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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与回忆

发布: 2009-3-20 09:23 | 作者: 陈建华



生于上海。获复旦大学、哈佛大学文学博士。曾任教于复旦大学、美国欧柏林学院,现任教于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着作有《十四至十七世纪中国江浙地区社会意识与文学》、《「革命」的现代性:现代中国革命话语考论》、《帝制末与世纪末》、《革命与形式:茅盾早期小说的现代性展开》、《去年夏天在纽约》、《陈建华诗选》等。     

  从一九六八年八月起,我被分配在上海某个中央交通部属下的船舶修理厂里做工,因犯有「政治错误」而成为一个被改造对象,直至一九七九年秋因考上了复旦大学中文系研究生而离开该厂。几乎整个七十年代里,我的生命背负着一片灰色,显得沉重、平庸、不光彩。但在一部成长小说中,这十年会占据叙事的主体,加之以吊诡和反讽的现代修辞,会更具典范:青春期的主人公一个被侮辱被损害的在生活的熔炉里历尽磨难,自我得以锻造,最终为社会认可、拥抱而走上成功之途。
      
       但毕竟和那些「成长小说」不同。我是锻工,也练就一手绝活,能抡起十来磅的铁锤,三百六十度挥舞手臂,朝铁砧锤打。然而不像高尔基自传里的主人公诚实地经受社会的考验,而铁砧上的「锻炼」没让我成为一个美丽的比喻。首先是心不在焉,干得再好也是「改造」使然,看不到前途。真正的自我却在另类空间里伸展:利用业余时间读书、学外语,抱着隐秘的希望。
      
       修理厂在浦东近郊,每天从外滩陆家嘴摆渡,再乘车到厂里,路上来回足足三小时。放工回家,爬进我那个伸不直腰的小阁楼,便进入了人文的大同世界,生活好像重新开始。胡乱读了不少书,包括一些大学教材,如王力的《古代汉语》、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周予同的《中国历史文选》等,也算完成了「我的大学」。
      
       学外语
      
       一九六九年五月十三日,我的中学同学的姐姐嵇吉利带我去见了安耀华老师,他同意教我学英语,这预示着我的生活方向的改变。我和安老师相濡以沫,与七十年代相始终。安老师个子不高,大约五十出头,貌如童稚,心地单纯。英文名「彼得」(Peter),是从前教会给他起的,但他更受赐于宗教的仁慈。他在上海科学院图书馆工作,做提供讯息资料之类的事。那时刚因里通外国的嫌疑被单位里隔离审查过,且教学外语本身便是一件犯忌的事。收我做学生,没有别的原因,照上海人的说法,是「前世里缘份」吧。当然迷信不能解释一切。半年之后我也被隔离审查,睽违了两个多月我们重聚在一起,好像甚么都没发生过一样,相互之间更分享一种文化上的共识或默契了。
      
       每星期一两个晚上去安老师家,手把手从音标教起,用的是一套老牌帝国主义的「基础英语」(EssentialEnglish)。看看学得差不多了,其实还差很多,就让我加入他的「圈子」,和小伍、老姚一起,两位是安老师的莫逆之交。小伍在中学教书,皮肤白晳,戴一副秀郎架眼镜,风度翩翩。老姚是某处职员,谦谦君子,喜欢咬文嚼字,幽默中略掉书袋。每星期六晚上聚一次,读他们带来的读物,从《北京周报》、《大不列颠百科词典》等处找来,人文科技的文本都有。然后是闲聊,从街头新闻到日常生活。他们的程度已相当高,我是听得多,所谓潜移默化,到后来也能插话了。有一回读一篇有关天文方面的文章,大量专有名词,使我知道了许多星座,也有不少忘了的,因为再也没有碰到过。
      
       因为住得近,不必等上课也会去看安老师。横穿过马路,走进公交医院的大弄堂,拐几个弯就到了。常留晚饭,陪他喝一两盅酒。安老师已丧妻,小孩男男女女六七个。那不是物质丰裕的时代,多我一双筷子,像多个家人一样。总是先让孩子们毕食后我们两人对酌。有酒便喝,不管是黄酒白干。我最中意的是和梅干菜煨的红烧肉,不腻不碎,这些多亏他大女儿阿月头,里里外外打理得舒舒齐齐。前几年回沪见安老师,孙子重孙一大群,阿月头还没嫁人,为老父和家庭也可谓尽心竭力也已。
      
       为甚么学外语?忽然想起这问题自觉有点奇怪。显然没用处,尤其是文革还轰轰烈烈正在兴头上,政治上绝对不正确,只会招麻烦,不像后来学的人多了,便成了路。对我来说,从写诗转到学外语,好像是转移一种精神寄托。在这十年里,不光学英语,还学了法语、日语,辗转于好几个圈子,交了不少才俊之士。这固然拜赐于上海地理文化的土壤,扫荡之余却沉渣泛起,仍不乏资用,但我想作为一种集体行为,当然怀有隐秘的梦想,尽管朦胧而遥远。或许这也是一种文明的习惯,大家走在一起,须有共同的语言,也须造出新的规则来。
      
       七一年抑是七二年夏天,小伍带来一位青年,叫郁福民。相貌俊秀,谈吐文雅,一口流利的英语,声调软美,令我暗中叹服。小伍说郁能教我们法语,于是另有法语班,我们全参加了。在黄河路郁家上课,一个大客厅摆设整齐,一看是个颇有底气的家庭。我们从发音开始,用的是一种英语讲解的教材。法语听起来有一种优雅的节奏美,而小郁的声调更动听。有一个r的音特别难,据说发这个音巴黎人用的是喉音,如果读成卷舌音,就像外省人了。为了发准这个音,我在家里练了好一阵子。
      
       可惜法语班上了两三个月就停了。过了一阵又恢复,只是换了地方,在淮海中路上陈安安家里。也是小伍介绍的,陈长得魁梧,气色白里透红,嘴唇厚厚略带调皮和性感,也戴一副眼镜。他英语已经相当好,在家里早已开班授徒。法语老师赵树华,也是「老三届」同龄人,安安和我都加入,还有乔治和南希兄妹等人。树华好像在哪个中学里教书,外表朴素,一派正气,像电影里的地下干部。教得很认真,口音纯正,语法精熟。我很惊讶他从哪里学的,但从来没问过他。
      
       安安家在淮海中路繁华段上一条新式洋房里弄里,其父在解放199前从商,家里被红卫兵冲击过。居住一套房,我们在厢房里读书。他有时会进来,笑呵呵跟我们打招呼,相当海派,穿背带西裤,腹部略挺,显得练达而乐观。安安在一个里弄工厂做事,并不安份,晒网的时候居多。他下功夫背诵英语词典,可见其热诚之一斑。家里似有两三个英语班,起初我也加入过一个,另有小伍和安安之妹,过了些时,两人经常缺席,因为互相擦出火花,到外面去发展了。
      
       法语班坚持了两三年,读完北京外语学院编的一套四册《法语》教材。每次学一课,大家事先做准备,课上读课文,每人轮流读一句,用中文翻译出来。碰到语法疑难处,大家讨论,或赵老师加以解答。没有作业,也没有考试,主要靠自学。快学完时,大家去附近照相馆拍了一张照,每人给放了一张六寸的。共十一人,可能有的是在英语班上的。
      
       隔了三十余年来看这张照片,有的叫不出名来。以前也没有这么认真看过,看着看着,看不出疯狂来。衣服几乎是清一色灰暗,特别是坐在前排的三位女生,在今天女孩眼中大约会觉得不可思议。其实她们的衣着打扮还是有分别,不知出于偶然还是事先商量过。右边的梳短发,穿人民装,属于五十年代;左边的梳辫子,穿中式装,代表传统;中间是南希,烫发,穿开领衫,露出高领羊毛衫,颜色大约是红的,可说是「上海摩登」的流风余韵吧。
      
       一瞬间的留影,不知有多少见证了那个时代一个不寻常不那么透明的时代。拍照以志纪念,不无一种「合家欢」的意思,一个小小的在阳光阴影里成长起来的另类家族。像我们这样的在上海应当还有,但淮海路上却具某种象征,从前是法租界地段,代表某种殖民文化的精致,却在我们身上找到了新的载体。后面两排各站四个男生,有的微笑,有的木然,独有我在微笑与木然之间,也看不出个所以然。
      
       另有几张照片,是在安老师家中照的,有小伍、老姚、安安兄妹、乔治兄妹等,有点像两个方面军「会师」。中间安老师,左右是绝对够「美人」标准的两位妹妹。我和安老师的那张,我笑得如此璀璨。那是在七十年代中后期,我们学外语的鼎盛期,却是蹉跎的青春,桃李芬芳。
      
       那是一种奇特的集合,说「家族」有点夸张,「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却和「文化大革命」不一个路向,或许也分享了它的无私、拜赐于它的闲暇,回想起来骤生缅怀。八个样板戏毕竟填不满空闲,没有别的娱乐,倒催生了特别的私人空间,打牌、烹调、缝纫,把小家庭布置得漂漂亮亮的,所谓「上海男人讨老婆欢心」的神话,其实由文革而来。学外语也是一种消闲,却含自救的意味,好像在同一条船上,互相勉励,不计利害,像安安那样长期提供场所和资源,常常在课上分发用他老旧打字机打出来的辅助材料,这种慷慨大约现在要找也不容易。
      
       聚在一起读书,学习本身即目的,不问你是谁,不议论国事,这种氛围和我以前的文学沙龙不一样,那是为道德正义所主宰,胸怀天下,呼天抢地,造就的是诗人。学外语含有工具理性,不光视语言为工具,无形中为外来文化所薰陶,正像首先要学会「女士请先」之类的礼貌习语一样。如果深入观察文化的肌理,不可忽视学员们的家庭背景,大多是知识分子或资产阶层。这一代父母历经政治运动,被改造得相当成熟,学外语像擦边球,某种意义上凝聚着中产阶级的梦想,与其说是与文革对着干,不如说属于「和平演变」的策略,说起来还源自晚清「洋务运动」的改良精神呢。
      
       有一点,我想也是环境使然。在陈安安家进进出出,邻居也知道我们在学外语,都见怪不怪,泰然处之。在安老师家上课,如果在夏天,会把家门开着,就在底楼,朝向弄堂,走过的人可听到我们在说洋话,没有人来过问。不光是的大家都知道安老师是好人,住在这「张家花园」的新式里弄的,阶级觉悟不那么敏锐,或许像张爱玲说的,都有那种上海人的「聪明」。
      
       数年下来,我和乔治、南希兄妹较熟。有一次应邀去他们家,在成都路上沿街一栋楼里,靠近南京路。那天下午阳光充足,英国式红茶,配上一套精致的茶具。听说父亲从前在南阳经商,已经过201世了;见到他们的母亲,五十开外,端庄娴雅,保养得很好,没一丝皱纹。安安曾跟我说过,她是个「女中豪杰」,果然厉害,思想艺术无所不晓,大谈柏拉图的哲学,她说她做甚么事都有计划,当然包括对于乔治和南希的学习。不知道怎么会谈到牙齿,她说她牙齿不好,经常看医生,后来她做了一个决定,干脆把牙齿全部拔掉,包括不少好牙,装上了一副假牙。我听了大为震动,在她的语气里,她是个有决断、不寻常的女人。
      
       安安对她非常敬佩,不过在这么说的时候,我察觉到他有些感伤和无奈。他喜欢南希,在课上也看出来了,他和南希说话带一种特别的温柔。安安说她母亲不同意,甚么原因也没说。怎么说呢,我们学外语的大多是老三届,已臻而立之年了,不是文革的话,也许有的已谈婚论嫁了。如果有机会,在学习中发生爱情,岂不天公造美?如郁福民和姗丽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七八年结婚时托人带来了喜糖。当然也有缘悭一世的,小伍和安安的妹妹便如此。小伍一表人才,但女方家长没接受,大概还考量到家底、职业等因素吧。成功的当小说读,不成功的为现实抱憾,反正都能满足我们的心理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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