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铁生评论两篇
坐在园子里的史铁生
□陈福民（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史铁生的文学写作，自《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开始，便与社会、历史、时代这些宏大的事物拉开了距离。为此他付出了超人的代价。一方面他必须承受着文学写作内与外的双重压力，时刻担心创作资源的枯竭，“人家满世界跑都有枯竭的危险，而我坐在这园子里凭什么可以一篇接一篇地写呢？”另一方面，那个究竟是活着为写作还是写作为活着的问题，总要时不时跳出来跟他捣乱。他凭借一己之力和超出常人的弥天大勇克服着这些障碍，与命运进行着殊死搏斗，并不断向那些饱受命运折磨孤苦无告的人奉献着自己的精神觉悟。
A《我与地坛》突破模式
作为一篇散文，《我与地坛》所取得的成就及其所达到的高度是无与伦比的。尽管它只是一部单篇散文，尽管此后人们不会再奢求史铁生乃至其他作家写出同样的作品，但正如韩少功所断言的那样：“《我与地坛》这篇文章的发表，对当年（1991年）的文坛来说，即使没有其他的作品，那一年的文坛也是一个丰年。”事实上，不仅是那一年，《我与地坛》堪称整个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收获，而其影响，也不限于“文坛”，它在各个阶层的读者那里都引发了强烈持久的震撼、回味与思考。
当1991年《我与地坛》发表之后，整个文学界对史铁生这个名字及其文学写作的欢迎，更像是结束了一个漫长的煎熬终于等来了他们想要的结果——似乎只有史铁生才写得出这样尽善尽美的文字。
人们也确实是等得太久了。中国当代散文长久以来形成了它的高调、造作和模式化积弊，至少在《我与地坛》问世之前的三四十年里，散文被“时代”所累，被政治意识形态所累，被观念哲理所累，甚至被“精心构思”所累，几乎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曾经被认为是当代散文最高成就、后来又被痛加贬抑的杨朔散文，其模式化影响之深远是不可低估的。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当代散文的写作与阅读都是被上述模式化支配着，即便是进入了所谓“新时期”的20世纪80年代，这个问题依然存在。“60年代形成的散文文体模式，在‘新时期’主要成为散文发展的障碍，这种写作模式，通常表现为以表现‘时代精神’的目标的‘以小见大’、‘托物言志’的主题和结构倾向，刻意追求散文的‘诗化’和对‘意境’的营造”。（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应该说，在20世纪90年代，理论上对于散文这种模式化弊端的反省批判已经相当清晰深入了，但是，只是到了《我与地坛》出现之后，散文的写作实践才彻底粉碎了那个梦魇一般的模式化统治，并且提示了散文写作所能达到的思想艺术高度。
B古园等我四百年
《我与地坛》集中思考和表达了“生命”的困难与意义，这是史铁生在漫长的艰难岁月里对生命再三再四循环反复的思考咀嚼和叩问所得。这样的主题致思方向，对于当代散文来说，或许并不是破天荒的创举，此前的散文写作，一般也都会触及到这类主题。但是能够以一种平实、冷静、温情而透彻的态度娓娓道来，升天入地，丝丝入扣、体贴入微，毫不勉强造作，并抵达一种为能平常人所理解又难以企及的境界，却只有史铁生做到了。
一个人与一个所在，一个绝对的障碍与一种克服之道，一个有限的孤独的个体与广大无垠深不可测的世界，就这样在“我与地坛”的深情厚谊之间被诉说了：
地坛离我家很近。或者说我家离地坛很近。总之，只好认为这是缘分。地坛在我出生前四百多年就坐落在那儿了，而自从我的祖母年轻时带着我父亲来到北京，就一直住在离它不远的地方——五十多年间搬过几次家，可搬来搬去总是在它周围，而且是越搬离它越近了。我常觉得这中间有着宿命的味道：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而历尽沧桑在那儿等待了四百多年。
它等待我出生，然后又等待我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四百多年里，它一面剥蚀了古殿檐头浮夸的琉璃，淡褪了门壁上炫耀的朱红，坍圮了一段段高墙又散落了玉砌雕栏，祭坛四周的老柏树愈见苍幽，到处的野草荒藤也都茂盛得自在坦荡。这时候想必我是该来了。十五年前的一个下午，我摇着轮椅进入园中，它为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
史铁生于1969年作为知青到陕西省延安地区“插队”，1972年因病致瘫而回京。当人们为《我与地坛》的通透圆融和超越之美而感动的时候，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个生命再次出发艰难跋涉的起点，距离他写出并且发表《我与地坛》，已经是将近二十年的时间。没有人能够想象和体会他的艰难困苦——身体的障碍与精神的绝望曾经试图以自然的名义击垮他。但是史铁生走过了这个“二十年”，然后他以一种令人感动的平静说到了“四百年”：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而历尽沧桑在那儿等待了四百多年。
请注意史铁生使用的全称表述：“十五年前的一个下午，我摇着轮椅进入园中，它为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如果换了另一个人来这样说话，很难保证不会被认为是一种煽情，但所有的人们都会相信，史铁生有足够的理由这么说。人们不禁会问：地坛为他准备了什么？结论其实很简单：为他准备好了关于“生与死”的答案。
C“生与死”的答案
人类需要这个答案吗？在不同的人那里，这个问题的结论可能会完全不同。老舍曾在《我这一辈子》里借一个人物慨叹，中国人活得真冤啊，糊里糊涂地来，糊里糊涂地走。可见很多人是不需要知道“生与死”的答案的。客观地说，1969年以前的史铁生也未必需要它，不然他不会对那个“最狂妄的年龄”感慨至深。但从1972年起，史铁生被迫要面对这个问题。也就是从这里开始，史铁生替我们所有自以为不需要的糊涂人背负起了那“生与死”的沉重：
这样想了好几年，最后事情终于弄明白了：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这样想过之后我安心多了，眼前的一切不再那么可怕。比如你起早熬夜准备考试的时候，忽然想起有一个长长的假期在前面等待你，你会不会觉得轻松一点？并且庆幸并且感激这样的安排？
每个人境遇的不同构成了世界的千差万别，但在史铁生的答案面前，世界显示了它的平等的一面。这将促使人类不再滥用或者尽可能少地滥用自己那个“狂妄的年龄”；这个答案虽然并不必然保证世界上不再有“失魂落魄的人”，但在史铁生以自己漫长的煎熬而获得的领悟那里，这些“失魂落魄的”人将得到宁静和终生的抚慰。“宁静是一种规格很高的品质。真正获得了宁静的人非但不是麻木的生硬的，反而是极其敏感极其温厚也是极其丰富极其坚韧的。他可能为草的凋零或者树叶的飘落而伤感，也可能替一位素不相识的弱智小女孩而担忧，他思考过怎样生也思考过怎样死，说到生的时候，他有那么多山重水复的烦恼和柳暗花明的喜悦，讲到死的时候他事无巨细从心态、方式到装裹和墓地，全都娓娓道来更谈笑风生……我们从史铁生的文字里看得到一个人内心无一日止息的起伏，同时也在这个人内心的起伏中解读了宁静。”（蒋子丹《宁静的史铁生》，《南方周末》2000年11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