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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画风波

发布: 2008-11-21 10:17 | 作者: 范迁



那是个沾到‘黑’字就倒霉的年头,黑五类,黑帮,黑手,黑社会,黑色风潮,你一沾到这个‘黑’字,就被活生生地推到对立面去,是被专政的对象。

我那时在沪西的上海印染机械厂做工人,因为会画几笔画,常被厂里的宣传部门借调去画宣传画,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之类的巨幅群像,或是在大礼堂的乒乓球桌上,用浓黑的墨汁写大标语,张贴在工厂大门口,或是悬挂在车间的横梁下面。那时运动一个接一个,每个礼拜都有新的精神,新的口号,所以写不完的标语,画不完的宣传画,很少回车间去做工。

在业余时常去工人文化宫,那儿有个美术学习班,一般人家里地方都很小,转身都难。画画是需要地方铺展开来的,文化宫主要是提供场地,灯光,也提供些石膏像之类的道具,有时会请些退休的老工人来做模特儿。还有个好处是,能交到同好和文艺女青年,交流绘画心得和技巧,当然还有青年男女交流感情,醉翁之意在酒也不在酒。偶尔还有‘大师’级的人物前来光顾,示范啦讲座啦,这时美术组的负责人就像个陀螺似的忙前忙后。

我们叫这个美术组负责人‘王老师’,王老师是个分配来的复员军人,一件褪色的军装穿十二个月,大热天也扣顶解放帽,领扣严丝密封,为人不苟言笑,严肃无比。王老师并不会画一笔画,他身为老师的职责是为我们这些乌合之众把好思想上的关,画画也算是意识形态,虽然跟八个样板戏比起来是偏门,但偏门一开狗也会进来,一旦放松警惕,封资修的东西很容易混进来,毒害我们这些学员的革命纯洁性。所以,坐在门口大办公桌后面的王老师不断地抬头嗅嗅,学习班里有没有香风毒草的气味?或者背了手在我们后面踱来踱去,满怀狐疑地察看我们落到纸上的习作是否跟文化大革命的方向保持一致。

王老师的警惕性高是因为美术组里有两个难剃的头,我和韩辛,都二十来岁,学了几年画,手上功夫比人熟了些,轻狂得可以,虽然都是画毛主席像出身,但多看了几本西洋画册,认识了些社会上的阿狗阿猫,自以为开过了眼界,处处要显出个与众不同来,虽然在上班时有本领把毛主席像画得像颗国光苹果一样又红又亮,画习作时就想来个惊人之举,你们大家都画暖调子我偏画张灰调子,啊,中国的苏里科夫,自我陶醉一番。你也学我画灰调子?那我再来张点彩派让你开开眼界,雷诺阿,听说过没有?法国印象派大师。

我们敢于这么嚣张是欺王老师不懂画,王老师问谁是雷什么阿?我们告诉他就是为马克思恩格斯画肖像的革命画家,参加过巴黎公社。苏里科夫嘛?是列宁和斯大林的御用画家,静安寺转角正章洗染店楼上那张巨幅列宁像就是他画的,反正牛皮一吹过国界就查无实据。王老师背着手,一脸严肃地点头,教训我们:洋为中用,古为今用。

把戏不久就拆穿了。一天我们画画时来了个文质彬彬的中年人,不声不响在背后看了半天。文化宫是敞开的,别处的活动人员有时会跑进来看新鲜,所以我们也不在意。画到一半,中年人突然一本正经地指责我们:你们怎能这么画!这是封资修的玩意儿。我们斜了眼看他,哪儿跑出来个喝黄浦江水的?我怎么画,你管得着嘛。那中年人说了几遍,见我们没理他,竟动手来掀画板:你们这是放毒!是阶级斗争新动向。

终于吵了起来。亮出了身份,这个便衣警察似的中年人竟然是上海戏剧学院美术系的系主任,五十年代的苏联留学生。我跟韩辛面面相觎,也不知道他是偶然进来走马看花,还是王老师叫来火力侦察的。面面相觎的另外一个意思是,既然他是留苏学生,吃过洋面包,应该是见过世面的,我们小青年尝试个新方法,你私下交换一下看法也就罢了,如此在大众面前上纲上线,不是把人往死里整嘛。王老师平时是一听封资修三个字就脖子上毛都会竖起来的,现在来了个权威说是阶级斗争新动向,而且出在他眼皮子底下,刹时感到天都差不多要塌下来了,当即声色俱厉地把我们训斥一顿,宣布暂时取消我们来文化宫画画的资格,勒令我们回去深刻检讨。

我们才不会做检讨呢。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你文化宫又不发工资,不就是有几个石膏像嘛,难不到我们。同好家中有抄家后漏网保存下来的,或干脆从红卫兵抄家物资仓库里偷出来的石膏像,借来,建筑材料店买几公斤石膏,自己做模子,用肥皂水做润滑剂,照样翻个出来摩西大卫头像来给你瞧瞧。模特儿嘛,只要去找,遍地都是,休息天背个画夹去襄阳公园,那儿早有一条大汉坐着,平顶头,黑框眼镜,手握粗大的碳精条,画风颇有尼古拉。费辛的风格,碳精条横下竖起,点线并用,手脚齐上,又搓又揉,狂野不拘,把公园里晒太阳的老头老太太画得一颗颗满面皱纹的黑胡桃似的。此人叫蒋宝华,也是一个工人,上海滩的在野派,我们一拍即合,上海官方画家被我们骂得狗血喷头。那些秉照上级意图制作出来的假大空绘画看多了实在倒人胃口,每张都是红光满面,大拳头粗胳膊,一脸义愤状或张牙舞爪状。而在文革贫瘠的日常生活中,人人都是面黄肌瘦,脸上一副委琐的表情,穿着像咸菜颜色的服装。在那个环境下,绘画已经失去了真实性,说实话,十九世纪的俄国巡回画派,列宾苏里柯夫的写实主义都很难满足我们了,凡高和高更才是我们的榜样,到生活中去,画那些平凡人,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那一段时期对绘画的热情空前高涨,只要有空第一个冲动就是画速写,午休半个小时,十五分钟买饭吃饭,十五分钟抓紧画几张速写。休息天整天坐在公园的树阴下,死拖白赖地抓路人给我们当模特儿,跑到苏州河边上画渔民,要的就是那个满脸沟壑,风尘仆仆的味道。在那些假正经的年代里,画人体是个大忌,弄不好很容易被抓个‘流氓’,在‘严打’中被判个十年二十年。但要做大画家不能不画人体,只好在夏天关紧了房门拉紧窗帘,对了镜子画自己,小室里密不透风,热得汗如雨下,差点昏过去。上海很少下雪,所以一旦下大雪时千方百计请了病假跑去野外画雪景。我们还到处串门子,听说谁有一本珍藏的西洋画册就骑了一个多小时的自行车上门求阅。听画册主人说是废品收购店淘来的,回去就留了个心眼,跟附近的废品收购处老阿伯套近乎,拍他的马屁,要他给我们把外国画报留着,敬了几次烟后,也真给我们淘到了几本旧的苏联‘星火杂志’,视为珍宝,那几期正好介绍罗马尼亚大画家科内里。巴巴。从此以后我们开口闭口,言必‘巴巴’,没听说过巴巴的一律被视为老土。我们还到处拜师学艺,托人介绍去绘画界老前辈府上登门求教。我还记得那时住在上坊花园的留法画家颜文梁已经八十岁了,亲自来开门,说一口糯糯的苏州方言,把我们几个小年轻让到客厅坐着,颜师母端茶送水,老先生自己慢吞吞地取出一张方寸小画来让你观赏,一次只能看一张,看完了再去拿一张出来,不厌其烦地。八十多岁的人眼力还那么好,画中苏州园林里的一石一木纤毫毕现,柳叶都一片片画出来。还有个野路子的海派大师叫张士祯住在卢湾区,虽然挤不进官方主办的画展,但另辟捷径,名声在外,俨然是落选画展中帮主马奈之流的人物,听说多画些半印象派半野兽派的风景画,平时很少轻易示人。我们摸上门去,带了满画夹的写生画作去求教,大师勉强地接待了我们,一手抱胸一手托下巴,对摊满在地上的画一会儿睁眼一会儿眯眼,看了好久,最后哼哼哈哈说了几句不关痛痒的评语,到底也没给我们看他自己的画。我们知道他是明哲保身,但就算如此小心谨慎,张士祯后来还是被揪出来被当成散布封资修的大黑手。此乃后话。

这样的快活日子没过了几个月,突然有天被人告知:你们这两个家伙闯祸了。时值一九七四年,全国正掀起反击右倾翻案运动,文革也搞了七八年了,翻来覆去,昨是今非,老百姓都疲掉了,没谁把运动口号当回事。我们两个画画的,从不关心政治,祸从何来?后来发觉并不是空穴来风,市里正准备举办一个黑画展,作为反面教材,听说上榜的全是有名有姓的大佬,如林风眠,程十发,丰子恺,刘旦宅,吴大羽等人。人家说:你们两个家伙也榜上有名,老中青,你们是‘青’的典型,尾巴夹紧点吧。真是要命,三结合要搞老中青,找靶子也要来个老中青,换句话说就是两个陪绑的。我们心里还存有一丝侥幸;黑画展,黑画展,总还得有画展出,我们没证据落在他们手上,拿我奈何?不过我们再也不敢串门走户,躲在家里把可能有问题的画整理出来,剪碎撕掉,混在垃圾里扔出去。有些画实在不舍得,就藏到阁楼里,亲戚朋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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