时生锈的铁枝间有昆虫爬行
有时水潭里有云
走过杂货店买一枝画图笔
颜料铺里永远有一千罐不同的颜色
密封或者等待打开
有时我走到山边看石
学习像石一般坚硬
生活是连绵的敲凿
太多阻挡 太多粉碎
而我总是一块不称职的石
有时想软化
有时奢想飞翔
“有时我在拱门停下来/以为听见有人唤我”，当我最初读到这首诗的时候，我以为是道拉多雷斯大街的索阿雷斯、是“烟草店”的坎波斯在喃喃自语。和pessoa一样，梁秉钧在这首诗里为未来的读者预留了座位。“一块不称职的石”，正是30多年来这个越来越科技发达的社会里普通人的缩影。
2009年，《雷声与蝉鸣》出版30周年，香港重出了一版。我觉得，这本诗集不仅值得在香港重版纪念，同样值得在梁秉钧的若干简体版作品中占一席之地。当我从诗人凌越那里借到这本诗集后，忍不住复印了一本。原书是梁秉钧送给凌越的。后来与梁秉钧谈到此书，唯一记得的，是他告诉我当年设计封面的刘佩仪，即现在明报为亦舒画插图的刘掬色。他当时送我的诗集是《变化的边界》，收录的是他关于澳门的诗作。记得他还说起封面的照片，前面提到的《在柏林走路》、《山光水影》、《街巷人物》一样，照片是他拍的。当年读《在柏林走路》，让我欣赏的也有他的摄影，这门技术和关于美食丰富含义一样，都为也斯后来的创作所用。自《雷声与蝉鸣》之后，我又读到不少梁秉钧的诗集，都有很大的不同，简单说是具有了太多丰富的含义。自始至终我最喜爱、最常读的还是《雷声与蝉鸣》。再也没有这本诗集带给我那种清新纯粹、打开天地的感觉。
这种不同，是时间的不同，写作的不同，我想，借用刚刚读到的王鼎钧先生的话最准确，这是酬己的文字与酬世的文字之不同。
也斯去世之后，陆续见到很多怀念他的文章，最近的《明报月刊》和《字花》都有专题怀念文章。从这些作者、特别是香港的诗人作家的笔下，更可以看出他的地位。
最近一次到香港，很想买一册《在柏林走路》的港版作存念，以前薄薄的那本三联版终于没有找出来。如果能再找一本《雷声与蝉鸣》，可以视为某种纪念吧。但在旺角一带的书店跑上跑下，没有见到这两本书。三月底香港的天气时阴时雨，没有兴致再去远一点的书店访书，只好拣了2012年修订版的《后殖民食物与爱情》，也没有去鲗鱼涌，在酒店躲雨读了大半。大半的故事都不错，《爱美丽在屯门》前半部分冷峻克制，相当美妙，而更可称道的是他如何巧妙地利用相同的题材，从法国的爱美丽到香港、屯门的爱美丽。
我一边读一边在想：这里便是他笔下那些人的城市，那些人是一个平常是酒吧周末是理发屋的浪子史提芬，大学里的“卢瑟”罗杰和何方，“食神”老薛……是这样的环境里产生了《在柏林走路》等散文，也诞生出声色犬马，要死要活的人间世。整部小说的13个故事都像是为电影所写的，换句话说，这是一部非常城市化的小说集，具有强烈的视觉特色。作为由松散的短篇汇集起来的中长篇一直是我偏爱的小说形态，有几个故事在技术上相当不错。但陆续刊发在报刊媒体上，时间又持续了十多年，将各篇小说进行熔合是必要的。就像也斯在后记里说的，他希望加入更多的东西，更多的改动。
我记得，就在我们谈过《雷声与蝉鸣》之后不久，我约也斯为我负责的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写一个同题专栏“三十年前”，介绍自己在1980年前后的阅读经历，包括当时重要的书籍。后来收到一篇，写的是《地铁姑娘与六十年代文化思潮》，虽然与栏目不那么切题，但在文章的边角里也能看出70年代法国文学对他的冲击，也可以说，关注文体的变化，特别是在写作实践中碰撞一系列的现代理论，也斯是先行者。就拿《后殖民食物与爱情》来说，这本书和也斯的其他书——当然，也是梁秉钧的其他书——一样，给我留下的是如“后殖民”、“爱情”、“食物”、“蔬菜与政治”、“东西”这样的“越界”印象。对于这一类的文本，我想会有更适合的人来评论、做研究。也斯和他的作品，确实是一个很值得深入探讨的题目。但对于我而言，永远也忘不了阅读《在柏林走路》和《雷声与蝉鸣》所受到的深刻震动，一直到现在写这篇文章，可以说是一种感动吧。就像他在《后殖民食物与爱情》这本有关食物的小说集里说的——“食物连起许多人情与关系，连着我们的记忆、我们的想像。”（P362）
附，戴新伟先生提及的两本书相关讯息：
《雷声与蝉鸣》第二版，作者：梁秉鈞；出版社：文化工房；出版年：2009年11月；ISBN：9789881816900
《在柏林走路》三联书店版，作者：也斯(梁秉鈞) ；出版社: 三联书店；出版年： 2003年8月；ISBN： 97871080185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