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第一次坐客车，车厢内全是硬板凳，有如大会堂里的长条凳。听到猪崽在噫噫地叫，一股猪栏里的骚味儿，这股味太熟悉了，我也习以为常了。可那时对我来说，这辆客车无疑相当于我第一次在上海坐地铁，甚至带有观光的意义。客车每隔五里地左右就停一下站，我不时从车窗探出脑袋沿途张望，还兴奋地要跟大姑报告，她喏地应了一声，似乎瞌睡中，又似乎有什么心事。现在回想，那时的我太幼稚了，完全没顾及到大姑对我即将的到访其实是为她家添麻烦。除了路途较远的温州小姑家，同样是多子多女的两个姑姑，实际上在那个物质十分因难的年代，通过这种变通的方式，来为娘家抚育后代，因为我每次去两个姑姑家一住就是半月一月——扮演蹭饭者的角色，为自己家节省口粮。
车到北洋，我随大姑下来，往回走了一里多地，再转弯向南朝一条三尺宽的小道走去。我走不动了，大姑“骗”我说一会儿就到了，我双脚来了力气，可“一会儿”还是未到，就这样大姑一路“骗”下去，就如曹操跟口渴的士兵说前面就是梅林，充当“望梅止渴”的角色。大约走了七里地，才见到一个小山村。这下终于到了目的地。这一趟，大约六七岁的我居然走了十多里地。我见到了一排木瓦房，屋前屋后堆满了木柴爿、干茅草；稍远处，有筑山坡而居的茅屋，冒出淡蓝色的炊烟，随风飘扬。这个村叫西岑，当时村叫大队。我那时闹不明白，大姑长得眉清目秀，尖尖的鼻子，身材小巧玲珑，本是城里人却为何嫁到这穷乡僻壤？
大姑家有两女一子。大姑丈是西岑人，我在奶奶家见到他，一股秀才相，出口成章，他念过书，在外地一家大型化工厂工作，夫妻俩分居两地，每年有一两次“鹊桥相会”。有一回，我在奶奶家还见过大姑丈随身带来的几听罐头，用菜刀撬开其中一罐的马口铁皮，是荔子罐头，那天是我第一次也是所见过的世界上最好吃的水果，尽管每个陈家孙辈分到的荔子只有一小勺子，但所有的人都吃得呼噜噜地响，像小猪崽吃槽里的糠食一样。
我见到了表妹表弟，他们带我在村前村后转了一圈，还玩了猫捉老鼠的游戏，这份快乐跟现在的我儿子到游乐园玩大转盘没什么两样。中午，大姑拿着饭锨在土灶大铁锅里炒着大蒜咸肉年糕，香喷喷。顿时，让我和表弟表妹咽着口水。可是等大姑盛出来的年糕只有一海碗，她将年糕扒拉出三小碗，递了眼色给她的儿女，旋即端了余下的年糕与碗沿平整了的海碗让我吃，说：“你是客人，是我的侄王（即大侄子），当然待遇不同。”我那时年幼无知，只顾自己海吃起来，等到我吃完，环顾左右，发现三个表妹表弟都在偷窥着我这副吃相，他们分明流露着无比羡嫉之情，又在自我压抑着，更可贵的是他们识大体。这顿饭三个表妹表弟只可怜兮兮的分到拳头般多的年糕，拿此当下饭的菜，以番薯丝拌饭为主食，而大姑连半腥年糕都未尝到，只吃番薯丝拌饭。大姑微笑着问我：“吃得还好吗？”我“嗯”的一声，不敢应声过大。
大姑切出番薯藤、叶，拌了糠，用簸箕装了，朝屋披下走去。那里砌了猪圈，栏里有四头粉红色的小猪崽，“昂昂”地叫着。
几日下来，家里实在没什么好吃的了，我放下小客人的“架子”，客随主便了。在吃腻了番薯后，大姑让我尝尝洋竽。我随她到了一间储藏室，地上铺了一层层洋竽，有的长出了嫩芽。听大姑说，这些是洋竽种，那些长芽的，人吃了会中毒的。她拣出那些没长芽的洋竽，加了点咸肉炒了，真好吃！想想那时的我居然连大姑家的洋竽种都敢吃，真是一种罪孽。
到了下月中旬，大姑拿着小团箕，撒着糠，嘴里“咯咯咯”地叫着，喂鸡食。她的头朝屋前的小路远处探望。听到车拎声，大姑忙放下团箕。不远处，过来一位邮递员，推着加重型脚踏车，车三角档挂着一只大大的有点褪色的绿色邮袋，他大声地叫着大姑的名字，两只腿肚上挽着裤沿，一高一低。大姑连忙拿出私章，又递出一搪瓷缸凉水。邮递员咕噜噜地喝了，递出一张汇款单加印泥，让大姑摁了私章。两人聊着话，我听出是大姑丈汇来的款。又过了几日，大姑接到了大姑丈的信，跟我念了几段，看得出她是跳段在念，因为我那时只识“毛主席万岁”之类的字，大姑的神情有点羞涩，可能信中有两人恩爱的话。晚上，大姑又炒了大蒜年糕，说明天她要取款还要寄封信，顺便送我坐车回城里了，我该上学了。这回的年糕炒出一大锅，全家人都享用了。是大姑丈给家里寄来了钱，他每月8日领工资，把大部分的钱寄来了，寄到西岑要10多天，而信却晚到三四天。天黑了，传来蟋蟀的叫声，大姑屋里亮着油灯，她戴了袖套坐在桌前在写信。我看到她正在写第二页……那油灯映出暖暖的红光，似乎在抚着她发烫的脸。
奶奶健在时，常跟我说，她是“光荣的妈妈”，因为生了四个儿子和三个女儿，上世纪50年代，她到粮店购粮，因戴有“光荣的妈妈”标记，排队的人为让道，享受优先购粮的待遇。听我妈说，因为人口众多，大姑小时候作出了“牺牲”，给人做了童养媳。大姑念过一两年书，虽能吃苦，但她对这样的命运不满甚至反抗，离了婚，终于找到了新归宿，跟大姑丈美满结合。
过了三四年，我听到大人们说，大姑家遭了火灾。大姑丈在外地工作，只有她一人来救孩子。着火时，她一人冲了进来，分别抢出了两个女儿。又冲进来，在滚滚浓烟中，一片火海中，她将屋里屋角翻遍，终于寻到了被烧晕了的儿子。她的手腿被烧出一块块火燎泡，却硬是拚着一股劲，救出儿子。我的这位表弟被烧得几尽毁容，大姑不顾自己疼痛，跟着儿子到了公社医院，又转到县医院、省城医院，尽最大努力使儿子的毁容降低到最低点，还狠狠地自责，又为她儿子的将来担忧。
又过了几年，我在奶奶家见到了我的这位表弟，经过整容后的表弟，脸皮有点变形，植上了新皮，露出深浅不一的颜色，部分皮肤像羊皮。原本英俊的表弟变成丑八怪了。见到他，我的许多表兄表妹不愿跟他一起外出。有年春节，他来到已搬回城里祖屋的我家，他成天呆在家里不出，奶奶怕这个外甥憋坏了，让我陪他上街。我找了要做寒假作业的借口给拒了，只有我这个给工地做粗工的小叔肯陪他。没想到等我上了街，远远看到他跟小叔走在一起，边上的行人像看外星人一样看他，他可能早就遭受着人们这种异样的目光。而我却忽地调转身，闪了。现在想想，当年的我是多么的无知啊！
等到我成人后，我跟这位表弟痛快地喝过几回酒，他的面容跟正常人没多大的区别了。幸运的是这位表弟赶上了顶替父职的好事，在外地工作，娶妻生女，过着幸福的生活。提到儿子和孙女，大姑说她赶到外地替媳妇值月子，外孙女长得很漂亮。大姑为此欣慰。
上世纪90年代，小姑与大姑都是祖母级了，决定在海门买房落脚，这是因为二姑家在海门。以她家为中心，大姑小姑各自在老街边上买了一间旧房子，相隔几十米。三姐妹常常串门，唠唠体己话，除了小姑，大姑和二姑孙辈绕膝，无后代的小姑似乎也分享这份天伦之乐。有时三家人合在大姑家吃火锅，虽说只有三十平方米大，坐不下的全站着，满屋子黑团团的人影，人多得连根锥子都扎不进，可那份热腾腾的气氛，热烘烘的亲情着实烫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