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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布拉格

发布: 2010-5-06 20:32 | 作者: 陈丹青




       现代照明出现前,教堂的内厅怎样在烛光中交相辉映?两位歌手被照得太亮,太清楚了。我喜欢女高音歌手长得肥胖,喜欢听歌声怎样从胖喉咙一句句送出来,稳健地颤抖着,被下一组更复杂的颤抖接过去;男中音歌手那么清瘦,在每一尾音的换气之际,他的歌喉的振荡如鼓轻击,亦如洪钟的馀响,经院式唱腔要求中音从头到尾被压扁、被控制,控制为一种神奇的效果:这位男子今晚会因为虔敬而颠狂。
      
       半数歌曲早经听熟了,管风琴伴奏的独唱,第一次聆听。巴罗克名曲总被后人易为各种乐器与人声的组合,都好听。不过我是在听还是在看?或者,如每次在音乐会中难以专心致志那样,我只是在想:此刻我在圣法兰西斯大教堂,在布拉格。真的吗?赶紧四看,决定相信,心里一阵欢喜,像是亲自挠痒痒。舒伯特的圣母颂小时候就听熟了,今晚动衷是因起始的旋律那么轻,那么弱,像是管风琴的哽咽,一个巨大的金属喉咙哽咽了。惹我出泪的是男中音演唱佛冉克的“天使之粮”,我听出他没唱好的乐句,原作因此更显得伟大。末一曲玛斯嘎尼的作品原来也是圣母颂,早先我以为那是爱情歌。器乐版听过无数,今晚是人声,男女演员特意走下二楼站在祭坛前,七情上脸地唱,听到那有爱在心而神志惚恍的慢乐句,我又焦距模糊了一阵,同时想,今晚的幸福,就此完结啦。
      
       接着是盖浇饭与酸辣汤。餐馆就在教堂斜对面——穿过桥头堡广场,一眼望见查尔斯桥对岸被夜灯照亮的大皇宫,卡夫卡与昆德拉的时代,这庞大的夜灯系统尚未发明——如今哪里没有中国餐馆呢,在黑沉沉的巴罗克门洞口,硬纸板广告印着至少上百盆中国炒菜的彩色照片,在布拉格街头斑斓着,难看死了,但是青椒牛肉、麻辣豆腐、口水鸡之类,是我肠胃的归属呀。
      
       我不计较今晚的演出。教堂,古典音乐的摇篮,如今摇篮连同音乐,一并成了旅游项目了。但是巴赫与韩德尔的歌声是该在教堂廊柱间环绕飞升,我不是基督徒,耸耳倾听,只为暂时免于做一个野蛮而忙碌的人。布拉格的音乐会太多了,翌日走去另两座音乐厅碰运气,看看停留这几天能不能撞上好节目。无所获,然而理由令我起敬:北端的鲁道夫音乐厅本周排满少年儿童的音乐专场,不对外售票;南端的国家剧场正上演新一轮现代舞和音乐剧,均为本国剧团原创,日场、夜场,节目单看得眼花缭乱,没把握,放弃了。倒是剧场售票处的两位女士给我瞧见几分社会主义公民的意思:那当值小姐要言不繁,正派而矜持,一副欧洲共青团员的长相;小卖部站着一位早期社会主义版本的胖大嫂,我不过问问厕所在哪里,她的应答与手势好比接待刚录取的新生,又像好母亲,又像小学校长。
      
       窝尔塔瓦河。走下两座音乐厅大台阶,此岸对岸的华屋美树弄得我心神纷乱:我已不记得国中哪座城市的哪片河岸给我半点优美的视像。走走看看,返身折向东头寻找斯梅塔那厅:才来两天,我已走熟了旧城区好看透顶的小街巷——斯梅塔那厅位于旧城和新城的交界,是“新艺术”(ART  NOUVEAU)的经典建筑,里外一看,大开眼界。纽约布满“新艺术”风格老建筑,然而布拉格的这一座格外正宗,起建于1895年前后,正是“新艺术”观念与实践将开未开之际,比后来“新艺术”的固定模式,细节更繁,更具野心与想象。内厅种种壁画雕饰尚未脱尽滥情时期的浪漫主义,今天看,实在过时了,然而是认认真真的滥情,死去活来的浪漫,凝固为建筑,以过时的骄傲感进入后现代,如今反而显得新不可及了——在纽约,这样一座音乐厅绝对是历史性保护建筑,如“无线电城”,如帝国大厦——上世纪初,是怎样的豪情与金融使捷克人造就这座音乐厅?谁是设计者?那位长居巴黎的捷克画家阿尔芳索·穆卡显然对这风格发生过影响。
      
       上海的蓝心剧场和今延安路南端的老音乐厅,尚属十九世纪新古典主义建筑被简化的仿制,大光明电影院、国泰电影院、美琪大戏院,论原创、论精雅,虽不及斯梅塔那厅的千分之一,却是“新艺术”之后著名的ART  DECO风格。如今,这几件上海古董破败难看,毫无尊严,新上海的旅游景点根本轮不到这几家二战前的老影院。上海老弄堂也多有ART  DECO的经典设计,近年在劫难逃:石门一路大中里的成片ART  DECO住家去年被拆毁了,日后丑陋乖张的新大厦造起来,谁知道底下镇压着老上海历史建筑的旧档案?
      
       得到翌日夜间的室内乐票,去了,半数座席空着,斯美塔那厅也竟旅游化了么(又见不少韩国与日本的游客),演出阵容倒也不小,十把琴,乐手全都站着,第一小提琴手典型茨冈人模样。威瓦尔第的《四季》值得再听一遍,现场的音响从不令我失望。“冬季”的首句多么凶狠而肃杀,在同一的单音的旋律中,所有提琴的猛烈齐奏犹如铁骑铿镪,我竖起耳朵,辨听每一方位的每一把琴。当我选择CD时那么计较演奏,现在耳辩琴音,没有意见,只是听。
      
       散场后穿过旧城广场回旅馆,一座昏暗拱门下正有两位街头小提琴手也在演奏四季的片段,也是冬季开首那凶猛的单句,音波在拱门内激荡,骤一听,像是发生什么大事……经过那家叫做“普希金”的酒吧(多亲切:捷克与俄国理应留着这层渊源),经过两家毗邻的木偶剧场(在电视时代,这座城照旧上演几百年前的木偶剧,其中一家的名字就叫做“唐·乔瓦尼”)。小小的出卖木偶的商店几乎分布旧城的每条街。欧陆各国留存木偶戏,似不如捷克人这般热衷,而且有市面。毫无缘由地,我猜,捷克人的自嘲传统或许部分来自木偶戏,那是移情的快乐:在自己身上看见傀儡,在傀儡身上看见自己。我选了两具:绳线牵连的莫扎特与费加罗,簇新,然而来自古老的造型。
      
       旧城的小店铺,看熟了。铺面较大的店家多数辟为时尚服装店,展示所有欧美的名牌。资本主义无孔不入,不过一家纽约的阿玛尼或普拉达哪有捷克这么金贵的店面,门楼缀满老雕刻,内里的天顶壁画画在上个世代。一位瑞士朋友后来告诉我:1989年天鹅绒革命前的布拉格更美,Everywhere   untouch !为什么呢,因为——我早该想到——太穷了。忽然想起那位捷克摄影家的忧郁的布拉格,同时想起法国人拍摄的旧上海与老北京:胡同,弄堂,untouch。惟不同于捷克,我们先施行人的洗劫,待有了钱了,大片大片拆,以便葬送记忆。
      
       特意留了一天到处画速写。东岸,西岸,无须找寻构图,太美的景致没有绘画的余地,教堂尤难描绘——布拉格的教堂多有莫扎特踪迹:神学院图书馆供着两具十七世纪管风琴,其一为莫扎特当年演奏所用,造型繁华。西岸的大教堂另有一架庞大的管风琴也为莫扎特染指,我没进去:赏看欧洲需要气力(还得添上承受力)。布拉格处处提醒游客,它的历史曾经弥漫旺盛的精力,这精力,包括奥匈帝国解体后捷克把握了帝国遗存的工业文明,若非后来的大变故,这中欧小国的精力与智力如何发散?眼前布拉格尽是昔年的光华,其中,音乐记忆是重头戏。
      
       何以当年是布拉格听众将崇高的理解献给莫扎特?1786年、1787年,《费加罗婚礼》和《唐·乔瓦尼》相继上演布拉格,相比维也纳观众的难以适从,莫扎特在布拉格赢得从未有过的荣耀。当年演出的剧院还在么?几天后在维也纳国家剧院观赏《费加罗婚礼》,我毫无结果地想,为什么率先为这歌剧欢呼的人群不在维也纳?毗邻奥国的边境,捷克保留着莫扎特创作《唐·乔瓦尼》的别墅,车程四小时,不便去了,布拉格的短短四天已难消受。欧洲的无数遗迹实在货真价实,地理,地缘,处处历史的伏笔,人与文脉的关系,在一起,也可以不在一起,此处暗下去,彼端会被照亮:德国人韩德尔被英国人推崇备至,终老伦敦,之后,英国朝野盛大欢迎海顿到来,赞美之辞占据报章整版;德国人贝多芬将自己的盛年统统交给维也纳,在布拉格皇宫一座精致博物馆内,不知出于什么典故,藏着英雄交响乐全本手稿,而莫扎特的巨构《唐·乔瓦尼》就在捷克诞生,首演的指挥是他本人……十九世纪末,捷克设计家兼画家阿尔方索·穆卡的风格最初见重于巴黎,日后影响“新艺术”,回馈祖国;1968年苏军占领期间,捷克现代舞天才依里·基利安女士出走荷兰自组舞团;米罗斯·福尔曼于同期出走前,已是布拉格“新浪潮”导演首席要员——曾被封锁的中欧东欧,当年照样回应西欧艺术运动的缕缕强风——日后,他在美国拍出了经典电影《飞越杜鹃窝》,1983年接手《阿玛岱斯》剧本时,冷战尚无结束的迹象,他想起untouch的布拉格,于是关于莫扎特传奇的这部电影全部在布拉格拍摄外景,而不是在维也纳。
      
       诸位请再看一遍《阿玛岱斯》。虽然其中不摄入布拉格全景。自高居坡顶的皇宫东门走向出口,昔年城堡的箭垛墙面不高,适可依凭。放眼眺望,全城豁然展开,雨后夕阳,一道道紫云透射金光。窝尔塔瓦河贯穿全市,被远近教堂的尖顶园顶频频遮没,之后,继续闪烁,在城市的中腰逶迤转弯,流经一座座桥,与夕阳交融。这座城真的历经那段统治么?历史常有意外,可谓侥幸。论城市的本色,论华美,据说布达佩斯、莫斯科、华沙,远不及布拉格。这座城竟使卡夫卡洞见现代人的绝境,昆德拉迄今不愿来归的绝决,怕也是布拉格脾气。
      
       我望见的布拉格只是表面,我爱表面。我乐意叹赏一座城而对她怡然无知,东张西望,零散交代一份旅游报告。神学院图书馆有位职员与我聊天:我们是小国家,过去,现在,捷克不过是轮番向苏美使眼色,决定拥抱,或被拥抱。他瞪着波希米亚人又凹又凸的眼睛作出拥抱的手势,然后怪笑,我知道,那是小民的娴熟自嘲。早去过捷克的朋友事先提醒我:留心那里的女子,格外美丽性感,对啊,波希米亚和斯拉夫人都是美丽的种性,我竟错过这稀有的幸福么?都怪布拉格。除了满目应接不暇的美,这座城似乎没有政治,没有统治,只有她——她连社会主义的记忆也不给我。
      
       人类是不能沟通的。索尔任尼琴说这话时,人在美国。其实同为社会主义过来人,亦难沟通。那位雇员与我谈论捷克这二十年,我听他眉飞色舞,一点没向他诉说我的经验。我不能对他说,听着:我们没有现代作家嘱咐烧毁自己的手稿(并非为了恐惧);我们没有引人痛咥(痛咥是古语“猛烈苦笑”的意思,编辑不识,改成“痛苦”)的剧作家,出入监狱,结果被选为总统(决非为了做官);坦克长驱直入倒也见识过,但绝不是外国军队的坦克(此句在出书时竟保留了,广西社主编胆子不小);当然,我们也有美艳的女子,但这些美人背后的景观何其难看而难堪:我想不起一座我们的城市值得炫耀。
      
       离开那天破例早起,清晨的薄雾,查尔斯大桥几十尊雕刻又渡过一夜,周身蒙着轻霜。飞快画了几幅速写,手冻僵了,我知道,人要画画,其实是对眼前所见无可奈何。
      
       在旅馆前后门等候出租,我真巴望这告别的片刻遇见哪位美人走过,可惜不见。一位矮小精干的男子引我注目:长发向两肩披散,山羊胡,长鼻前耸,下巴缩进去,活象笛卡尔。他一手端一杯热咖啡,小心翼翼,缓步走来,略微奇怪地看我,显然不明白我为什么看他。街巷无人,也未停着小汽车,就这样,他从十七世纪的鹅卵石路面走过来,那一瞬我像是瞧见了波希米亚大公国。
      
       2009年10月—12月写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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