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1975年后，钱先生面对蒋总统去世前后的种种变局，忆及抗战前后中国之动荡，以史学家的心情观察，感慨更自深沉。他一直盼望而终于失望的是一个安定的中国。《国史大纲》完成之时，昆明、重庆在日本轰炸下，前线将士血战不休，在该书〈引论〉中他说，「以我国人今日之不肖，文化之堕落，而犹可以言抗战，犹可以言建国，则以我全民文化传统犹未全息绝故。」（页32）此一段文章，使我更具体地了解他为什么肯在蒋总统邀请下，舍香港而来台湾定居，以为可以安度余年，因为他也和那时所有中国人一样，有八年之久相信抗日救国的必要，而1950后台湾仍是捍卫中国文化的地方。
我不敢进入史学范畴，但是对于文化史极有兴趣，尤其注意知识分子对政治变局的影响。大学时代《国史大纲》曾是我们的教科书，在人生许多不同阶段也曾重读。近日知《国史大纲》在大陆又成必读之书，果真如此，书中首页，「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的要求：「所谓对其本国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对中国半世纪动荡，饱受摧残的人性应该有增加温厚自尊的影响吧。
如今回忆近二十年，隔着小方桌，听钱先生说话，如同他的〈引论〉，都曾以不同方式，在不同变局中，对中国文化重作剖析。钱先生说话有时平静，有时激昂愤慨，在座有时仅我一人，有时和钱师母三个人。他的无锡话多半围绕着这个心思意念，并不难懂了。
我记得后来一次谈到文革红卫兵对师长和文化人的摧残，待这批人长大，统治中国，他们的暴戾人性会将中国带到何处去？我深以为忧。钱先生说，文革结束后，五十岁左右的人仍会保存一些国粹，他们有说话的一天，中国文化仍有延续的希望。
那些年钱先生也常谈到台北的政局，尤其是文人对变动政局的态度。谈到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由昆明迁回平津，还乡者几乎行李尚未安顿，战祸又起，人心惶惶。文人和一般百姓一样，亦不知何去何从。钱先生回到无锡家乡，在太湖畔之江南大学，教中国思想史等课，兼任文学院长。他在《师友杂忆》中回忆当时，「学校风潮时起，盖群认为不闹事，即落伍，为可耻，风气已成，一时甚难化解。」每日湖里泛舟，或村里漫步，心忧家国，以五彩笔纂集《庄子》各家注，于1951年出版《庄子纂笺》，序文说，「庄子，衰世之书也。故治庄而著者，亦莫不在衰世。……余之生，值世又衰。……今战氛殆不可速了，遂发意注庄子。……版垂竟，报载平津大学教授，方集中思想改造，竞坦白者逾六千人。不禁为之废书掷笔而叹。念蒙叟复生，亦将何以自处。……天地之大，将不容此一人，而何有乎所谓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然而古人有言，焦头烂额为上客，曲突徙薪处下坐。此六千教授之坦白，一言蔽之，无亦曰墨翟是而杨朱非则已。若苟四十年来，漆园之书，尚能索解于人间，将不至有若是。天不丧斯文，后有读者，当知其用心之苦，实甚于考亭之释离骚也。」这种沉痛和抗战初起着《国史大纲》时充满奋斗救国的心情多么不同。1949年中共进驻时，大多数学者留在大陆，距抗战流亡不久，家人生计，顾虑实多，留下者没有不说话的自由，由批斗侮辱中幸存已属不易，中国学术研究至此几乎形成断层。
1950年钱先生由广州去香港，与友人创办新亚学院，最早只有数十个学生，第一届毕业生只有三人，其中最杰出的余英时在〈犹记风吹水上鳞〉文中谈当年简陋艰困的情况和师生的「患难之交」，他对老师重要的著作和做学问开放的态度有扼要的见证。1967年钱先生迁居台北，政府礼遇学人，助其在阳明山管理局宾馆预定地上建一小楼，名「素书楼」，可以安居，讲学著述，颐养天年。
他万万想不到的是，晚年「归」来定居的台湾竟也到了没有温情与敬意的一天，使他在九十六岁的高龄，1990年六月底，为尊严，仓皇地搬出了台北外双溪的素书楼，落脚在杭州南路一所小公寓，三个月后逝世。当年继任的国民党总统李登辉，没有意愿维护前任对归国学人的礼遇，举国将一代大儒扫地出门的莽撞无识，其不尊重学术的景况，为台湾悲。而当时在立法院尖刻强烈质询，要求收回市政府土地的陈水扁，后来任总统八年。
十二年后，2002年三月，台北市长马英九主持开启「钱穆故居」典礼，将它开放作为中国文史哲学研究之用。距我初登石阶整整三十年，如今脚步何等沉重。石阶上的院子搭了一个小篷子，典礼下午开始时春雨下得丰沛，小篷子遮不住雨，场面相当凌乱。我进去后，在后排找到个可以不被人发现的位子，可以听听，仔细想想这三十年间事，钱师母的心情更可想而知。当初议会叫嚣收回市产的时候，仍有一些史学研究的年轻学者前往素书楼探视，且为他整理、校订旧作。钱先生问他们，「这些人急着要这房子做什么？」他们说，「要做纪念馆。」他说，「我活着不让我住，死了纪念我什么？」.
余英时追悼钱先生写了一副挽联：
一生为故国招魂，当时捣麝成尘，未学斋中香不散。
万里曾家山入梦，此日骑鲸渡海，素书楼外月初寒。
他在〈一生为故国招魂〉文中想用这副挽联来象征钱先生的最终极也是最后的关怀。「未学斋」是以前钱先生书房之名，是他苦学自修的心情，素书楼「今天已不复存在了」，这大概是余先生以国际史学家的身分，厚道的说法。钱先生自十六岁（1910年）读到梁启超的〈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深深为梁氏历史论证所吸引，一生研究历史，希望更深入地找寻中国不会亡的根据。他希望国家社会能在安定中求进步，而不是悍于求变，以戾气损伤文化。余英时说，「钱先生无疑是带着很深的失望离开这世界的，然而他并没有绝望。……他所追求的从来不是中国旧魂原封不动地还阳，而是旧魂引生新魂。今天已有更多的人会同意这个看法。」
我初见钱先生的时候，已是他的红叶阶段，深秋季节，思考的叶片已由绿色转为一种祥和的绚烂，再几番风雨，即将落了。他八十岁生辰南游，在梨山武陵农场写成〈八十忆双亲〉一文，「此乃常萦余一生之怀想中者，亦可谓余生命中最有意义价值之所在。」此文后与《师友杂忆》合集，充满了家人、友情温暖的回忆，也充满了他那一代文人在乱世，颠簸聚散的感叹：「余亦岂关门独坐自成其一生乎，此亦时代造成，而余亦岂能背时代而为学者。惟涉笔追忆，乃远自余之十几童龄始。能追忆者，此始是吾生命之真。」.
忘不了的人和事，才是真生命。这也是写《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钱穆先生说的话。
我近年迁居，目前的书房正壁上挂着一幅钱先生赠我的墨宝，录明儒高景逸先生的五言绝句五首，开始一首即说出他在外双溪定居的隐逸心情：「开窗北山下日出竹光朗楼中人兀然鸟雀时来往……」署名「丙辰重久 钱穆 时年八十有二」。那时他视力已差，这幅字更是珍贵。在它对面墙上，挂着庄灵所摄的一棵兀然挺立的阔叶树，上面的枝叶明晰地投射在光影交错的山岩上──这也是我企望的情境。/www.tecn.cn )
想念那些年，钱先生为什么愿意与我谈话？他是学术思想史家，在制度史、沿革地理，以至于社会经济各方面都下过苦功，而且都有专门著述，到台湾后又着手《朱子新学案》、《古史地理论丛》等整理工作（由台大中文系戴景贤、何泽恒君等协助校阅）。他与我谈话，从不论及史学研究，但谈人生，如他在《八十忆双亲》书中说：「国民政府退出联合国，消息频传，心情不安，不能宁静读书，乃日诵邵康节、陈白沙诗聊作消遣。继朱子诗续选两集，又增王阳明、高景逸、陆桴亭三家，编成理学六家诗钞一书。……窃谓理学家主要吃紧人生，而吟诗乃人生中一要项。余爱吟诗，但不能诗。吟他人诗，如出自己肺腑……」
由读诗谈人生，谈文人在乱世生存之道，他认为书生报国，当不负一己之才性与能力，应自定取舍，力避纷扰，所以抗战胜利之后不去京沪平津各校，回到家乡太湖畔读书，再由云南去香港，来台湾，至少保住了不说话，更不必在中共批斗中「坦白」的尊严。到台湾后应文化学院（现为文化大学）历史研究所聘，每周两小时由学生到外双溪上课，并任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生活得以安排，从未发表任何政治言论，如余英时文中说，「时间老人最后还是公平的。所以在他的谈话中，他总是强调学者不能太急于自售，致为时代风气卷去，变成吸尘器中的灰尘。」
自1990年8月31日钱先生逝世，我都念着，因为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世界上仍有忘不了的人和事。
【2008-08-31/联合报/E3版/联合副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