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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文学的俄罗斯(二之一)

发布: 2011-1-06 22:26 | 作者: 陈丹青




       
       莫名其妙地,普希金诗句曾是中国六十年代文艺青年的口头禅,我们,破衣烂衫,除了满脑子革命口号,同时在乡下彼此抄寄这位“苏联人”的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十七岁上,我带着戈宝权编译的民国版《普希金文集》去江西,不久被当地中学下放的老先生借去看,借书的回报,竟是他亲笔翻译的席勒的诗,抄在廉价稿纸上。来回步行五十里,豪雨倾注的一天,我前往公社集镇取回那本书。山间沟壑,洪水齐胸,雨声和波涛如雷鸣般暴响。顶着浊流向前挪,我团拢书包,举过头顶,徒然用掌心遮护着,只为抵挡雨水,存放普希金。河滩候船时雨住天青了,赣南的莹白细沙有如满地湿米,我在嗓子眼默诵这位俄国人的诗,想象那文集快要讨回手边。日后这本戈宝权又借了给谁呢,终于遗失了。我也从一位画友借来,就此不还:那年月没有书店,书店也无书。画友的父亲是新四军老党员,亲历皖南事变与文革整肃,当年的行囊里,藏着普希金。
      
       在普希金旧居徘徊时,我没想起四十年前赣南山雨的那一日。豪华过堂一枚靠墙的小木桌盖着美丽的丝绒,访者穿过这里进入正厅与内室,回到过堂时,丝绒揭开了:那是一具玻璃柜,柜中的衬垫上排列着诗人的遗物:普希金的死亡面膜,眉心微微皱着;一只盒盖掀开的小银盒露出诗人的一缕头发,灰褐色,失尽光泽;一幅小素描画着普希金遗容的侧影,笔划拙朴,画中床头的细蜡烛就搁在小素描旁边,早已脆裂,被仔细接拢,平放着。馆员告诉大家,当年数万人排队进门与普希金作别,诗人的遗体就停在这间房。“高上去,再高上去……”这是普希金弥留之际的呓语,也是我记得戈宝权编译中有限的几句话。他不知道那么多人爱着他,连日等在门外。现在我知道,守候的人群就拥挤在狭窄的河边石路上。
      
       我久已忘了普希金的诗,但迷恋他的小说,手边有一册,是耿济之的译笔:《射击》、《驿站长》、《黑桃皇后》,还有《上尉的女儿》……篇篇妙然,介于男孩的甜梦和恶作剧之间,又如莫扎特,贵不可言。托尔斯泰重读普希金,豁然明白长篇的启首无妨单刀直入,我猜,托尔斯泰恐怕不带痛苦地嫉妒他——高上去,再高上去!普希金逝世那年,托尔斯泰九岁——如今彼得堡旅游广告印着普希金的手稿与钢笔画,随手勾写,笔致灵动,以俄罗斯性格的凝重与迟缓,这逸笔草草实在异数,俄国人却从他而找到了自己的文学。
      
       出普希金故居走不远,转个大弯,是为1881年亚历山大二世遇刺而建造的滴血教堂;沿河岸走到涅瓦大街,向东,折向南端库兹涅茨可小街,就到了生还的死刑犯陀思妥耶夫斯基旧居,旧居斜对过,也有一座东正教老教堂。
      
       早听说《罪与罚》主角犯案的楼房与街区,至今仍在彼得堡。动问执勤的姑娘,她扬起眉毛,转身从纪念品专柜取出一叠明信片。打开一看,吓得不轻,我刚才寻来时或许就经过这些地方:八张照片包括拉斯柯里涅可夫公寓,放贷老太婆公寓,妓女索尼娅公寓,杀人犯前往自首的彼得堡警察局,还有他发昏游荡的老桥与老街……每一图片的英文说明直接摘引原著片段,明信片封套标题是:
      
       《小说罪与罚主角地址一览》
      
       这是我第一次领教“小说”与“地址”的关系。有人问陀思妥耶夫斯基,什么是现实主义?他的回答意味深长:“是的,在高的意义上,我是现实主义。”此刻手中的“地址版现实主义”,他会怎样应答?我害怕陀思妥耶夫斯基,三十多年不再重读,仍然想起就怕。昆德拉提及托尔斯泰,说老先生曾经聊到哪位文笔悚动的写家,说,“他想吓我,但我不害怕。”于是昆德拉举证托尔斯泰如何描述惨象,那才叫人害怕。陀思妥耶夫斯基令我怕,并非惨象的刻画:不是那年轻人杀了老太婆,随即撞见无辜进屋的侍女,索性也一斧头劈了她——在同名电影中,那位女演员如小说描述般,双手遮眼,等着斧头劈下来——使我一再一再寒战惊心,以至静夜起坐深呼吸的怕,是不断不断迎对人的慌愁与煎熬。读托尔斯泰,我成为书中每个人,并与每个人展开关系;读妥思妥耶夫斯基,我不记得人物与故事,却被缓缓注入主角的心情,犹如中毒,转为自己的心事:我不愿意,可是犟不开:我不愿如拉斯柯里涅可夫杀人逃逸后心事重重地游荡“在街心公园他睡着了,忽因恶梦而醒来,瞧着满街的纷乱”,我也绝不愿杀人犯案,落到自首的境地“他走进警察局,又退出来,立在太阳下望着街对面陪他前来的索尼娅露出哀恳的目光”。如发高烧时那种狂热的聚精会神,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准每人心中的隐秘孽障,读他的书,如被仇人转脸指认的一瞬。我记得《卡拉玛卓夫兄弟》中一句逼一句毒辣而苦恼透顶的对话:不是记得对话,而是那苦恼的锐利与复杂感;我也隐约记得《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中凄惨到令人发指的瞬间:我不愿意记得了,可是人不记得事由,却难以删除曾经有过的心情。其中一节,好像是哪位母亲或姐姐为了什么穷途末路的缘故,领着小女孩,竟然惨相毕露地快活起来,走到大街上。
      
       谁没有不忍怀想的片刻?然而偏会想起,且详详细细地想: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写快感。他的看家功夫,是引你不堪卒读而狠心读下去,终于忍无可忍地忍受着,溃败于文学的淫威了。我愿这阅读记忆只是青年时代伤怀易感的夸张,但此行重读托尔斯泰,照旧又哭又笑,迁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苦味,我还是怕:当我远远望见他故居的灰色大公寓,心里就沉重起来,好像那是死牢或绝症病房。
      
       一份典型十九世纪文人的家,占了整层,五六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家温暖而殷实,一点也不可怕。中国有哪位文学家享用这般体面的居所么,纽约、欧洲,多有类似的老公寓。门旁是放置手杖和雨伞的老式波浪形木架,起居室一枚园玻璃罩护着他的黑礼帽,儿童室停着老式手工的童车、小沙发和洋娃娃。桌椅、餐台、书案,不如托尔斯泰家那么贵重,也是十九世纪的精工细作,铺着丝绒的盖罩,餐具镶着金边。图案富丽的墙纸上缀满家眷与友人的小照片,其中有普希金,缩在一枚鸡蛋大小的椭圆形银质镜框里,一头卷发。不知什么缘故,他与托尔斯泰俩约好了似地,都在内厅墙面高挂着拉斐尔《圣母升天》的黑白画片。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在彼得堡迁居数十处,这是最后的寓所,直到逝世,期间创作《卡拉马卓夫兄弟》。二楼展厅有他的死亡面膜,专心地紧闭双眼,像在听耳机。周围橱窗,是那个时代文学名人的书信、文件、手稿与照片——别林斯基、屠格涅夫、冈察洛夫,还有戴眼镜的书生狂徒车尔尼雪夫斯基——然而没有托尔斯泰。
      
       我不曾读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怎样谈论托尔斯泰,他比后者早逝近三十年;托尔斯泰谈及他,似不像对屠格涅夫及其他同行那么肆无忌惮:他曾意指陀思妥耶夫斯基无视技巧,作品粗糙而堆砌;晚岁,忽又不安地看重这位年长几岁的同行,含着泪,讲了几句老年人才会说出的话,说是早该找他。他俩有过通问的记载吗?据说他出走前,桌面摊开着《卡拉玛卓夫兄弟》:王不见王,这是中国的说法,照高尔基的意思,上帝与托尔斯泰是一个洞中两只熊,不好相处,其实另一只熊,该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吧。这位真正的囚犯,彼得堡居民,不是贵族,不是地主,终生守着普希金与托尔斯泰完全没有的秘密经验,有心而无意,提前预告了二十世纪的写作,专事搜捕人的难堪,以及,怎样承受难堪,同时,至少在他晚年,住在我今天到过的公寓里,殷实而温暖。他靠稿费生活吗?他的家,一点看不出主人曾经密谋造反,站过法场,押送西伯利亚,日后经常赌博输钱。
      
       有些隐秘我猜他从未写出,或者,转而折磨他的角色。我不知道哪个国家的作家如俄国人这般,越老越是苦恼,像是天下生灵的所有苦全都记在他们账上。瞧陀思妥耶夫斯基那张脸,虽说与托尔斯泰一样苦苦地想,可他的苦相如中国的酱菜般,自我浸泡,自甘其苦,渗透文学的汁液。莫斯科国家图书馆门前高高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铜像,苦得肩背高耸,脑袋缩着,好像正在熬住疼痛,或有人将要打他:他竟为后来的俄罗斯预先悲苦了么?从那尊像,我有点诧异为什么苏维埃赋予他如此崇高的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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