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听沈先生说闲人
原先我想，除了我们警卫队需要政治可靠之外，博物院里总该也需要学富五车的济济多士才对，因为这里到底是国家的博物院。我这个人虽然只勉强上过初中三年，可对专家有种天生的肃然起敬。没事的时候，我喜欢和警卫队的小毛坐在神武门前的长条凳子上，看着故宫里过来过往的职工，让他给我一一指点其中的专家。不知道小毛是真不知道，还是对专家不感兴趣，总之他每每指给我看的，不是原先国家排球队的扣球手，就是哪家大官儿的儿媳妇，说这些人哪里有什么真本事，还不都是走後门安插进来的闲差。小毛说这话大约也是在加强他原先对故宫的评价：总归一句，这博物院就是个养闲人的地方。只是我听了还是不死心，觉得偌大个国家博物馆，怎么会没有几个能人呢？有天我碰见北门的小队长老崔，就不知深浅问他：按说故宫是个博物院，好歹应该是个作学问的地方才对。老崔是个复员军人，来故宫好多年了，家眷还在河南郾城乡下，向领导申请家属团聚的报告不知打了多少回，总也不能批下来，肚子里正憋着一大堆火，让我给勾了起来。只见他不屑地对我撇撇嘴道：“奶奶个Ⅹ，有他妈的什么学问，不就是个一毛钱看一回的公园嘛。”
听了这话，我又是糊涂，又是泄气。原本指望到故宫来，有幸碰上个不吝赐教的专家，也算是不枉来一场。看来现实和我想像的还是有段不小的距离，原先的心思又不免懒了下来。
後来有一次我在沈从文先生家里小坐，那时沈先生尚未重新“出土”，仍然蜗居在堂子胡同，但整理古代服饰的研究却没有停手，过去有几个帮手还是故宫的。沈先生知道我正在故宫听差，话题就近了许多，于是我又把这个老话题拿来向沈先生问起。沈先生听了，起先笑咪咪地并不答话，略一沉吟之後道：“说件多少年前的老事给你们听。那年故宫织绣组让我去给办一个关于古代服饰的讲习班。我已经多年没有上过讲台了，这一回还确实认真准备了一番。去讲了两回，然后问下面有什么问题，也不见人搭腔。是大家都明白了呢，还是不好意思发问，我心里也没有底。终于，有天正在上课，突然外面有人高叫：‘食堂分排骨喽！食堂分排骨喽！’这时我发现，下面的听众上我的课从来没有这样兴奋，头都转向窗户，几欲起身，但看看我，又不好意思似的。我这才明白，我的长篇大论还不如一句“分排骨喽”的吆喝。于是我赶紧下了课，让大家一窝蜂地散了，到食堂去抢排骨。”说到这里，沈先生又象小孩子一样地笑了。
沈先生的这番话，似乎印证了老崔的判断。真的，故宫或许真就是个一毛钱看一回的公园。
不过，和沈先生这几十年来的遭遇相比，人家不愿听他讲课而宁愿去食堂分排骨实在算不得什么，所以沈先生还笑得出来，可说起别的事情，沈先生就没有那么轻松了。如今我记得最真切的是，他原先从外地提携到历史博物馆来的一个青年，此人後来暴得大名，文化革命里却落井下石，说沈先生在家开舞会，腐蚀青年人，沈先生说起来就难过得不行。後来沈先生被外国人发掘“出土”，当局也鼎力鼓吹，这人见风向转了就矢口否认曾经加害过沈先生。更加可笑的是，许多年之後，我到了历史博物馆，有个在部门里作主任的，也许是想抱名人的粗腿过过瘾罢，也可能是不知道我和沈先生的过从，竟当面信口雌黄地大讲此公从来对沈先生执弟子礼，交谊甚深之类的佳话，甚至听说他还把访谈录发表出来。我知道了就觉得身上不自在得很。
後来听说，沈先生过世之前，家人问他还有什么话要说。他回答道：“我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好说的。”我想，其中肯定包含了沈先生对这几十年来世态炎凉的无奈，但我吃不准这话里面究竟包括不包括他对“分排骨喽”那声吆喝的感触。
九、我会记得冯先生
後来在故宫呆得久了才发现，其实小毛和老崔他们的话也对，也不全对，故宫的门票是一毛一张，当然也是养着大批的闲人，但这里到底还是藏龙卧虎的地方，只是在那个年头讲究“书读得越多越蠢”，专家们都怕被当作攻击的对象，终日谨小慎微，唯恐出头露面，所以难于发现罢了。可是话说回来，就是捂得再严实的口袋也掩不住锥子的锋芒，早晚有刺穿露刃的那一刻。我在故宫最初见识过一次专家的风采是冯先铭先生。
小时候我跟父亲逛琉璃厂的时候，常常听大人讲起古玩铺子里的师傅辨识古物的本领，似乎高深莫测。如今到故宫来听差，虽然只是一名看守大门的警卫，但总认为“近朱者赤”，只要留心，耳濡目染没准也能学会一两招。可惜没有机会得到高人的指点，下了班在故宫里的展室随便逛逛瞧瞧，看到的都是热闹，总也不得其门而入。
说机会，机会也就来了。记得那天是我和老刘一同在神武门值班，有个上了点岁数的男子托着一个包袱来到大门前，说是有几样东西想卖给故宫。我一听就来了精神，赶紧给里边保管部打电话，让他们派人出来接待，我也想顺便见识见识。里边人问要卖的是什么东西，这人说是几样瓷器。里边人就说等会儿罢，有人出来接待。就在这个当口，来人和我侃侃而谈起来，说是他的东西一件是东晋的，两件雍正的，还有一件是乾隆的彩盘，都是祖传的玩艺儿。我让他先打开包袱给大伙开开眼，他不情愿地说：等会儿罢，等专家出来一块儿看。神色随着他评点自己宝贝的来历也渐渐地一起往上走，口气也就越来越大了。
不一会儿的功夫，里面出来接待的正是陶瓷组的冯先铭先生，笑着问要卖东西在哪儿。
来人看见冯先生那个风度，赶紧打开包袱皮，周围凑过来的眼神都直勾勾地盯着里面露出来的瓷器，可没有一个人懂得其中的奥妙，少顷，只好转过脸来眼巴巴地望着冯先生。
没想到冯先生连那人的东西都没有拿起来，只是望了一眼就说：“就这几样吗，您小心包好了，再去找几家问问，我们这里不要。”
此话一出，不但来人眼里看得出明显的失望，连我都不免泄了气，怎么好不容易企盼到的开眼机会这么快就结束了呢。
不过那人忽然眼睛一亮，微微笑道：“其实要不要都不要紧，您能给说说这几样东西的年代么？”显然他是觉着冯先生看不准东西的成色，不敢收，就借故推说不要。他脸上挑战的神色连我这么一个不通人情世故的人都看出来了。不过我也暗存一下心机：这回倒是要看看专家的本事了。没想到冯先生不假思索地说：“这样是东晋的，错不了。那两件是雍正的，这件是乾隆的，也都是真玩艺儿。只是您这几件东西不精，故宫要收的话，那就收不完了。我劝您到琉璃厂那几家再问问，他们也许能要。”
那人一听这话，一句话都没敢再多问，止不住地一通点头，随手就把几样瓷器用包袱皮重新裹好，怏怏地走了。冯先生对看热闹的众人潇洒地一笑，施然而去。
前后只有两三分钟，我见了满心的佩服，但又纳闷：这样的本事会是怎么学出来的呢？
後来才知道，冯先生原来是中西交通大家冯承钧的公子，後来到故宫师从陈万里。但冯先生不拘泥于古玩鉴赏的格局，独辟蹊径，从窑口出处上下手作研究，这就是古玩家远远比不了的了。我知道了这些才懂得一点作学问的难处，只是对冯先生佩服归佩服，却无从接近。做个警卫，只要故宫里的文物不被盗就是阿弥陀佛，这点进退我还是懂得的。说实话，有时我也羡慕那几个分配到业务部的工农兵学员和走後门来的青年人，一来就能在冯先生这些专家的左右聆听教诲。我想，这些家伙每天得学到多少东西啊。
羡慕他人的幸运，就不免盘算着自己的机会。怀着这样的心情，有次到甲骨文学家胡厚宣先生家里闲坐，又不知深浅地提起这么个傻问题。胡先生一点也不见怪，反倒漫不经心地说：“什么叫耳濡目染？只要有心，肯努力，这没有什么难的。你瞧原先我们中央研究院里那个卖饭票的，到了台湾，如今也都是清史专家了。”胡先生是说者无心，我是听者有意，看来只要自己努力或许还真能有出路。
故宫有一处很好的图书馆，藏书不少。而在那个年月，藏有好书的图书馆不少，但肯借阅的图书馆不多。谁都知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怕借出什么图书到了运动就是“放毒”。好在我算是故宫的职工，又顶了一个警卫队的“政治可靠”，再加上管理阅览室的老杨听说我和她原先在对外文委工作的同事学过法文，关系似乎就更近了一层，所以许多当时外面借不到的图书在这里都可以看到。当然，现在说起来有些好笑，我看的书无非是顾颉刚先生的《古史辨》，斯文赫定和斯坦因的西域考古探险记事，或者《文物》、《考古》之类的旧刊物，不过当年即便这样的图书也不是平常可以到手的。久而久之，我在图书馆看书的时候见到时常来这里的冯先生，他也好奇我这个警卫队员在这里看书是个什么由头，于是便有了一点交道。不过我和冯先生也就是个萍水之交，没有想到冯先生还真把我给记住了，而且後来还在关键时候帮了我一把。
那是几年後我报考考古所研究生时候的事。初试完了，还有复试，这时候外地的考生也要到北京来面试。考古所离我当时所住的沙滩後街不远，有天晚上就顺脚走到考古所，会会这些同科的考生。其中一位上过几年北大的工农兵学员，这回也来所里复试。彼此互道了仰慕，他知道我的背景之後还颇具同情心地安慰我说：“像你这样的，让你来复试就算瞧得起你，以後即便没有录取你也挣足了面子。”我听了这话觉得倒是也有道理。复试完了之後，听几个和我一样资历，报考其他研究所的朋友传过话来说，上面某个权威发了话，建议研究生院尽量少录取这些连大学门槛都没有迈过的考生，即便成绩突出也要慎重。他们就已经接到内部通知被刷了下来，让我也做好思想准备。好在那个时候我抱的是有枣没枣打一竿子的主意，只是隐隐感觉到：若是这次错过了，可能就再也没有读书的机会了。
那些天我还是和往常一样，下了岗就抽空到图书馆去看书。有天正好冯先生也来图书馆，他悄悄走到我身边。我一看冯先生的神色，觉得肯定他有什么事要找我，就赶紧站了起来。冯先生一把按下我，轻声地说：“前天去开一个古陶瓷年会，会上见到你报考的导师安志敏先生。随便说起来，他就问我认识不认识你，我说认识。他就问我对你的印象，我当然实话实说。看安先生的样子，这回对你是放心了。”
冯先生没有再多说什么，象往常一样，施然而去。可我听了这话，竟半晌愣在那里。我不但由此意识到生活的另外一扇大门总算即将开启，而且知道了冯先生心目中如何看待我，尽管他并没有再多说什么。现在回想起来，那天那一刻的快意是後来真正的揭榜都赶不上的。
不过，有段後续的插曲也颇有趣味。当初安慰过我的那位工农兵学员，因为要和一个文革前的老大学生竞争东北考古专业的名额。他估计自己的学问不是对手，就写“检举信”揭发对方的生活作风问题。只是此时文化革命里的那些老套路反倒叫人看不起，招生的导师佟先生也颇不耐烦这种人，便将其淘汰出局。後来我想，要是当初我是他的对手，我这个初中生，仅凭上面那位权威的意见，还真说不定要被打下马来。
人生许多所谓的机会无非就是碰到了好人，躲过了坏运。
前年我回国省亲，陪小青到万安公墓去祭扫她家的祖坟，偶然得知冯先生的墓也在这里。这就让我想起当年他对我的那份关爱，感触良多，赶紧寻到故人的坟前深深鞠了两个躬。
我和冯先生没有深交，可在我的命运关头他顺势推了我一把。或许冯先生无所谓，过後甚至可能忘记了。但于我而言，会时时记得冯先生。
